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范伯群先生去世已经两年多了，我经常想起他，感念他那慈父般的关怀和他对于我的影响。2017年12月10日，我正在德国科隆大学访问，听到范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离我回国还有3个星期，想到范先生给予我的教诲，而我不能送他最后一程，一时悲从中来。以至于2018年在苏州举行的范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一度哽咽不能语。

我第一次见到范伯群先生，是1994年5月在上海，他带着一位应届博士生到复旦中文系，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几位应届博士生一起参加答辩。那时的他，已经是国内中国现代文学界的知名教授。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举止儒雅，思想敏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范先生年轻时就在学界有知名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在《文学评论》《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78年开始，他到苏州大学（原江苏师院）任教，之后在《文学评论》发表若干论文，1980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陆续发表学术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因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苏州大学在1990年获批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

1995年5月，我因毕业找工作联系了苏州大学中文系，并且去试讲了。回到上海后，我向导师蒋孔阳先生汇报联系去苏州大学工作的情况。蒋先生沉默了一会说，到苏大也是不错的选择，钱仲联先生、范伯群教授都是国内著名的教授，你去那里沉下心来做学问，一样可以做出成绩来。苏州离上海很近，将来可以过来多走动。那时，范先生的恩师贾植芳先生和蒋孔阳先生都住在复旦九舍，两家住在一楼的对门。贾先生住在13号，蒋先生住在14号。范先生到复旦大学参加90周年校庆时，便来看望了蒋先生夫妇，并对我到苏大任职表示欢迎。

我正式见到范先生是1995年8月底到苏大报到以后。我到苏大本部老校区北校门附近的钟楼新村去拜见他，他那时似乎在忙着收拾东西，家里有些杂乱，到处是书。他热情欢迎让我如沐春风。说起蒋先生，范先生深情地回忆起大学期间蒋先生和濮之珍先生夫妇给他们上课的情形。蒋先生西装革履，戴着一副眼镜，风度翩翩，教“文艺学引论”；濮先生扎着两个小辫子，活泼风趣，教“语言学引论”，当时两人都刚刚30岁左右。1995年的时候，博士毕业生还比较少，而且又是蒋先生指导的，范先生在言谈之中对于我的学术寄予厚望。他敏捷的思路，充满慈祥和善解人意的一番宽慰，严谨庄重而不失幽默风趣的言谈，让我感到很愉快。我从他的学术情怀中获得慰藉和激励。

我到苏州大学任教的时候，中文系改为文学院，新任院长是朱栋霖教授。他那时想干一番事业，准备申请博士后流动站。根据博士后管委会的规定，他决定利用从校外刚进校任教的两位应届博士毕业生，依托范先生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在职做项目博士后。就这样，我从1995年12月开始就跟着范先生做项目博士后。不久以后，苏大也顺利地获批了博士后流动站。

那时，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林兴宅教授那里刚刚硕士毕业的李勇考取了范先生的博士生，基于李勇的文学理论基础，范先生让他做通俗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我也是理论出身，相应地范先生也希望我做现代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范先生不仅把他写的相关通俗文学著作《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和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作品集《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以及一套12本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等送给我，还把国外通俗文学理论研究的英文著作复印本给我看，对我的研究能力给予信任，寄予厚望。

我开始阅读现代通俗小说等作品和相关研究著作，试图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艺术成就进行评价。1996年整整一个夏天，我每天都到相王弄的原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去看1949年以前的通俗文学杂志，并做好笔记。在阅读了相关资料之后，1996年我写了第一篇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论文《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之我见》，后来在通俗文学领域有影响的《通俗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朱栋霖教授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通俗文学作家作品本身，写出有分量的论文来，‘之我见’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范先生则很高兴，予以鼓励：“刊物还作为头条论文发表呢！”

我从事的现代通俗文学博士后研究并不是很顺利。由于我是在职研究，需要备两门课，又要整理博士论文出版和校对其他书稿，准备评职称。文艺理论教研室有前辈老师认为，作为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我的正业是把美学和西方文论的课上好，希望我全力做好文艺学教学的本职工作。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其间还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20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于1997年12月顺利出站，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了五六篇相关论文。2007年初搬家到上海的时候，我又把书稿拿出来整理修改，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为书名，于2009年2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当时求序于范先生，范先生一口答应，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对本书予以褒扬，向读者郑重推荐。

尽管两年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客串”，但我从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通过对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作品和范先生成果的阅读，我开始正视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从作品自身去作判断和研究，并且分析这些作品被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原因，而不是人云亦云，同时又不矫枉过正。我也从此开始认真地审视通俗文学的价值和雅俗文学的关系，对普通读者多元的审美情趣予以充分的尊重，对从《诗经·国风》开始的民歌和历代小说、戏曲作为通俗文学作品的价值及其经典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且把通俗与庸俗真正区别开来。我后来还把由此带来的雅俗关系的体会贯彻到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研究中去，又加以生发。可以说，我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体会，对我今后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范先生本人最初在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的时候，也是经历过从传统成见转变过来的历程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编社团流派资料集，因为苏州作为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很多通俗文学作家都出自苏州，查阅资料尤为便利，便委托范先生他们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范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开辟了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每次读他的著作，总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那优美而有力度和气势的文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佩服他在学术上所具有的敏锐的眼光。

范先生视野开阔，境界高远，有锐气，有活力，有非凡的意志力，终于成就了他辉煌的学术大业。他年轻时曾经历挫折和磨难，使得他在中晚年更加珍惜学术研究，更加珍惜时光，具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治学精神。我从他身上总能感受到一种锐气、活力和与时俱进的治学态度。他总是专心致志于他的学术研究。每当谈及自己独到见解的时候，他都会流露出特有的犀利和敏锐。有一次我去校医院，看到他在候诊的时候，若有所思。我不忍心上前和他打招呼，怕打断他的思路。范先生晚年住在杨枝新村，家中虽然很狭小，他却乐在其中，孜孜不倦地钻研和写作，大有安贫乐道、孔颜乐处的人生境界。谈到学术，他豪情满怀，让人感到他是自己精神王国的主人。

范先生离开我们了，他那视学术为生命的情怀和神圣的学术使命感，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