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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后土寺》:透视自我生存经验下的城乡冲突

来源: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 | 王春林  2020年08月10日08:34

自打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伊始,由于城市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逐渐增加,大量的农民告别土地进城承担各种名目繁多的劳务工种。从社会语言演变生成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现象,就是农民工这一语词的生成。

作为时代传感器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它的一种无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就是以艺术的方式把社会变迁,以及由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忠实地记录下来。也因此,大约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向了可谓波澜壮阔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这期间,自然也生成了很多聚焦农民进城现象的文学作品,单就小说领域,诸如贾平凹的《高兴》、王十月的《无碑》、东西的《篡改的命》、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尤凤伟的《泥鳅》、许春樵的《麦子熟了》等作品,就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作家陈仓,自打2010年代以来,不仅先后发表了《父亲进城》《女儿进城》《上海不是滩》等聚焦农村人口进城后命运遭遇的中篇小说,而且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此前系列小说创作的基础之上,陈仓历尽数年悉心整合创作的长篇小说《后土寺》,更可以被看作作家在透视表现进城农民生存际遇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尽管说关于陈仓如何从陕西丹凤走出来,并且一直走到上海定居从业的具体过程我们一无所知,但从他包括《后土寺》这部长篇小说在内的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来判断,由于作家艺术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都集中在由于乡下人进城而引发的城乡冲突的书写与表达上,所以我们便由此而断定陈仓内心世界中某种难以自我超拔的精神情结的存在。根据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判断,陈仓的这种精神情结,其实可以被概括为那些进城的乡下人所必然要遭受的来自于城市的排斥与羞辱。唯其因为这种生命体验的刻骨铭心,所以陈仓才会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对其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反复书写。在其中,毫无疑问地折射表现着陈仓自己从偏远的乡村经过个人不懈地努力进入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整个过程的真切感受。也因此,与其他大多数作家带有突出旁观者色彩的城乡冲突书写有所不同,陈仓的小说创作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应该是自我生存经验的强有力支撑。陈仓的城乡冲突书写带有相当明显的自传性色彩。这一点,在这部具有集大成意味的长篇小说《后土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从叙事方式的角度来看,陈仓的《后土寺》或可被看成一部有探索实验性质的长篇小说。《后土寺》先后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第一种是在第二回“浮云”中,陈仓别出心裁地模拟采用了陈元女儿麦子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第二种是在第八回“回光”中,陈元自己干脆直接出面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面对女儿麦子进行叙事。除此之外的其他七回,虽然均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但细察这七回的文本构成状况,我们却不难发现其中陈元观察视角的隐然存在。而这,很显然意味着,陈元既是活跃于文本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同时也更是城乡冲突的一位悉心观察与思考者。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点,无疑是陈元身上那样一种自传性色彩的突出存在。

关于陈元命名的由来,文本中曾经做过这样的明确交代:“陈元是‘元’字辈的,‘元’既是辈分又是名字。父亲陈先土告诉陈元,他妈生他的时候,在乌漆墨黑的晚上,家里穷得点不起灯,又没有一颗星星和月亮,更没有听到鸡鸣狗叫,大家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动静也没有,所以省省心,直接叫了陈元。至于小名字为何叫喜娃子,是因为陈元一落地就把父亲的衣服尿湿了。小孩子把尿撒在大人身上,按照塔尔坪的说法,表示会有喜事降临。”而在实际生活中,陈仓自己的原名,就叫陈元喜。两相对照,倘若按照原名来说,既有“陈元”,也有“喜”。文本中的“陈元”,与现实生活中的陈仓也即陈元喜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小说这一文学文体最根本的一种特征,就是虚构性权力的具备。具而言之,这虚构性权力的体现之一,就是人物命名的绝对自由。陈仓执意地要把《后土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仅命名为“陈元”,而且还特别强调他的小名字就叫“喜娃子”。质言之,作家如此一种暗示性极其鲜明的艺术设定,就是要告诉读者,陈元这一人物形象身上自传性色彩的存在。更何况,小说中陈元这一人物的其他一些特征,也都明显地与陈仓自己的若干特征高度一致。现实生活中的陈仓,不仅有过诗歌写作的经历,而且长期担任着上海《青年报·新青年周刊》的编辑工作。小说中的陈元,不仅同样时不时地会用诗歌的形式来传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当记者。把以上这些特征整合在一起来考察,陈元这一人物形象身上自传性色彩的存在,自然也就是一种确凿无疑的客观事实。

既然陈元是一位自传性色彩如此鲜明的人物形象,那么,陈仓在他身上高度凝结表现自我由乡村而进入城市的生活体验,就是顺理成章的艺术选择。“陈元糊里糊涂地考上了一所职业学校,学的竟然是工程监理,当时整个丹凤县没有一家建筑公司,也不明白监理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根本没有他的用武之地,毕业之后干脆离开了丹凤县,跑到广州上海各大城市打工去了。”等到小说开始的时候,陈元已经是上海一家报社的记者。不知道是否同样与陈仓的个人生存经验有关,小说中这位已经在上海生活多年,在故乡人的口口相传中一直被看作成功人士的陈元,现实生存处境其实非常尴尬。从婚姻状态来说,一方面,他虽然已经与故乡的前妻离异,但却有一个女儿麦子必须牵挂和照顾。另一方面,他尽管在四处碰壁后终于遇到了小青这样一位比较善解人意的城市女性,但无论如何都不敢向小青坦承女儿麦子的存在。除了女儿需要牵挂与关爱之外,因为家里人的渐次离去,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在故乡塔尔坪孤苦伶仃地生活,也同样需要得到人子陈元的照顾与呵护。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身负如此沉重生活包袱的陈元自己在上海的处境,也并不乐观。

对此,陈元自己有着极为真切的感受:“最为残酷的是,他整天跟上紧的发条一样,不敢有丝毫松懈。他稍微歇口气,比如说失业了,下顿饭就没有着落了。那座生活的大厦就坍塌了,一切都随之化为泡影了。而且这样的日子让他看不到尽头,不晓得哪儿可以让他歇一歇,哪个人可以让他靠一靠,什么时候可以到达终点。陈元总是无奈地想,最舒服的地方或许就在坟墓里,就是死的时候。即便死了,如果死在城市里,为了一块价格不低的墓地,也无法死得轻轻松松。”在这里,陈仓所传达出的,既是自己对城市生活的一种真切感受,更是所有进城者一种共同的生存体验。这些为生活所迫或者为追求人生理想而背井离乡进入现代城市的进城者,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那位被罚苦役永无休止地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们的生命只要存在一天,生存的苦役便不可能终结。

虽然陈元已经在上海打拼生活多年,已经成为了一家报社的记者,但实际上,只有他自己内心里最清楚,属于他的这一份“见习”记者工作,带有明显的朝不保夕性质。只要在日常工作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沦入失业者的行列:“好久以前他把‘成立’写成了‘独立’,按照上边的处理意见是要开除的。陈元做好了被开除的计划,与一家建筑公司关系不错,准备回到建筑公司上班,但是长头发主编贾怀章看他有些才气,又能吃苦,把他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关于陈元在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具体经历,叙述者尽管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从叙事话语所不经意间留下的缝隙,比如“准备回到建筑公司上班”这一句,我们即不难判断,或许与他曾经在职业学校学过工程监理专业有关,在成为报社记者之前,陈元最起码曾经有过在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

作为一位进城的乡下人,陈元能够从建筑公司的工人而打拼成为报社的“见习”记者,实际上意味着从“蓝领”阶层而变身为“白领”阶层,其间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由于陈元所具有的只是“见习”记者的身份,所以他便随时面临着被开除的失业可能。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陈仓所描述的这一细节中,那一家报社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报社,从象征的层面上说,这家只有在城市才会出现的报社,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现代城市的某种隐喻。也因此,这家报社对于陈元的所有为难之举,都可以被看作城市对陈元的一种隐隐然的排斥与敌意。这一过程中,陈元所得到的,恐怕也只能是被侮辱与被伤害后的屈辱感受。我们注意到,在父亲进城后,陈元曾经借父亲的感受表达过一种生存的悬浮感:“父亲是对的,海之所以是海,就因为它用自己的漂浮之力撑起了船。船和人不一样,船是漂浮着的,而人是悬浮着的。漂浮是在地上,有力气是使得上的,而悬浮是在空中,有再大的力气是使不上的。”实际上,陈仓在文本中曾经数次描述表达过这种生存的悬浮感。在我看来,作家一再渲染传达的这种感受,所充分说明的,其实正是陈元虽然已经进入城市打拼生活多年,但在精神上却一直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的,那样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根漂泊的生存状态。

由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显然是,既然陈元在城市的生存感觉如此糟糕,既然他内心深处对塔尔坪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眷念,那他为什么还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塔尔坪到上海来生活打拼呢?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故乡塔尔坪的生活状况较之于城市生活只可能更加糟糕。事实上,小说的第一回“时光”,借助于陈元回老家为后妈奔丧过程的描写,陈仓已经格外真实地展示出了故乡的衰落与凋敝状况。塔尔坪的衰败,单从曾经热闹一时的铁匠铺的彻底沉寂这一细节上,就得到了非常形象的表现。“几十年前整个塔尔坪的老老少少都是依靠几亩地生活。菜刀,锅铲,锥子,剪刀,门环,门插,锄头,镰刀,弯刀,锤子,斧子,钯钉,锛子,刨子,推子,挖药用的黄鹂啄,犁地用的犁铧,都是在马铁匠家打的。马铁匠把自己家的堂屋专门腾出来给大家打铁,那时候他家真是热火朝天。”请注意,陈仓在这里所细致罗列出的,都属于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用具。当这些农业社会的必要用具差不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乡村世界的凋敝与衰落,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唯其如此,马铁匠才会充满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马铁匠一边嗑瓜子一边说,你们一窝蜂地跑到外边打工去了,除了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太太闲得慌,种种麦子挖挖洋芋来打发日子,如今还有几个人种庄稼呀?”后妈去世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老父亲却不愿意跟陈元去上海生活,陈元只好想方设法安顿好父亲在塔尔坪的生活。这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父亲晚年的精神世界究竟应该用什么来充实:“后妈去世之后,陈元一直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他靠什么打发时光呢?靠什么安度晚年、享受活着的乐趣呢?”为了达到有效排遣父亲晚年精神世界孤独寂寞的目的,陈元曾经先后想出唱老戏、听说书、买电视机(其主要用途还是为了让父亲看戏曲频道,没想到由于地处偏远,塔尔坪根本就收不到戏曲频道)、打麻将等办法,但到头来却一一被证明根本就无济于事。尤其令陈元觉得意外的是,到最后,为了上山开荒弄几块地来种,父亲竟然无意间成了一名纵火犯,一下子烧过了几架山。若非陈元得到消息及时赶回多方奔走,年迈的父亲或许还要因此而吃牢饭的。就这样,借助于陈元在后妈死后如何安置老父亲的这一系列描写,陈仓所呈现给读者的,正是当下时代乡村世界从物质到精神的整体凋敝与衰败状况。

既然如同塔尔坪这样的乡村世界已然潦倒凋敝如此,那么,众多的青壮年农民之舍弃土地奔赴城市打工,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青壮年农民纷纷进城之后,他们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在《后土寺》中,借助于陈元女儿麦子的第一人称自述,作家在巧妙写出留守少年艰难生存处境的同时,也真切地写出了这些孩子们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留守少年的生存艰难,主要通过麦子来了初潮例假而不自知这一细节而集中表现出来。“事实是过了五天我就生病了。我生的病十分简单,没有任何其他症状,仅仅是不停地流血。”“在那段混沌不清的日子里,好像与上次相差两个月时间,我的肚子又开始胀痛了起来,身上又无缘无故地流血了,有一大滩鲜红的血水流了下来,散发出血腥的味道。”明明是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个生理环节,但由于父亲陈元远在千里之遥的上海,由于与生母关系的隔绝,年幼的麦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竟然是来了例假。仅此一个细节,如同麦子这样的留守儿童那样一种艰难生存境况,就已经溢于言表了。

然而,与麦子的来例假而不自知相比较,陈仓的令人叫绝处更在于,他仅仅通过两个中学生跑步的细节,就既写出了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由衷向往,也写出了他们内在的一种精神痛楚。“我”也即麦子问堂兄陈正方为什么一定要跑步,陈正方给出的回答是,自己正在通过跑步的方式去北京:“陈正方问我,我每天围着操场绕十圈,每圈是四百米,那么我每天可以跑多少米?我说,可以跑四千米。他说,如果一千三百公里的话,需要多少天?我说,我又不是一年级小学生。他说,需要三百二十五天!一年是多少天?是三百六十五天!照着这样跑下去,用不了一年时间,我就能去北京一次了。陈正方两眼放光地问我,你晓得北京吧?他似乎问的不是首都北京。他说,北京有一条长安街,有一个天安门,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下巴上有颗痣,我爸爸就在毛主席旁边的一家公司当保安!”却原来,陈正方之所以要以跑步的方式去北京,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在北京打工做保安的缘故。

既然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去北京见到朝思暮想的父亲,那陈正方也就只能够在想象的虚拟世界中以跑步的方式抵达父亲所在的城市。受到陈正方的影响,麦子也开始了自己的跑步计划:“我多么想与陈正方一样,围着操场每天绕十圈,这样每年就能见你一次了。但是一个丫头,一个十三岁的丫头,我无论怎么努力只能坚持八圈。每天八圈,三千二百米,这样算下去的话,我需要四百零六天,才能跑完一千三百公里。”就这样,“我学着陈正方的样子跑了几圈,顿时觉得自己一点点地离开了,在一步步地靠近爸爸你了。”两个思亲情切的中学生,无法在现实中见到亲人,只能以跑步的方式在想象虚拟的状态中无限接近自己的亲人。通过如此一种别出心裁的艺术设置,作家陈仓所真切凸显出的,其实正是陈正方与麦子这样的留守少年内心深处那样一种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

既然乡村世界已然凋敝与衰落,那么,进城打工也就成为了众多青壮年农民的唯一选择。很大程度上,陈元的遭遇,可以被看作这些进城农民命运遭际的一种缩影。但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看到的那些直接描写农民工故事的小说作品有所不同,陈仓这部《后土寺》的出奇制胜处在于,在描写表现陈元城市际遇的同时,更是剑走偏锋地把最主要的笔触集中到了对父亲和麦子他们两位进城状况的描写表现上。无论是父亲的进城,还是麦子的进城,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进城打工。他们之所以会相继进城,从很遥远的陕西乡下塔尔坪来到千里之遥的大城市上海,只是因为陈元身在上海的缘故。借助于这一老一少来到大上海之后的遭遇,巧妙地折射表现当下时代一种必然的城乡冲突,乃可以被视为陈仓这部《后土寺》的根本思想艺术价值所在。那么,父亲和麦子相继进城后的际遇究竟如何呢?

首先是父亲。借助于父亲的进城,陈仓所主要表现的,乃是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比如,乘电梯。“前几次都是陈元按好电梯,再把父亲拉进去拉下来。发现每次乘电梯的时候,父亲都紧张得合不拢嘴,仰着头看着天花板。问他怎么了?他说,晕乎乎的。每次电梯打开了,他都要先把头伸出去,紧张地瞄一瞄。一个丫头从一楼进去再从四楼出来,真像进了时光隧道似的,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父亲被那些奇怪的情景吓得不轻,生怕一下电梯把自己也变成了老太太。”对于终其一生都偏居于塔尔坪一隅的父亲来说,要想接受如同电梯这样可以迅即上下楼的现代文明成果,的确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乘电梯之外,其他诸如洗澡、上厕所、乘公交等日常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城乡之间的文明差异,在父亲身上的体现同样非常突出。但与城乡之间的文明差异相比较,父亲进城感受更为真切的,恐怕却是来自于城市的精神伤害。这一点,在父亲第二次进城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父亲的第二次进城,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当面为儿子陈元向未婚妻小青的母亲提亲,没想到,刚到上海,一进小青家门,就遭到了小青母亲的拒绝与冷遇:“果不出所料,父亲到上海的那天,刚进门,脚还没有落在地板上,就被她妈给推了出去。她妈什么都没有说,扔了一双拖鞋在外边。父亲进门之后便打招呼,说你是喜娃子的老外母吧?她妈不明白‘老外母’是什么意思。陈元解释,老外母就是丈母娘。她妈发现又来了一个乱喊乱叫的,更加不高兴了,但是对父亲不好发作,强装着笑脸说,不会说上海话吧?那以后我们说普通话。父亲说,什么是普通话?父亲确实不明白普通话,但是她妈以为父亲在和她抬杠,生气地钻进自己房间看电视去了。”

尽管说父亲与小青母亲的冲突中,也同样潜藏着城乡之间的文明差异,但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因为无端被歧视所造成的精神伤害,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但相比较来说,父亲所遭受的精神戕害,却与他在上海养猪的那段特殊经历紧密相关。在城市养猪,本就是陈仓一种多少带有一点荒诞意味的情节设定。然而,借助于如此一种不无荒诞色彩的情节设定,作家所真切透视表现出的,却是父亲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伤害。由于自己在单位评定职称受挫的缘故,小青莫名其妙地把一股无名火撒在了这头无辜的宠物猪老赖身上:“小青面对的,恐怕不是一头小猪。小猪看似野性十足,其实有苦说不出,有力使不上。它只是一个道具,一个替身。小青把对小妖精的怨恨,全部转移到它的身上来了。这恐怕就是宠物存在的本质吧?而对于一头小猪,它永远不会明白,它们世世代代也不会明白,为何会遭受到这样的厄运。是因为自己的宿命就是被杀吗,还是因为自己进城了?”面对着小青对于小猪老赖施以的各种酷刑折磨,内心里一直把小猪视作自己生命化身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父亲依然坐在阳台上狠命地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小猪身上发生的事儿,他看也没看一眼,而是两眼迷茫地盯着窗外。他两眼盯着窗外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地潮湿起来。”明明是城市人自己的生存出现了问题,但这问题却被毫无来由地转嫁到了无辜的小猪老赖身上,宠物猪老赖莫名其妙地成为城市人的泄愤对象。虽然陈仓在这里的艺术处理非常节制,简直节制到了不动声色的地步,但小青的所作所为对于父亲内心世界所造成的精神戕害却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

同样的精神伤害,也还体现在自己一个人两次偷偷进城的麦子身上。由于有小青的存在,唯恐麦子的出现影响到自己与小青的感情生活,对于麦子的存在,陈元的态度一贯是躲躲闪闪隐约其辞。也因此,麦子虽然曾经两次因思父心切而私自跑到上海,但陈元却一直不敢光明正大地将麦子引见介绍给小青。城市对陈元与麦子这样的外来者那样一种隐隐的敌意,集中通过动物园这一情节设置表现出来。既然麦子千里迢迢地从塔尔坪跑到上海来寻父,那陈元就无论如何都应该想方设法带麦子去动物园看一看。没承想,由于陈元单位不景气一时囊中羞涩,也由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根本就不买他临时记者证的账,所以他根本无法实现带麦子进动物园游玩一番的愿望。

这样的过程中,陈元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严重被伤害的屈辱感:“麦子到上海仅仅两天的时间,陈元已经与这个城市产生了两次摩擦。这座城市没有给陈元增加光环,反而给他的脸上抹了一层灰暗。麦子像一根银器,在食物里探一探就测出了毒素。通过两次测试,陈元感觉自己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不是什么琼浆玉液,是一滴水处于一桶油之中,无论怎么晃荡都是融不进去的。”万般无奈之下,陈元只好和麦子一起熬到晚上才偷偷翻越大门,最终实现了带麦子参观动物园的卑微愿望。那次动物园夜游,令陈元倍感内疚,但事后的麦子却“不时地把那些动物挂在嘴边。她说斑马身上的毛很光滑,它们呼出来的气息十分温暖;她说大象的鼻子很长,可以稳稳地坐在上边睡觉。而且她还根据陈元的描述,仔细地重复着老虎的爪子、狼的牙齿、狐狸的尾巴与长颈鹿的脖子。”在这里,麦子想象中的虚拟描述越是细腻生动,她那被现代城市隐然拒绝的遭遇就越发令人感到辛酸不已。动物园尚且不说,更要命的是,即使在自己的工作单位,携带着麦子的陈元也遭到了同样的冷遇。

由于没有随身携带临时采访证和身份证,无法在新来的保安面前证明自己身份的陈元,在自己每天供职的报社大楼,也被拒绝乘电梯进入工作单位。虽然保安的更换属于意外情况,但这看似意外的闭门羹,所充分显示出的,却是城市那样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冰冰本质。究其根本,麦子进城后的各种受挫,她所遭遇的各种不如意,所折射表现出的,其实都是陈元城市人生的不成功。也正因此,麦子的第一次上海之行,才会带给陈元这样的一种强烈感受:“上海再次成为一座空城。而且经过几天时间,被麦子掏得更空了,空得连一丝空气都没有。”上海之所以会被麦子掏得更空,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正是麦子到来后的数天经历,再一次证明城市之于陈元这样的外来者依然是一种冷冰冰的异质性存在物。

对于这一点,恐怕还是父亲的感受最为深刻:“父亲是认真的。第二次到上海,基本生活看似懂了,其实一切照样是陌生的。不光楼房是陌生的,人也是陌生的,虽然认识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小青,但是儿子已经不是塔尔坪的儿子,儿子与小青过的也不是塔尔坪的生活。脚下的土地更是陌生的。这里的土地只有高楼大厦,却看不到一棵庄稼;到处都是花草树木,却看不到一个果子。连小草也不是塔尔坪的小草。塔尔坪的小草是随意生长的,但是这里的小草长得整整齐齐的,关键是竟然无法喂猪。城里人根本不是奔着庄稼去的,也不是奔着果子去的,到底奔着什么去的,谁也说不清楚。似乎这个世界不需要土地,完全可以运转下去一样。”同样是土地,在塔尔坪与上海的功用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尽管在父亲朴素的感受中,他根本说不清上海那些土地究竟会派上什么用场,但其与塔尔坪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城市带给父亲的,就始终是一种无法理解无法进入的陌生感。

我们注意到,在《后土寺》中,作家陈仓曾经试图探求表现乡村与城市的一种和解之道。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第八回“回光”中。这一回所集中记述的,是父亲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来上海的经历。父亲这一次的上海之行,虽然仍然带有不情愿的色彩,但却又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是一个朝着其他部位转移的肝癌患者。可能是与父亲的患病有关,在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次进城,上海对父亲释放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出门打了一辆法兰红出租车,搞明白父亲是一位肝癌患者的情况下,法兰红不仅满足了“我”的全部愿望,而且竟然拒绝收钱。紧接着,为了证明父亲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尊严,第一次正常购买了三张全价票后登上东方明珠。也只有在这次购票登塔之后,“我”方才生成了一种真切的自我反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地被歧视过被排挤过,但是那些歧视难道就没有一点自身的因素吗?多年以来我利用记者的身份,干了多少不本分不守规矩的事儿呢?”和解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当“我”意识到自身过错的时候,才可能更宽容理性地对待曾经异己的城市。

面对父亲即将离去的生命,无论是“我”方还是彼方,都显示了足够的宽容和善意,城市里的各色人等,也就改变了对“我”对父亲的态度。报社主编贾怀章,出人预料地主动借车给“我”。曾经对父亲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小青她妈,也专门从苏北赶回来帮忙照看父亲:父亲的第三次上海之行,那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的确在方方面面向来自于塔尔坪的父亲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在这样的一种描写背后,所充分显示出的,其实是作家陈仓试图超越所谓的城乡冲突,以一种理性平和的姿态理解看待城市的积极努力。唯其如此,作家才会借助于陈元的第一人称口吻做这样的一种表白。如此一段叙事话语,所强烈传达出的,正是男主人公陈元试图与城市和解的一种愿望与意图。

“我一直与一道疤一样,觉得这个社会真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想法突然改变了。我不是用宽容的方法安慰你嗲,给你嗲一个美好的假象,而是在你嗲这个走向终点的坐标系中,我发现了原本一直存在着的美,有的是无奈的美,有的是反差的美,有的是冷静的美,有的是火热的美,有的是高贵的美,有的是朴素的美,只不过因为目光的原因,没有被我发现和珍惜,甚至被我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