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青年作家周荣池立足苏北里下河平原，创作了一批农村题材作品，如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姊妹篇、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等，这些作品围绕着里下河平原的风景、风情和风物，用小说和散文等不同形式表现了一个写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理解以及盼望。特别是周荣池新近出版的散文《一个人的平原》，更是以“一个人”的视角书写了以一个叫做“南角墩”的村落所承载的里下河平原的风物人情。

近期，《一个人的平原》作品座谈会在南京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该书创作的特质与探索进行了研讨，并就乡土文学写作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进行探讨,会后诸多媒体和业内人士关注了本书的写作，由《一个人的平原》延伸开去探讨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乡土写作该面对怎样的未来”进行了深入讨论。

处理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关系

记 者：《一个人的平原》中，“一个人”既是现实的“经历者”，也是文学世界的“表达者”，那么你所设置的“一个人”的形象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出发点？一个人是规避“现场”的一个人，还是努力回归与抵达的“一个人”？

周荣池：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试图努力地在重建一个曾经世界的真实关系”。这句话是费振钟先生在谈及本书时说的，也正帮我找到了自己写作的一个落脚点。

“一个人”既是规避现实，也是在努力地想抵达一种难以抵达的世界。我作为一个“在乡”的写作者，实际上遭遇的是“离乡”的痛感和无助，然后是思考究竟我想抵达的故乡是怎样的一个故乡？是过去穷困的故乡，是眼下变幻的故乡，还是未来并不可期的故乡——这些我想我自己也找不到一个答案。我已然拥有的现实的城市身份，这样的处境改变了我对于土地和村庄的归宿，然而我是不是一定要倒退到过去？对于现实和书写而言这都是不现实，实际上也正是这种困惑甚至对立让写作有了“价值”。我所写到的那些事，那些生活的细节，以及我和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文学基本的命题，这也是写作价值的体现。当然这种价值某种程度上已经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只是一种“文学意义”，而所谓的“乡愁”也只是一种温暖的情绪，已经失去了干预、规范或者建设现实的能力，所以我也在努力地缩小这种乡愁式书写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避免倒退、守旧、抵抗发展的负面情绪，用更为客观的观念、和平的心态去规划自己的文学书写，呈现写作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讲，“一个人”不是退缩、规避和逃离，而是冷静、独立和自持。

记 者：那你觉得在《一个人的平原》这本书的写作中，这种重建与曾经世界的真实关系做到了吗？

周荣池：在我看来，现实世界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除了当下的现状，实际上过去和未来更具有文学上的空间和魅力。除去现实世界的伦理无法轻易判断和干预的因素之外，过去和未来实际上因为空间和时间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更令人着迷。作为乡土写作者，可能更多的沉迷与对过往的眷恋，但是这种眷恋充满着纠结、困境甚至险情。如果我们还一味地回顾与盘旋于过去的山水自然、风俗人情和表达方式，就可能落入一种熟悉而又可怕的圈套。

首先我们难以超越许多伟大的写作者和写作，同时他们伟大的曾经也难以被接力或者再现。每一个时代有它自己的样子，写作者要建立好与现实的关系就要警惕对过去或者未来的偏爱，而与眼下的现实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我们应该抛弃那种孤立的厚古薄今、借古讽今、吊古伤今的情绪，更应该往古来今、通古博今、越古超今，这样才能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关系处理好，这对于期待和规划未来就有了更好的情绪基础。

在《一个人的平原》之前，我个人的写作比如《草木故园》《村庄的真相》等书确实就在“慕古”的情绪之下而“伤今”，如今看来当时算是勇敢的情绪也不乏认知的鲁莽，阻隔了自己写作上通过“现在”而去触摸未来的机会，在一味的“钩沉”中沾沾自喜。我这样说也并不是完全想逃离过往和传统，我深受过往的滋养和爱护，但也明白我要建立的与世界的关系绝不仅仅是过去的现实，而更是能够以文本通过当下的现实触摸到未来的现实。为此我一直在努力，但究竟能不能做到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一个人的平原》只能算是一点点尝试。

“同质化”是一个充满险情的词语

记 者：你所说的乡土文学的困境与险情，也就是现实与过去的关系，文学与虚拟的关系，个体与流派的关系，这种困境对一个年轻写作者而言究竟是什么？

周荣池：我这几年的生活一直非常的纠结甚至恐惧，在很多的场合我经常用到“困境”或者“险情”这个词，实际上这并非是哗众取宠或者矫柔造作。就个人的困境而言，我知道这些情绪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在乡写作在资源、地域、视野上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困惑：二是自身写作观念、实践、速率上的困惑，说到底我以及我们的很多同仁在乡土写作上不是在“强化”或者“打破”，而是在机械地“重复”。这有时候无异于一种快感的“罪孽”。“同质化”是一个充满险情的词语，恰恰我们因为思维、利益、环境等因素常常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乐在其中，大量重复的选题、流俗的方法、顽固的观念让乡土文学在同质化的潮流中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负担。这种负担令人透不过气来，数量上的繁荣掩盖了质量上的残缺，这就需要我们有打破与孤独的勇气。没有侵扰、破坏以及重组的心态和实践，我们可能走上去的只不过是一条舒服的“生产线”，却不会有文学的“生命力”，这就是我所面临的危机和险情。

记 者：我们说乡土文学有在乡写作、离乡写作和返乡写作，很明显《一个人的平原》是在乡写作，你觉得这本书的写作和你目前的创作实践而言，对你个人和文学写作上具体的收获是什么？

周荣池：随着一个人自然年龄的增长和文学实践的进展，我们对于自身写作和文学的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我自己理解最佳状态的写作应该是“越写越害怕”，从而越写越少，越谨慎——但这也不意味着一定就越写越好。人首先要敢于对自己下手开刀，因为你对自己的问题最了如指掌，别人提出的表扬和批评往往对你未必有“对症下药”的疗效，只有自己刮骨疗伤才能解决自己的痛痒问题。

一个有志气的写作者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承认自己的问题，每一次写作结束之后应该会更加的如履薄冰——哪怕你对于这些问题在现实语境里羞于启齿，但在内心必须有这种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写作必须一直在改变。事实上写作和人生一样，失误和错误带来的收获更加深刻而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人的平原》写完后我是畏惧而又感激的，畏惧的是我通过一个文本看到了更多自己亟待解决的问题，感激的是我通过自己发现的问题找到了改变的路径，至于所要去的前方究竟对错如何，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系统性的、观念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写作有可能就是不断的重复，尽管五四以来乡土文学是主流性的存在，但都不会改变任何现状——如果是这样，也许少写甚至不写更是对文学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面对生活中真正的“热腾腾”的问题

记 者：你谈了这么多自身写作和乡土文学面临的困境，那你觉得乡土文学作为一个传统而且主流性的存在，它的发展或者说一个写作上的参与者到底要面向什么？

周荣池：通过这一次的写作实践，特别是近来一些专家对这本书的批评，我感触最深的是乡土写作要面临的一种抉择，就是如何实现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一种过渡，让乡土写作不仅 “面子”上好看，而且“里子”上有用。一直以来，我们的乡土写作更多的是基于价值理性判断的书写，这就让我们对乡土自然环境、人文风物、道德伦理仪式有一种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的哀悼。这种哀悼看似真挚与深情，事实上，写作者在现实中既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种种福利，又为了乡土抒情的需要而大加鞭挞城市现状。我们所赞美和追忆的农村实际上已经是纸本上的农村，即便是我们的在乡写作者一直亲临或者固守在现场，但我们所在的或者所乐于的农村已经是交通便利且生活现代的真实场景。所以说，这样的观念和文本只能说是矫情甚至虚情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像美国的哲学家杜威所讲的，搭建一个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过渡的介质。具体到社会实际和写作实践，就是我们在有能力打捞过往的乡土文明的同时，能够有能力完成当下甚至未来乡土现实的审美化的过程。否则我们的写作就是在倒退和逃避。较之于传统来讲，我们的写作者应该选择的是解决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问题，而不是孤立地躲在田园里去歌唱自我。一个作家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能力，这可能是决定他和他的写作能否突围的一个关键。

记 者：结合《一个人的平原》的写作实践，你对自己的写作以及当下的乡土文学未来怎么看，你觉得面向未来的当下该怎么走下去？

周荣池：我对乡土现实和文学都很乐观，从少年到青年再到如今逼近中年，这种乐观越来越清晰和扎实。乡土给予了我生活上的苦难和精神上的困顿也不能都算成是幸运，但它们确实是一种丰富而珍贵的资源。在《一个人的平原》的写作中，作为写作者和自己基层实际工作的身份变换，我也面临着很多的考量：如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环境变化、物理场所的拆迁、精神世界的变化等等诸多敏感的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的“热腾腾”的问题，才真正是我们需要动用工具理性去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自己作为农民的后代有幸读了点书又回乡参与基层治理，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应该是我这个“在乡者”首先要扛在肩膀上的责任。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觉得今天我在关于乡土的文本中的疑惑、痛苦甚至批判，都是基于我对土地和自身的一种乐观，正是因为深爱我才不选择模糊、虚伪和周旋的方式面对问题。也许“无用”的文学对于现实并没有那么现实的作用，但我相信这种努力有其意义和价值。当然自信虽比自卑可取，但也要警惕自信过度带来的自负。我们还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比如写作上处理好知识与见识的视角问题，情绪与理性的平衡问题，事实与现实的伦理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年轻写作者需要去面对的。处理好了我们就是对未来交了答卷，至于这份卷子读者能判多少分那是后话，你尽管无悔地走出当下的考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