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邵洵美是现代文化史上知名的出版家、诗人和文学活动家，一度被誉为“文坛孟尝君”[1]，而林语堂则更为著名，向以“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2]自居，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成绩令人瞩目。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结交、合作和疏离，对彼时文学生产、文学思潮及文坛结构等都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以《论语》《人间世》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为研究对象，在多方查阅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还原二人交往始末。

一、林语堂为何离开《论语》？

关于林语堂和邵洵美的结识，目前最早的证据是有关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发起人会的材料[3]。据陈子善先生考证，1930年5月12日，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举行了首次发起人会议[4]，《申报》对这次会议做了报道：

蔡孑民、胡适、叶玉虎、杨杏佛、谢寿康、徐志摩、林语堂、邵洵美、郑振铎、郭有守、唐腴庐、戈公振等君，昨在华安大厦开笔社发起人会，缘发起人中人，多数系海外笔会会员，故在国内亦拟有此组织。席间，由胡适之博士说明发起经过，次通过章程，会址暂设亚尔培路二百零三号，《缘起》由徐志摩君拟就。[5]

林语堂与邵洵美的名字并列出现，可知两人最晚在1930年5月12日结识。这次会议后，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当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悉数到场，当日邵洵美被推为理事兼会计，林语堂是普通会员[6]。

笔会成立后，曾举行多次活动。来看胡适日记里对笔会的记录：“1931年1月11日：一点到笔会的宴会，见着戈公振、蔡先生、洵美、亮功、寿椿、振铎、赵景深、张资平、盛成、虞岫云女士，杨皙子先生……等人。”[7]林语堂自1917年便与胡适结识，此时期两人同在上海，公事之余，二人私人交往颇多，1930年2月，林语堂参加了胡适组织的“平社”聚餐后，两人交往更趋频繁，林语堂日记便多次记载了与胡适来往的诸项事宜[8]。在1931年1月的这次笔会宴请中，胡适列举的“省略号前”的名单中没有林语堂，依照两人的熟悉程度，此处未提名，基本可以判断，林语堂没有参加这次笔会聚餐。

曾今可《新时代》月刊上对笔会亦多有报道，第1卷第2期的《文坛消息》一栏有“笔会改选理事”一条新闻：

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於八月九日在北京路鄧脱摩西餐馆开会，计到会员徐志摩，邵洵美，戈公振，罗隆基，曾今可，曾虚白，孟寿椿，孙大雨，毛壮候，王景歧，梁得所，孙席珍，赵景深，郑振铎，及应王二女士等。改选理事当选者为邵洵美，郑振铎，孟寿椿三君。[9]

此次笔会于1931年8月9日召开，也没有提及林语堂。第2卷第1期《文坛消息》也有“笔会近讯”一条新闻，内容如下：

日前笔会假Dinty Mooer’s开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常会，计到邵洵美，曾今可，李青崖，崔万秋，曾虚白，戈公振，梁得所，傅彦长，孟寿椿，高新亚，傅子东，全增嘏，张若谷，史彬生，应蕙德女士等十余人。关于一九三二年的会务多所讨论，将设笔会文学奖金，出版年刊，欢迎新会员等。是日新加入会员二人：崔万秋，为曾今可，曾虚白二人介绍；应蕙德女士，为章士钊，邵洵美二人介绍。[10]

此处仍然没有提及林语堂。从诸多材料中，可以看出，笔会成立后，邵洵美对各项活动积极参加，各种文献记载中都可见他的身影，而林语堂则参加不多。目前可以确信的是，林语堂参加了笔会首次活动，即青年作家盛成的归国欢迎会[11]。以上就是林语堂和邵洵美早年的结识和交往情况。

1932年７月２日，傅彦长日记有一个邵洵美和林语堂同席的记录：“午时起身，午膳后自家外出，时三点多钟。到再生时代。遇林玉堂、全增嘏、储安平、郁达夫、孙福熙、邵洵美、章克标、张振宇等。”[12]此处“林玉堂”即“林语堂”。不难发现，这份名单上的文化人几乎全是两个月后《论语》杂志创刊时列出的“长期撰稿员”，想来这次集会是讨论《论语》创刊筹备事宜的。关于《论语》的筹备情况，林达祖曾有记叙：“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章克标、张光宇、张正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13]，林达祖是《论语》杂志的后期编辑，没有经历创刊期，这番记叙可能是听邵洵美或其他同人转述。由以上两个材料，我们不难推断，《论语》创刊之前，论语社同人曾多次召开筹备会。而因为刊务关系，林语堂和邵洵美于1932年这个夏天开始来往密切。

1932年9月16日，《论语》正式创刊，作为主编的林语堂和作为主要出资人的邵洵美，成了杂志的两个台柱子。这时期，两人围绕杂志的稿源、编辑、出版和发行等事务，多有合作，可谓“朝夕过从”。他们还共同参与、组织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事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1933年2月组织的萧伯纳访华一事，两人在这一事件中都担负了重要角色[14]——近水楼台先得月，1933年第12期《论语》便编发了《萧伯纳游华专号》。与此同时，他们还常常出席一些公开的社交活动，如新雅茶室的聚谈[15]、新月书店的工作聚餐等[16]。关于这个时期二人的活动情况，学界讨论较多，在此不多赘述。值得重点讨论的是林语堂离开《论语》前后两人关系的变化。

（一）编辑费风波

1933年10月16日，林语堂在《论语》第27期刊发启事，宣布离开《论语》。启事云：

本人承论语社同人之托主编《论语》，幸得海内同志踊跃匡助，安度一年，基础粗定。现因本人另有编辑计划，势难兼顾，决定自本期起脱离编辑职务，并已请陶亢德先生继续主编，所喜海内为本刊长期撰稿者不下数十人，陶先生编辑经验丰富，定可循序渐进发扬光大。本人仍以社员地位逐期撰稿，另辟“我的话”刊载，尚希海内爱护本刊之作者，继续赞助多赐佳作为荷。[17]

自第28期起，陶亢德正式接任主编一职。林语堂为何离开《论语》？当年就有不少传闻。在一篇题为《林语堂不编论语之原因》的消息中，记者用小说笔法绘声绘色写道：

兹据调查所得，林语堂从此不编论语之原因，实由林所作《让娘儿们干一下吧》及《结婚是女子的职业》二文引起。缘该文发表后，许多女读者，莫名其幽默，认为侮辱女子人格，乃群起责难。事闻于林语堂太太，伊亦愤愤不平，深责林之不该。林当时乃云：“好了，好了，此后我不谈女子，我转过来说，男人们以娶太太为职业好了。”林太太怫然不悦曰：“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的妆奁都给你化完了。”

自此以后，林太太即断绝林先生经济上之接济，而此“幽默大师”为息事宁人起见，未几即以脱离论语社闻矣。[18]

该文刊发于《越国春秋》。《越国春秋》初为杭州《民国日报》附刊之一，出版一年半之后，因《民国日报》改组而停刊，后有人将所刊文章汇集编辑成书出版。该刊主要报道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动态、名人消息、文坛资讯、社会琐事等，“多谐譚琐乘，语至不经”[19]。依此文戏谑的文风看，文中所写林语堂离开《论语》的原因自然系捕风追影。但和经济有关，则是有可能的。时隔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也大多从经济角度考量，譬如有学者认为：

据章克标回忆，不管是林语堂，还是列名的‘长期撰稿员’，大家仅为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之类。孰料该刊不久便热销，于是在发行到第10 期前后，林语堂便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邵让他找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章克标。章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 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然而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 元。章克标为此非常恼火，向邵洵美抱怨，说林语堂‘是个门槛精！’他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双方分手。[20]

结论是：一个要涨工资，一个拒加薪，在编辑费上，双方话不投机，从此一拍两散。研究者根据章克标的回忆来做推断，自然是妥当的，但这段回忆出自老年章克标，在记忆的准确性上存在很大误差，因而做出的结论也便语焉不详。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最切实可信的史料应该从当事人当年的记叙中选取，或者至少时间越接近事件之“当下”，越可信，所谓“同时人的证见”。章克标写于1934年的《林语堂先生台核》一文，详细记叙了《论语》和林语堂之间的纠纷，相对他的老年回忆，可以说更值得拿来参考。在这篇文章里，章克标详细介绍了《论语》创办之初的经济情况：

论语自画人不合作后，乃定大家拿出钱来自办，共预备一千元，先收五百元试出六期，所以当时市上有论语只出六期即行停刊的谣言。先由时代印刷所承印，纸张一切均归代办，发行也归时代代理。因之各人大家都认定了股子，而事实上始终没有人拿钱出来过。这时语堂和洵美是大股东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出到第十期时，又议定条件，让给邵洵美个人承受，编辑的支取编辑费却仍照旧，而稿子则支付稿费，以千字三元计算。这是和本来预定的不对了，本来主张至少五元，否则不付分文的，十期以前之稿，以自办故，均不付稿费，计议将来有利益时再算作股份，编辑则每月津贴百元耳。[21]

总结来说，《论语》的经营模式最初是创始人拿出一千元自办，实行股份制，林语堂和邵洵美各投股五分之一，即两人各出本金200元。出到第十期时，林语堂等人将股权让给邵洵美，转而只领取编辑费。至于稿费，以千字三元计算，但十期之前，编辑领取编辑费一百元，不领取稿费——从杂志上的《本刊投稿规约》看，章克标的说法基本属实。13期之前的《论语》都有启事，称“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22]，就是说，不仅编辑没有稿费，连投稿人也没有稿费领，13期以后，才开始“来稿一经刊登则酌酬现金或本刊”[23]。

而关于“200元”编辑费的来龙去脉，章克标的解释是这样的:

后来因事情忙，语堂拟请其令兄来沪囊助一切，需要薪八十元。乃再加八十元而为百八十元。其后语堂之令兄不果来，但事务仍由语堂任之，故仍支百八十元。其后又添用校对一人加二十元为两百元。其后语堂谓所写短评算稿费甚麻烦，乃以月三十元了此账，合为二百三十元。[24]

由上可知，所谓200元编辑费实乃“林语堂、语堂之令兄、校对”三人共同的报酬，章克标称，到《论语》刊行至第30期时，林语堂又要求增加编辑费。这让他更加不能容忍，于是提出建议，认为与其增加编辑费的开支，不如增加稿费更为合理。因为“令兄不来，语堂代之”，林语堂兼领两份薪水，有变相的“骗钱”的嫌疑，章氏便认为林语堂在《论语》领取费用一事上，斤斤计较，几次三番“耍小巧”，对其十分不满。这篇文章写于林语堂离开《论语》不久，而当事人也都活跃在上海文坛，又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较为可信[25]。

章克标所言大抵属实，但结论却有些偏颇。平心而论，作为主编兼论语社中名声最响亮的作家，林语堂几度要求增加编辑费，是合理的。首先，《论语》出刊之前，打的就是林语堂的旗号。在该刊一帮编辑同人中，唯有林语堂可谓当年文坛的意见领袖，是可以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角色。而邵洵美、章克标、孙斯鸣等人，在文坛的影响力可以说和林语堂不能相提并论。故而，《论语》出刊之前的预热，是以林语堂为宣传重点的。当年《新时代》月刊的一则文坛消息可以佐证：“林语堂博士拟办一杂志，初定名《幽默》，已在邵洵美家请过客，不久即可见诸事实。近闻将改用一古书之名，并以古书一章作广告，嘱暂守秘密。”[26]其次，林语堂为《论语》的创刊、经营、宣传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仅为杂志挑选插画煞费苦心，在杂志之栏目设置，乃至广告宣传方面也尽心尽力。《论语》出刊以后，有刊物这样宣传：“英语学家林语堂近主编一文学刊物，名为‘论语’，此实为极有趣味之命名，且有别开生面之内容，执事者有郁达夫，岂明，李青崖，章衣萍等，创刊号已出版，出版处为上海中国美术刊行社。”[27]可以说，正是因林语堂之显赫声名加出色的办刊理念，才让《论语》甫一出世，就受到文坛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创刊号多次再版，以后几期销量也是剧增——从第4期起，《论语》甚至就地起价抬高了广告费[28]。

在谈及《论语》时，林语堂对自己的功劳也从不讳言。在《与陶亢德书》中他自白：“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面目粗具，五官俱全。”[29]在此文中，林语堂也提及了“论语社”，认为《论语》的创办有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人的赞助之功，然而他却说：“论语向来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论语早已公之天下矣。论语之成功，即国人共同之成功也。”[30]这句话说得很冠冕堂皇，潜台词却是论语社成员对杂志的贡献不多，《论语》之所以大获成功，功在主编也。不仅如此，在其它多篇文章中，林语堂也刻意表明《论语》乃自己“一人”创办的姿态。如《方巾气研究》一文开头便说：“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又表示“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因只生性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乱谈，此种文章既无处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氣”[31]。“自办一个”云云，话里话外都营造了“《论语》是林语堂一人创办”的舆论。

林语堂所言是不是事实呢？究竟创办《论语》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关于这段历史，林语堂、邵洵美、林达祖都有过记叙，林淇、邵洵美女儿邵绡红也各在传记中论及，但他们所引证材料或是当事人晚年的回忆，或是他人转述，在准确性上都有所欠缺。我们还是来看章克标当年的记叙。在《林语堂先生台核》一文中，章克标对《论语》的创刊有详细的交代：

语堂与我的交涉，不得不讲到论语的创刊，当时我们想办一刊物，适逢语堂等也想办一刊物，於是联合起来同办，决定有文有图，独创一格而以带幽默风趣为主。最后一次的预备会仍在洵美家中举行，除语堂，增嘏，光旦，青崖，达夫，斯鸣外，尚有画人光宇振宇文农等多人，大家决定办一个刊物[……]《论语》创刊，第一期的编排既全出我手，且在创刊当时，画人与文人中间已起了意见，几乎破裂，语堂且有激愤之编后语，虽被删去，但弃置之封面上还有是印着一个尾巴的。此刊之得免于死产，我仍有功，殊不应恨我[……]画人与语堂之意见，虽经洵美之调解，终不消除，其时语堂只得央一俄人作画，又自洋报剪取，以装点门面，计亦良苦。稍后方有六平嘉音静生等投稿，但光宇则抱定宗旨，不为论语作画，直到论语与时代和他有直接利害关系时。[32]

由章克标的回忆可知，论语社的成立及《论语》的创刊，是两方面力量聚合的结果，其中一方是邵洵美及其圈子同人，另一方是林语堂及其友人。但在创办之初，两方就存在冲突。一是，文人和画家出现了矛盾。林语堂和画家合不来，导致张光宇等拒绝为《论语》作画。邵洵美从中调解，矛盾终不消除，最后以张氏兄弟等退出编辑团队了结[33]。二是，编辑团队的人选存在分歧，林语堂推荐的章衣萍和王礼锡被章克标、李青崖等人排挤出列。可见在创刊之际，编辑部就进行了一次“排除异己”的工作[34]。此外，章克标也对自己的贡献做了“表功”：1、《论语》的名字是他取的；2、《论语》创刊，第一期的编排全出他之手；3、从创刊一直到十几期，他差不多每期都有稿子，对于《论语》，可以算是功臣。而据邵洵美《一年论语》一文里的说法，孙斯鸣也负责过几期[35]。值得注意的是，邵洵美和章克标都指出，到了“十期”以后，林语堂方正式开始主编《论语》。

综合多方材料，可以判断，在早期具体编务上，林语堂主要从事指导和宣传工作，而章克标等人则具体负责编务工作。固然章克标、孙斯鸣作为普通编辑，和主编林语堂相比，在工作重要性和影响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对《论语》的贡献还是应该得到肯定和关注。而林语堂每每在谈及《论语》之际，大功独揽，忽略其他人对杂志的贡献，自然会引起论语社同人的不满。

对于离开《论语》，林语堂本人给出一个“另有编辑计划，势难兼顾”[36]的理由，显然不能让人信服。1934年4月，林语堂再致陶亢德，再次自陈离职《论语》另办《人间世》的原因。他给出的解释是，自己想另外专门编辑一个小品文杂志，两个杂志虽然个性不同，然而面目是一致的。意思是《人间世》和《论语》是兄弟刊物，自己不编《论语》，并非因为和《论语》同人有分歧，而是为刊物长远发展打算的结果。然而此文最关键的一句却是“人间世初出，只好多放几分力量。且俟其长成，立足得住时，亦非托先生抚养不可”。文章最后一句似有挖墙脚的意味：“何时约兄同到洋泾浜上，共举香槟，其快慰当奚如？恐外间或有误会，请将此函发表於论语上。”[37]事实上，林语堂离开《论语》之际，就分走了陶亢德的很多精力[38]。

多年以后，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再度提到这一公案时，终于说出了当年离开《论语》的真实原因：“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39]林语堂口中的“印刷股东”和“我那位朋友”，指的就是邵洵美。80岁的林语堂在提及此事时，依然带有强烈的情绪，将出资人邵洵美称为“印刷股东”，并将自己离开《论语》，归罪于邵洵美。

和章克标等人之前提到的分歧主要在编辑费这一具体事务上不同，林语堂所不满者，是《论语》的归属权。

（二）《论语》所有权究竟归谁？

在论语社，当年就存在“主权”争议。不仅林语堂，即使和邵洵美走得很近的章克标也吐槽过，“历次会议，不曾使我有一次参加的机会”。章克标也承认：“究竟论语主权是否时代图书公司所有，乃是很大的问题，非语堂一人所得私下解决的。”[40]那么，《论语》究竟属于主编林语堂还是出资人邵洵美？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20世纪30年代出版界的总体情况以作判断。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杂志有五种基本出版模式：1.书店与编辑之间的合作出版，编辑负责杂志的内容，而印刷、发行则由书店方面负责；2.报馆在日常的出版之外，还出版周报、月报等附属刊物；3.团体出版发行机关刊物，以文艺团体、职业团体的刊物为代表；4.学校出版的刊物，情形和团体相似；5.个人出版，即个人组织的杂志社[41]。从各位当事人对《论语》创办和发展历史的回忆，我们可以判断，林语堂和邵洵美之间的关系，属于合作出版，即林语堂负责编辑，邵洵美旗下公司负责印刷和发行。

查阅广告页，可知早期《论语》由中国科学公司印刷，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自第4期起，杂志改由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公司印刷，自1933年第28期起，改由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图书公司）发行。中国美术刊行社（时代图书公司前身）和时代图书公司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发行流程。据后期《论语》主编林达祖介绍，刊物的发行方式主要采取直接寄送和代售处代售两种模式，寄送的是论语社同人和订户，而代售处则主要针对零散读者。代售处又分为三类，一为本埠代售，由上海各大书局如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等27家书局和杂志公司代售《论语》；二为外埠代售，外埠的代售处也是各地的书局；此外，《论语》还面向全国各大城市发行，辐射到各省省会甚至偏远地区。可以说，《论语》的发行网络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后期还远销至南洋各地华语区[42]。查看《论语》的广告页，可知林达祖所言不虚。

不难看出，邵洵美旗下时代图书公司完备的发行网络对《论语》的畅销功劳甚大。另外，邵洵美对杂志稿件编排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发稿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据邵绡红回忆：“洵美作为诸多刊物的主人，每一份他都要关心，尤其在刊物创办之初，他更是费神，从制定编辑方针到挑选编辑，从组织撰稿阵容到分头约稿，乃至具体的编务、出版，他都事必躬亲，有时连封面设计、广告词都参与意见。编辑们常常到他家里来跟他讨论到深夜。”[43]显然，不论从编辑业务的参与度，还是出版发行的关联度上，邵洵美及其旗下出版公司与《论语》之间都属于紧密合作，因此，《论语》杂志的所有权属于出资人邵洵美一方。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模式，主编有影响力和编辑经验，出版方有经济实力和办刊热情，两方合作，当属“强强联合”。在早期，双方的良性互动让《论语》面世后，一时洛阳纸贵。有学者考证，1932年12月《生活周刊》的销量为125000册，《机联会刊》《良友》的销量为40000册左右[44]。那么，《论语》的销量如何呢？林语堂写于1933年的《二十二年之幽默》一文曾提及《论语》的销量情况，“听说论语销路很好，已达二万（不折不扣）”，并根据读者争读《论语》而至闹出纠纷的诸多案例，推出“二万本之论语，大约有六万读者”的结论[45]。当年最受欢迎的时尚杂志《良友》销量不过四万份，而《论语》作为一份人文思想类刊物，创刊一年就卖了两万册，虽然林语堂推断《论语》有六万读者，可能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但即便是两万读者，《论语》也可谓“爆红”了。1927—1937 年的民国经济被学界誉为“黄金十年”，而《论语》之创刊恰好在“黄金十年”的中后期。有学者指出，在这个时期里，“国民政府经济管理高层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导格局基本确定。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国内，导致一般读者购买力下降，杂志价格低廉的优势凸显出来。这样的历史背景，以及现代出版业的民营性质和读者市场的驱动，有力促进了期刊的自由生长和蓬勃发展，以至于‘杂志年’成为 1933—1935年报刊上的热词。”[46]在“杂志年”的文化背景下，阅读《论语》成为一种流行的潮流，我们甚至可以在关于明星家庭生活的报道中，发现《论语》的身影[47]。

《论语》的流行和上海读者热衷阅读小品文的潮流有关，此外，出版界的跟风也是一大原因。茅盾当年就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营业竞争在中国，常常是‘抵制主义’：譬如甲书店出一套‘文学入门丛书’销路还不错，乙书店就来一套‘文学ABC丛书’以为‘抵制’。‘幽默’有销路，大家就来‘幽默’；‘小品文’引人注意，大家就来‘小品文’。”[48]在这种情况下，《论语》因其“先行者”的身份备受瞩目，市场上类似的刊物蜂拥而起，相继出现了《中庸》《大学》《春秋》《聊斋》等杂志，都是借用中国传统典籍做刊名，包括提倡幽默的刊物《谈风》《逸经》等。在这种出版氛围里，当《论语》作为“开创者”和“先行者”被提及时，读者更多地将之与林语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位名叫徐敬耔的读者就这样说道：

我国文坛，自林公创刊论语之后，一纸（其实每期都够二十多页）风行，四方响应，凡有屁股（报屁股），莫不效颦。幽默二字，从老教授都听不惯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小学生耳熟能详的崭新名词，尤为投稿家晨昏颠倒，寤寐思求的对象。於是笑林广记，一见哈哈笑之类的书籍，被人捧为高头讲章，竹枝词，打油诗，仿古赝本，最为摩登，什么《中庸》，《孟子》，《聊斋》，《天下篇》，等半月刊，书摊上触目皆是。[49]

不难看出，《论语》所有权虽然属于邵洵美旗下公司，但其在文坛所营造的“象征资本”却属于林语堂。同行曹聚仁对此局面看得分明：“林语堂以《论语》而传，《论语》呢，也以林语堂而传；虽说，《论语》社乃是十人合股的有限公司，而邵洵美自有权利据《论语》为独家财富的；但，一般人总把‘《论语》-幽默-林语堂’看作是三位一体的。”[50]。甚至当林语堂赴美之后，《论语》复刊刊登讥讽林语堂的文章之际，仍然有读者为林语堂鸣不平[51]。

声名在外的林语堂，面对没有杂志所有权的现实，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难免不出现心理失衡。于是，当林语堂和邵洵美等发生杂志所有权之争之际，良友公司于此刻看准商机，开出了高价编辑费，邀请林语堂编辑《人间世》[52]。当年有小报消息称：“林语堂主编论语，编辑费每月三百五十元，主编人间世，编辑费每月五百元，现在林语堂学了上海营造公司大包作头的乖，出了一百五十元，请陶亢德编论语，又出二百元，分给陶与徐訏编人间世，这们一来，林语堂可以不操一点心，安享五百元的利益[……]”[53]由前文可知，林语堂主编《论语》之际，最高薪水不过是两百三十元，小报所言显然失真，而关于《人间世》五百元编辑费的说法，也语涉夸张。但在编辑费用上，良友公司更有诱惑力是无疑的。与向时代公司要求200块编辑费尚且不能得到爽快答复相比，良友公司显然让林语堂动了心。另一方面，《人间世》和良友公司之间的合作采取的是承包制，“由良友每月出一笔编辑费和稿费交给林语堂本人, 由他支配, 良友担任总经售, 对刊物不加干涉”[54]。与《论语》时期办刊受到众多掣肘相比，作为《人间世》主编的林语堂显然拥有了此前不能比的话语权，借用曹聚仁的话说，“这才是林氏一家的刊物”[55]。

二、1934年的“章林之争”

1934年4月初，林语堂离开《论语》杂志，创办并主编《人间世》半月刊。《人间世》创刊以后，推崇小品文，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56]，并将小品文的地位推至现代文学以来各种文体之最高。在饱尝战乱和苦难的中国，这类言论引来很多争议，从而引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品文论争”。此外，精通新闻传播之道的林语堂为宣传计，拿周作人自寿诗大作文章，打造“新闻点”[57]，不仅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刊发周作人大幅近照和自寿诗及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的和诗，而且随后连续两期又刊登了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和诗。1934年4月-5月《人间世》连续三期刊载周作人自寿诗及其友人唱和之作，导致的效果是，“《五十自寿诗》及其和诗的影响力，很可能由此大大加强了刚诞生的《人间世》在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并一度形成《人间世》前几期‘洛阳纸贵’的局面”[58]。

《人间世》的热销，也引来了一系列争议——左翼文化界人士对“五十自寿诗”事件的反应，已有很多学者讨论[59]，限于本文的主题，这里只讨论林语堂与邵洵美、章克标等人的争论。面对种种议论，1934年4月，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一文，一宣心中愤懑。文章开篇即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60]此处“登龙君”显然影射章克标，在此之前，章克标刚刚出版了一部《文坛登龙术》。文中林语堂认为章克标于《人言》《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等处化名攻击《人间世》。此文发表后，即引起了一番风波，此文既影射了章克标，而所点名的《人言》《十日谈》又均牵涉邵洵美，于是有了“《人言》公开信风波”和“章林之争”。

《人言》周刊编辑郭明和谢云翼首先发布了《致林语堂书》的公开信：

语堂足下：

今天在自由谈上，得读大作《周作人诗读法》，涉及拙编人言周刊：谓人言与其他刊物对尊编人间世亦曾作系统的攻击。披诵之余，诚有令人不能巳于言者。

人言与足下之关系亦惟足下知之最深：前次足下在论语所刊启事，同人固不愿多所饶舌；今番关于人间世，各方虽不无评质，然人言却未置一辞，在足下或以愤懑之余，指鹿为马，而在同人却凭空生出是非来，实为始料所不及。

足下提倡小品文，是乃各人嗜好，同人等当然无话可说；但平心而论，“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一段文字，究竟不无有“瘌痢头儿子自己好”之嫌。足下倡导“幽默”允宜超脱不羁，但近来尊作徒见懑盛之气，倡幽默者果应如是耶。

夫小品文不过文学上一种体裁，固无提倡或打倒之必要，争辩解释，在同人看来，本来太觉“天真”！

足下为文学努力，不胜钦佩，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方今政潮所趋，崇尚XX，足下谈国事时，亦常以……而鄙弃之，特观最近足下论调，竟有欲行文学的独裁之趋势，不禁使人愕然。叨在知己，谨此附陈，如有未尽之处，而须指教者，若其范围仅限于个人意见之不同，而于大局无关者，自以约期面谈为妙。否则笔墨之间，徒留痕迹，转贻人以“登龙有术”之讥，想亦为足下所不取也。

书不尽意，即诵

著祺

郭明 谢云翼

同启[61]

郭明即邵洵美[62]。邵洵美为何反应如此之大，直接原因是林语堂与《人言》的纠葛。邵洵美在此信中没有多说，只简单提了一句，“人言与足下之关系亦惟足下知之最深：前次足下在论语所刊启事，同人固不愿多所饶舌”。——此即刊登于《论语》第36期的《林语堂启事》：“鄙人前应友人之邀，允附骥末列名为人言周刊编辑同人之一。兹因他事缠身，势难兼顾，经已去函请求取消个人编辑名义，随时撰稿。诚恐外间或有误会，特此声明。”[63]《人言》于林语堂创办《人间世》之前两个月（1934年2月17日）创刊，关于《人言》周刊的创刊缘起，编务曾迭曾有过一个说明：

人言是产生在平涼路平涼村二十六号的“第一出版社”的，该社第一个定期刊物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十日谈》，《十日谈》是一个有名的横冲直冲的刊物，我们这班青年，又正在国难严重时期，有一处可以大放厥词的地方，自然趋之惟恐不及了。然而，我们总觉得《十日谈》只不过给青年们发泄愤怒了，至于理论的建设，平心的检讨，如其因于气力的都在愤怒上发完的只剩了“强弩之末”，那也未必是健全舆论之道，於是邵洵美先生，又有人言创刊的计划了。

郁达夫先生常说邵洵美先生是一个“不肯把说出的话收还来的人”，这观察一点也不差。於是说办《人言》，就办《人言》，计划版式的计划版式，核算成本的核算成本，拉稿的拉稿，写发刊词的写发刊词。[64]

那么，《人言》与林语堂究竟是什么关系？翻阅《人言》创刊号，可以发现编辑同人名单和特约撰稿人名单里，林语堂的名字赫然在列。林语堂是《人言》编辑同人之一。当时的出版新闻在宣传《人言》之际，也都提到了林语堂，比如一则出版消息这样写道：“自生活周刊停刊后，最近复有《人言》之出版，撰稿者为林语堂等，编辑人为郭明等，由第一出版社出版，闻为某作家所创办云。”[65]但到了第3期，林语堂的名字就从编辑同人一栏消失了。既已公之于众，为何又突然撤掉？一时间引起文坛猜疑纷纷。有小报记者还曾撰写八卦文章《小情报—林语堂辞“人言”编辑之索隐》，该文传言林语堂与《人言》编辑“郭某”在某次酒席上发生言语不快，导致次日林语堂即登文宣布脱离《人言》。该记者对“郭某”是邵洵美一事尚且糊涂，小道消息，自不可取信[66]。对此，林语堂本人的解释是，之所以退出《人言》编辑委员会并发布声明，是因为当时自己已决定主编《人间世》，“不欲外间以我为跑街婆也”[67]。此说显然属敷衍之词。若不欲做“跑街婆”，当初创刊号也大可不必署名。

关于此事，《人言》周刊编辑同人之一章克标则提供了另外的说法：

当人言周刊创刊之初，语堂亦列名为编辑同人之一，也许是勉强的，但开始时他的确欣诺，而且在未刊之前他还介绍徐訏来主持编务，虽然这是被拒绝了，不过他的令兄来襄助，是由洵美欣诺的。后来问是否要请他令兄立时从福建来，因回答中有了一点犹豫，於是语堂公言不再为人言写稿，并且邀同别人与他一致行动。他的用意何在，真令人不解。

人言的当初，本来也想由大家出资合办，由语堂主编，自设发行所，因为论语的交涉，当时很不快人意，所以有此意。不过时机成熟之际，语堂又不愿出资，但人言周刊社当时很穷，实聘请不起如语堂那样的大编辑，所以想出那个委员会的办法来，其中当然有借名招摇挂羊头之意，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可是后来语堂竟在论语上突然刊载启事，人言也就取消了这个编委会。[68]

在章克标的叙述里，导致林语堂和《人言》周刊分道扬镳的，依然是经济和人事问题。

回到上文提到的公开信。在公开信里，邵洵美对林语堂无端指责《人言》周刊攻击《人间世》表达了不满，并对林语堂独尊小品文，且独尊自编刊物之小品文的做法提出质疑。但这封公开信明显误读了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一文，林文说的是“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针对的是个人行为，而邵洵美、谢云翼的公开信，则将之理解成“人言与其他刊物对尊编《人间世》亦曾作系统的攻击”，以刊物的名义回应。

林语堂随即发表公开信《致郭明谢云翼先生函》，亦将之公开于《申报·自由谈》：

郭明云翼先生：

阅悉本日自由谈所登致弟尊函，虽知二位忙人，未必有暇亲拟此信，然此信之发表，欲使汝我破坏感情甚明。弟前文只谓“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而来函认为弟谓“人言……亦曾作系统的攻击”，正欲使个人避开锋头而使汝我交恶也。且欲使《十日谈》关系轻，使《人言》关系重，此法亦妙矣。是亦幻龙新术，岂但所精研之登龙术而已。此君共有七篇文稿攻击弟个人（最近一篇《谈诀》登在今日收到之第二十七期《十日谈》）故谓之“系统的”。只须效文素臣正眼一觑，照出其为俗物，而非龙，使现原形，一切平安大吉。弟决不受其欺愚而对二位发生误会，而先生亦幸勿坐听一言论机关变为私人发泄意气撒伪龙尿之地。函中语辩不完，故不辩（。）

顺便声明，弟始终推许《人言》而鄙夷《十日谈》。日前退出《人言》编辑委员会而必须在启事上声明者，乃因尔时弟已决定主编《人间世》，不欲外间以我为跑街婆也。

语堂敬覆[69]

在回信中，林语堂指出，谢邵二人的公开信并非亲撰，乃章克标代写，意图是分化林邵关系，并指出了谢邵公开信的逻辑错误“正欲使个人避开锋头而使汝我交恶也。且欲使《十日谈》关系轻，使《人言》关系重”，林将代笔人直指章克标，认为“是亦幻龙新术，岂但所精研之登龙术而已”，并表态“弟绝不受其欺愚而对二位发生误会，而先生亦幸勿坐听一言论机关变为私人发泄意气撒伪龙尿之地”。可以说，虽然话说得曲里拐弯，但林语堂对邵洵美还是十分客气，他显然不愿意与邵洵美彻底决裂[70]。

林语堂公开信发布后，邵洵美、谢云翼又再发一信《再致林语堂书》。虽然对前信指责林语堂“文学独裁”等语表达委婉的“歉意”，但该信继续揪住林语堂将《人言》列名到刊文攻击《人间世》刊物名单一事表达不满，回击林语堂的指责道：“纵人言本身不为‘系统的攻击’，仿佛意思之间，已将‘一言论机关变为私人发泄意气之地’”[71]。并声言：“弟等纵非有闲之人，然人言编务，责无旁贷，决不致忙得连一封信，都要请人代写；若以为更有第三者藉‘此信之发表，欲使汝我破坏感情’，想系我兄猜度之辞，非事实也。”[72]虽然林语堂声称绝不受人欺愚而对邵洵美发生误会，邵洵美也声称“足下学问，素所钦佩，爱之维深，不觉言之维切”，“弟等初衷，实未有牺牲数年来朝夕过从的深谊之意”[73]，但二人关系的不睦，彼此已心照不宣。

在这场论争中，相比林语堂方面的“疏于应战”，邵洵美一方显然“斗志昂扬”。除了在《申报·自由谈》上予以信件往复，邵洵美并将此三信——即郭明（邵洵美）、谢云翼致林语堂的两封公开信《致林语堂书》《再致林语堂书》，林语堂的回信《致郭明谢云翼先生函》——一起刊登于《人言》周刊第1卷第12期。经过“二次曝光”后，进一度扩大了论争的影响。此外，邵洵美还在其他随笔文章中对林语堂表达不满，譬如在评价小品文流行现象时，邵批评文坛多意气之争，文末便顺便“点”了林语堂几句：“年来文坛上多意气的争执，辩论时常越出范围。双方既各走极端，於是文章的讨论，便变成粗俗的谩骂……又语堂近在《周作人诗读法》一文中，有人向人言、十日谈、矛盾、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等语，似有所指，此中恐有误会；语堂固非好事之流，何必自寻烦恼？”[74]将昔日朝夕过从的合作伙伴称为“好事者”，其间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

而章克标本人的反应则更加激烈。林语堂在公开信中，表示“始终推许《人言》而鄙夷《十日谈》”。其实《十日谈》和《人言》周刊都是邵洵美创办的，前者初由章克标、邵洵美任主编，谢文德任发行，后改为杨天南（章克标）主编，沈同任发行，由中国美术刊行社出版。面对林语堂的攻击，章克标首先在《申报·自由谈》上做了一个简短回应：

语堂谓我於人言、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系统地攻击人间世，不知有何证凭？矛盾月刊上论小品随笔之类一文是我作，而其他各文便非我作不可之理由何在？语堂如无强有力之真凭实据以证明其他各文确为我所作者，应不能逃避其有虚构捏造诬栽陷害之恶意。[75]

后于《十日谈》第34期，发表致林语堂的讨伐檄文《林语堂先生台核》，全面回应林语堂的影射和指责。除了重复前文之意，章克标还讥讽道：“许多人的围攻人间世，是攻其态度内容，语堂岂有不知，乃故作糊涂，拉拉杂杂以自辩。”“《人间世》一出版就为各方所不满，嘲讽咒骂之声四起，语堂说是章某一人在各方化名投稿之结果，可惜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我现在仍敢说《人间世》而不改变其旨趣与态度者，一定不能持久，现在因为大家在相帮宣传，所以销路还不十分可怜。一种刊物，倘使不是只给三二个好古有闲的人清玩的，总得有一点时代的气息，和前进的意识。”[76]这让林语堂愤激不已，曾将这番争论告知鲁迅，后者在回信中，对林语堂的看法表示不以为然。依鲁迅之见，此次文坛围攻《人间世》，并非起因于章克标一人，更多的不满原因还在杂志本身[77]。

章克标的文章发表时，《十日谈》还附上了一则编辑按，指出章克标文多意气之语，但又表示“世上既多冠冕堂皇之人，则若干能有意气者，也很可珍贵”。一面说“章君的非难，完全由于个人的私见，很不妥贴”，一面又说“受了人家陷诬的，时间自会替他洗刷”[78]，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其实还是偏向章克标。《十日谈》在文坛口碑很糟糕，一面因其刊文风格动辄横冲直撞，每每惹起官司[79]，一面也是编辑者的有意为之，当初创刊之际，就为了“给青年人发泄愤怒之用”[80]。而《人言》创刊之初，报的宗旨便和《十日谈》不同，求的是“平心的检讨”和“理论的建设”，以健全舆论。但两份刊物，其实是同一班人马，都是以邵洵美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为班底的。

于是，很自然地，章克标、邵洵美、谢云翼三人在立场、态度上几乎一致，邵氏同人以《十日谈》和《人言》周刊为发布和传播的平台，和林语堂发生了正面“互撕”。20世纪30年代文坛各种论争频繁，“章林之争”和“公开信风波”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因发文密集，且《自由谈》《论语》《人间世》的读者众多，还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当年专注于出版界新闻报道的《出版消息》就有报道，称“林语堂以编《论语》而出名，继却辞《论语》职，作《人言》之编辑同人，继又辞《人言》之编辑职务，为良友图书公司编《人间世》矣！林编《人间世》时，即申明此系纯粹小品文月刊，迨出版一期，即遭自由谈，中华日报及其他刊物之物议，以为在此时期，不应出版此种‘玩物丧志’之刊物，林即分别应战，不料后来阵线扩大，攻击者愈聚愈多，林几有应付不暇之状，《人间世》第二期出版后，销路即受影响云。”[81]甚至连《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离职，时人亦怀疑是因为这场章林之争的牵累[82]。

“章林之争”的直接原因是林语堂和章克标之间的人事之争，但编务引发的冲突只是表象，背后实是章克标、邵洵美等人和林语堂之间对小品文地位及风格的争议，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小品文与周作人自寿诗为中心的“《人间世》论战”和“小品文之争”的一个分战场。林语堂将当时文坛对小品文的攻击归为章克标一人，实在是冤枉了章克标。《人间世》的被人诟病，实因林语堂在推广小品文之际，过事张扬，如朱光潜所批评的那样，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使其成为弥漫一时的风气。在30年代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有识之士察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83]，而对其大加批判乃至群而攻之，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章林之争”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30时代同类杂志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彼时上海出版界“抵制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办刊风格和编辑人员上有着复杂纠葛的《论语》和《人间世》，一旦在市场上狭路相逢，势必会有销量及口碑高下之争。《论语》本就销量很大，《人间世》创刊后利用周作人自寿诗大作文章，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销量也很可观，在市场上强行“分一杯羹”[84]，“市面上竞争烈而心眼小”[85]，于是，邵洵美在公开信里对林语堂在提倡幽默和小品文上“有欲行文学的独裁之趋势”的强烈不满，也便可理解了。

要言之，“章林之争”既是章克标（及其背后的邵洵美）和林语堂的个人争执，也是两本杂志、两个文人圈子的经济利益之争。林语堂和邵洵美的聚合因为商业上的利益，而两人的分离和相争也同样为此。他们的关系变迁鲜明地体现了30年代海派文化圈的商业化色彩。当然，除了利益的相逆，二人在文化理念上的分歧也是一个原因。林语堂在文坛的地位显然远高于邵洵美等人，林拥有广泛的文化资本和学术资本，一开始因为利益之需他们尚且能达成合作，而当商业获得了成功，文化上的分歧便显得越发难以融合[86]。

结 语

虽然章克标和林语堂公开闹了决裂，但邵洵美和林语堂却维持了表面的和气，后来在提及林语堂离开《论语》之际，邵洵美也很委婉地为其解释道：“后林语堂先生又与徐訏先生合编《人间世》，接着又与陶亢德合作《宇宙风》，为了外来的稿件不易分开,于是只得与《论语》脱离。”[87]这和林语堂冠冕堂皇的解释如出一辙。看起来，林语堂和邵洵美两个人都不愿意公开撕破面皮，即使心中有怨气，表面的“和气”还都照顾到了。同处上海文化圈，在一些共同的文化空间比如“新雅茶馆”“弗里茨夫人”的沙龙中两人依然常相过从，并表现得“十分融洽”[88]。

1935年2月，《人言》周刊创刊一周年时，邵洵美组织《一周纪念编辑特刊》，分别邀请叶灵凤、施蛰存、王平陵、马国亮、林语堂、陶亢德等出版界知名编辑作“命题作文”，此命题为“定期刊物在社会上之地位及其推进文化之力量，使杂志之使命更为天下人公知。”[89]《人言》庆祝创刊，邵洵美邀请林语堂撰述命题作文，此举有不计前嫌之意。有意思的是，林语堂交的文章题目是《我与〈人间世〉》，开篇即为：“答允郭明写一篇《我与人间世》，因病未果。郭明垂怜，许以减刑，谓几十字亦可交账，只好在枕上写几行。”[90]虽勉为其难，但依然交了差。一年前二人主编的刊物公开论争，在文坛闹得沸沸扬扬，一年后，二人握手言和。

但心结难解。

1936年，林语堂赴美定居，邵洵美曾撰述一文：《你的朋友林语堂》。文中邵洵美如此评价道：“你说林语堂这个人，看上去意志坚强，可是也情感丰富，为了交际应酬，虽似一钱如命，可是为了名士美人，却也千金如土；他有美国人的商业头脑，却偏爱提倡英国人的幽默风度。”[91]虽看似玩笑，但不难看出邵洵美对林语堂为人、为文矛盾的不以为然。至于林语堂，正如上文提到的，他在《八十自叙》中不点名地提到邵洵美，称“一位朋友”接过自己一手创办的《论语》杂志，然而“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文字间充满不屑与不平之气，可见其到老仍对邵洵美心存芥蒂。

注释：

[1]1936年，漫画家鲁少飞在《文坛茶话图》这幅著名作品的配文中称“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参见鲁少飞：《文坛茶话图》，《六艺》，1936年第1卷第1期。

[2]此乃林语堂自撰对联。在《与陶亢德书》一文中，林语堂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参见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1933年11月1日第28期。

[3]关于二人关系，已有王兆胜《林语堂与邵洵美》（《福建论坛》2004年第5期）、安拴虎《林语堂与邵洵美的合与分》（《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两文做了分析，但观其引述材料及所论视野，尚有进一步辨析和深入讨论的空间。关于林语堂和邵洵美的结识，邵洵美本人有过一篇回忆文章，写于1936年的《你的朋友林语堂》一文中邵洵美如此写道：“你说，你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和他见面，已经忘掉，那不妨。你说，你第二次在什么地方和他见面，也已忘掉，那也不妨。第三次在什么地方和他见面，你是记得的。你说是在银行公会吃晚饭。他那天穿了件藏青绉纱大褂，脸上金丝眼镜，嘴里雪茄烟，未说先笑，真是讨人喜欢。”（邵洵美：《你的朋友林语堂》，《论语》，1936年8月16日第94期。）双方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订交究竟从何时开始？最佳的参考资料是《林语堂日记》，据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公布的消息，现存的《林语堂日记》是“林语堂于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所写的日记，记录颇为详细”，“日记中几乎每日皆有读书写作的记录，甚为勤勉。由日记中可知，林语堂日常多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蒋梦麟、周作人、杨杏佛等人往来，时常聚会。”参见丁玲：《嘉德秋拍推出一本林语堂日记起拍价50万元林语堂日记新解与鲁迅之恩怨》，《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3日。1929年到1932年，林语堂与邵洵美的结识应该就在这个时期。但据阅读过日记的陈子善先生转述，该日记未曾出现林邵交往的记载。邵洵美没有留下过日记，但和邵洵美有过密切来往的傅彦长，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恰好1929年、1930年、1932年、1933年这几册日记留存了下来。在日记中，傅彦长十分详细地记录了日常生活中和上海文坛诸多文人的交游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邵洵美的许多活动踪迹。其1929年2月17日记载道：“到新雅，遇李青崖及其弟等。李言：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青天白日，皆中国天下之内的十字军狂热也，皆非民族的。予甚以为然。到市政厅听第十八次交响音乐会，遇赵元任、林玉堂、徐志摩、张若谷、周大融。”[傅彦长：《傅彦长日记（1929年1月-4月）》，《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4期。]此处“林玉堂”即是“林语堂”。可知林语堂在1929年初就已经和邵洵美圈子里的张若谷、周大融有接触，但查看傅彦长后来两年左右的日记，不曾出现林邵来往的记录。

[4]参见陈子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活动考（1930—1937）》，《文人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7—411页。

[5]《笔社发起人会》，《申报》，1930年5月13日。

[6]《笔会之成立》，《时事新报》，1930年11月19日。

[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8]参见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

[9]《文坛消息·“笔会改选理事”》，《新时代》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

[10]《文坛消息·“笔会近讯”》，《新时代》月刊，1932年第2卷第1期。

[11]参见陈子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活动考（1930—1937）》，《文人事》，第419页。

[12]傅彦长：《傅彦长日记（1932年7-8月）》，《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1期。

[13]林达祖：《我和章克标》，《沪上名刊〈论语〉谈往》，林达祖口述，林锡旦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14]据张若谷回忆，在活动现场林语堂任萧伯纳临时翻译，而邵洵美则以笔会同人代表的身份给萧伯纳赠送了泥制优伶脸谱的礼物。参见张若谷：《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大晚报》，1933年2月18日。

[15]胡适1934年2月9日日记：“到新雅，光旦、增嘏、李青崖、洵美、语堂都在座。”参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16]比如胡适1933年6月16日日记：“在银行俱乐部吃饭，主人为新月书店及太平洋国际学会两处的朋友，见着洵美、语堂、光旦、光迥……诸人。”（《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第675页）

[17]林语堂：《林语堂启事》，《论语》，1933年10月16日第27期，封二。

[18]姬觉礼：《林语堂不编论语之原因》,《越国春秋》，1933年11月（第1—49期），第161页。

[19]参见编者“小序”，《越国春秋》，1934年6月（第50-71期），第89页。

[20]李勇军：《是谁“创办”了〈论语〉杂志？》，《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日。

[21]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章克标的记叙存在部分错误，如他对《论语》印刷、代理方的表述不准确，该刊创刊时印刷所是中国科学公司，发行则是中国美术刊行社。

[22]参见《本刊投稿规约》，《论语》，1932年9月16日第1期。

[23]参见《本刊投稿规约》，《论语》，1933年3月16日第13期。

[24]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25]在这过程中，邵洵美没有公开表态，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位《论语》编辑林达祖的叙述中辗转得知。林达祖是《论语》的后期主编，并未参与《论语》早期的争论，但林和邵洵美多有接触，曾在回忆录中记叙了林语堂离开《论语》的经过，林的记叙想来是由邵洵美处听得，也可谓邵洵美对此事的看法了——与章克标详细叙述与林语堂分歧的宣战文《林语堂先生台核》比对，说法基本一致。参见林达祖、林锡旦：《沪 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6]云裳：《林语堂将办杂志》，《新时代》月刊，1932年第2卷第6期。

[27]《林语堂主编论语》，《橄榄月刊》，1932年第25期。此广告应是林语堂授意发布，他最初试图让章衣萍进入编辑部，但后者为邵洵美、章克标等人排斥，后并未加入《论语》编辑部。

[28]《论语社启事》，《论语》，1933年11月1日第4期。

[29]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1933年11月1日第28期。

[30]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1933年11月1日第28期。

[31]林语堂：《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日。

[32]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33]关于画家和林语堂的矛盾，邵绡红认为林语堂最初设想《论语》以半本文章半本漫画的形式呈现，但在宴请漫画家黄文农时，一时大意将名字写成了王元龙（名演员），惹得画家不快，导致半本漫画的计划失败。参见邵绡红：《邵洵美和漫画家们的渊源》，《乐爸爸所乐》，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0页。但观章克标的文意，林语堂与画家的矛盾更多地指向张光宇兄弟。

[34]“不过别一方面也一定给语堂以若干不舒服，因为赶走章衣萍，排除王礼锡，当时虽不是有计划的，但曾是为保持我们内部整洁之阵容而发言，支持青崖的提言，作有力的后盾。语堂的拉章衣萍，拉王礼锡，我们是莫测其高深的。”章克标这里说的“我们”应该就是邵洵美圈子中的李青崖、孙斯鸣等人，这些人和林语堂相比，显然和邵洵美更为亲近（参见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35]邵洵美：《一年论语（代编辑随笔）》，《论语》，1947年12月1日第142期。

[36]林语堂：《林语堂启事》，《论语》，1933年10月16日第27期，封二。

[37]语堂：《再与陶亢德书》，《论语》，1934年4月1日第38期。

[38]《良友》画报主编马国亮曾回忆：“音乐和美术两杂志已经先后面世，伍联德的出版构思没有就此松弛下来。他永远在不停地计划新的设想。一天上午，我到他的总经理室谈工作，我还没开口他便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林语堂要给良友编一个刊物，一切都已谈妥，马上可以正式开始筹备云云。林语堂是当代著名的学者，作家，还在我念中学时，便在《语丝》周刊上读过他的文章。这时候也读过他主编的、号召写幽默文章的《论语》。听说他要来编刊物，当然很高兴看看这位前辈。事隔没几天，伍联德便带他到编辑室和大家见面，同他一起的还有我们早已认识的陶亢德。要合作出版的刊物名《人间世》，半月刊。林语堂不常来，偶然来一次也只是在伍联德总经理室打转。经常到编辑室处理编务的是陶亢德。”（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28页）从这段回忆可知，林语堂在筹备《人间世》之初，便拉上了陶亢德。虽然陶亢德之离开《论语》更晚一些，但他主编《论语》的同时也在做《人间世》的工作。

[39]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40]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41]参见《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杂志界》一文，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401页。

[42]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第17—18页。

[43]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44]参见《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杂志界》，《上海研究资料》，第404页。

[45]林语堂：《二十二年之幽默》，《十日谈》，1934年1月1日“新年特辑”。

[46]林荣松：《看林语堂如何打造畅销刊物》，《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

[47]《徐来在卧床上：恐怕徐来也有些文学修养，为了她有时候爱看林语堂大师编的〈人间世〉和〈论语〉》，《明星家庭》，1934年11月第1期。

[48]兰（茅盾）：《所谓“杂志年”》，《文学》，1934年8月1日第3卷第2期。

[49]徐敬耔：《〈论语〉何不停刊？》，《论语》，1934年9月16日第49期。

[50]曹聚仁：《〈论语〉与幽默》，《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上），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430页。

[51]该读者称：“《论语》是林语堂一手培植起来的，论语的成功，也就是林语堂的成功。而且论语在办得发达了以后，林语堂方离开另主编《人间世》及《宇宙风》的，所以林语堂对于《论语》的功绩，是有不可磨灭之功，这是人所共见，众口一词的。”（参见大虫：《论语大骂林语堂》，《新上海》，1947年2月2日第53期）

[52]据赵家璧回忆，林语堂加入良友公司，是由伍联德的同乡简又文介绍的。参见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53]参见何如：《林语堂是一位大包作头》，《上海报》，1934年5月6日。

[54]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55]曹聚仁：《〈人间世〉与〈太白〉〈芒种〉》，《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73页。

[56]语堂：《发刊人间世意见书》，《论语》，1934年4月1日第38期。

[57]林语堂极擅杂志经营之道，为了打开局面，在周作人自寿诗事件之后，又精心策划，在杂志开辟“作家访问记”专栏，并配发照片，借此吸引关注。为此，林语堂和陶亢德多次问鲁迅索要照片，但被鲁迅再三拒绝，以致最后鲁迅给林语堂回信之际已经十分不耐烦了：“此等事本不必絮絮，惟既屡承下问，慨然知感，遂辄略布鄙怀，万乞曲予谅察为幸。”（参见鲁迅：《340415致林语堂》，《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58]林分份：《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事件重探》，《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59]关于左翼作家和林语堂之间的“人间世论战”，1934年《作品》创刊号林默曾撰文《人间世论战经过》，对其陈述总结。该文列举了胡风、徐懋庸、曹聚仁、春夫、吴容、古董、三心等人的相关辩论文章。参见裴春芳：《“五秩自寿诗”与“人间世”论战——小品文论争的白热化》，《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3期。

[60]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6日。

[61]郭明（邵洵美）、谢云翼：《致林语堂书》，《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日，邵洵美后将此信重刊于《人言》周刊，1934年5月5日第1卷第12期，重刊之际补充了部分为《申报·自由谈》所删减的语涉政治的文字。

[62]邵洵美在《文体与题材》一文中承认过，“我写诗时是一种文体，写《贵族区》时又是一种文体；[……]，用了郭明笔名为《人言》周刊撰文时又是一种文体。”参见邵洵美：《文体与题材》，《人言》周刊，1936年第2卷第50期。

[63]林语堂：《林语堂启事》，《论语》，1934年3月1日第36期。

[64]曾迭：《人言一〇一期》，《人言》周刊，1936年2月29日第3卷第1期。

[65]《〈人言〉出版》，《出版消息》，1934年3月1日第30—31期合刊。

[66]《小情报：林语堂辞“人言”编辑之索隐》，《华北月刊》，1934年4月第1卷第4期。

[67]林语堂：《致郭明谢云翼先生函》，《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0日，邵洵美后将此信重刊于《人言》周刊，1934年5月5日第1卷第12期，重刊之际改名为《覆郭明谢云翼先生函》。

[68]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69]林语堂：《致郭明谢云翼先生函》，《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0日。

[70]林语堂：《致郭明谢云翼先生函》，《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0日。虽不欲与邵洵美公开闹僵，但林语堂对邵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申报·自由谈》在刊出此信的同时，亦将林语堂写给编辑黎烈文的短函一并登出。短函中，林语堂对黎烈文发表邵谢之公开信也表示了不满，林语堂指出邵谢之信“用意破坏私人感情”，因而自己只“谨答数语，以释疑惑”，并称“此后如有诚意批评人间世内容或编法之文，不妨发表，弟亦必接受。若徒作意气话头，殊觉无谓”。参见林语堂：《林语堂致黎烈文函》（注：信函名为笔者所加），《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0日。

[71]郭明（邵洵美）、谢云翼：《再致林语堂书》，《人言》周刊，1934年5月5日第1卷第12期。

[72]郭明（邵洵美）、谢云翼：《再致林语堂书》，《人言》周刊，1934年5月5日第1卷第12期。

[73]郭明（邵洵美）、谢云翼：《再致林语堂书》，《人言》周刊，1934年5月5日第1卷第12期。

[74]郭明（邵洵美）：《自己笔记》，《人言》周刊，1934年5月5日第1卷第12期。

[75]参见章克标致黎烈文函，《申报·自由谈》，1934年5月3日。然而两人关系并未因此文此信而彻底绝交。五月的某日，两人还在同一个交游圈子中见面。同座有邵洵美、谢云翼、潘光旦、全增嘏、郁达夫、谢文德、郁枫等。虽然是朋友圈的聚会，然而不睦已经彰显。林语堂席间每每云“克标，你骂我”，而章克标的回应也是针锋相对：“以前未有骂过，将来也许要骂”。参见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76]章克标：《林语堂先生台核》，《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77]鲁迅并不认可林语堂的观点，他认为《人间世》谈花树春光之文多而空虚，为文坛批评，实乃“情有可原”（鲁迅：《340504致林语堂》，《鲁迅全集》第13卷，第90-91页）。这是给林语堂本人的答复，言辞还比较委婉。1934年6月2日，鲁迅在致郑振铎信中再次谈及“章林之争”，则更加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章之攻林，则别有故，章编《人言》，而林辞编辑，自办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鲁迅：《340602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4页）不仅如此，鲁迅还在给友人书信中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人间世》，“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鲁迅：《340430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第87页）。在致杨霁云的书信中，鲁迅直指：“《人间世》出版后, 究竟不满者居多。[……]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鲁迅：《340506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92页）

[78]参见《林语堂先生台核·编者按》，《十日谈》，1934年7月10日第34期。

[79]《十日谈》这本杂志稿件明显很缺乏，很多期都感觉拼凑得很窘迫。撰稿人也多是邵洵美门下“食客”，为了避免给人留下稿源缺乏的印象，撰稿人纷纷使用别名，同期供稿。邵洵美用郭明，章克标用岂凡，叶秋原用秋园。该刊刊文总体而言趣味不高，因“文坛画虎录”栏目刊文传播胡适和陈衡哲的绯闻，曾引起胡适的强烈不满。

[80]参见曾迭：《人言一〇一期》，《人言》周刊，1936年2月29日第3卷第1期。

[81]英：《文坛时事：（一）群攻林语堂》，《出版消息》，1934年5月16日第36期。

[82]参见鲁迅：《340516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第104页。

[83]朱光潜：《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者徐先生》，《天地人》（半月刊），1936年3月1日创刊号。

[84]和邵洵美凭兴趣办刊相比，林语堂明显更具备商业头脑，事实上，在林语堂的策划经营之下，《人间世》和后来的《宇宙风》销量都很不错。当年出版界有报道称，《人间世》第一期印了一万五千册之多，虽未售完（《特别消息（一）》：“林语堂主编之《人间世》第一期印一万五千，闻未售完，故第二期闻即少印数千本云。”《出版消息》，1934年5月16日第36期），但《人间世》此销量亦很可观，与《论语》创刊一年售量约两万册相比，可谓潜在的“劲敌”。《宇宙风》创办一年后，陶亢德曾在《本刊一年》中提及《宇宙风》的销量：“而实际上《宇宙风》已刊出了二十四期，刊载了五百余篇百五十万字的文章，百多幅漫画，有四千多的长期定户，一万五千的零购读者。”参见亢德：《本刊一年》，《宇宙风》，1936年9月16日第25期。

[85]参见《一周纪念编辑特刊》“编者按”，《人言》周刊，1935年2月2日第2卷第1期。

[86]对于一家提倡幽默的刊物，章邵等人对“幽默”的看法和林语堂是存在相当大分歧的，林语堂一度将邵氏主政的《论语》的“幽默”风格讥为“滑稽”。

[87]邵洵美：《一年论语（代编辑随笔）》，《论语》，1947年12月1日第142期。

[88]同为邵氏沙龙成员的赵景深就记载过林邵二人此后“琴瑟和鸣”的交往场景。参见赵景深：《笔会的一群》，《文坛回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

[89]参见施蛰存：《我的编辑经验》，《人言》周刊，1935年2月2日第2卷第1期。

[90]林语堂：《我与〈人间世〉》，《人言》周刊，1935年2月2日第2卷第1期。

[91]邵洵美：《你的朋友林语堂》，《论语》，1936年8月16日第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