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周 第三天

中国上海 张爱玲 《倾城之恋》及其他小说

张爱玲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界最有世界性的人物之一，事实上，她在美国度过后半生，1960年成为美国公民。她1920年出生于上海，那是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就有英、法、美等国的租界。她母亲的教育部分在英国完成，她尽管裹小脚，却能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她后来和吸食鸦片成瘾又不忠的丈夫离婚了。张爱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她在上海的圣玛利亚中学读书，那是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上层阶级青睐的一所学校。她热衷于阅读爱德华时代的小说（H. G. 威尔斯和毛姆是她最钟爱的两位作家），但她也同样被《红楼梦》和其他中国经典小说吸引。

作家张爱玲

1939年，她考取了伦敦大学，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她无法前往英国开始学业。于是她转至香港大学，后来回到上海，在那儿，她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里就迅速成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

她和一个文人胡兰成结婚，胡在汪伪政府里任职。没过几年，由于胡兰成几次三番出轨，张爱玲和胡兰成离婚了。性爱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对于张爱玲来说不仅是一个文学主题，她后来用了许多年写作、反复修改一篇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色，戒》。台湾导演李安在2007年根据这部小说拍摄了一部剧情紧张（以及在性内容上暴露）的电影。

从一开始写作，张爱玲就显示出对复杂生活的敏锐观察能力，她笔下的上海陷于各种相反力量的角逐，展示出传统与现代、没落的家长制与新生的女权主义、亚洲和欧洲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她在1940年代初的孤岛时期写的小说，避免表达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战时场景一直出现在作品的背景之中。在小说《封锁》中，当士兵因为未曾透露的原因封锁街道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困在一辆电车上，他们之间立即形成了一种稍纵即逝的情感纽带。那个男人给家里的太太买了一些包子，包在报纸里：

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

附近一个医科学生在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图画，有的乘客误以为他画的是“现在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另一个旁观者，看到他在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于是断定：“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

那个在包子上读出字来的商人遇到的年轻女子是吴翠远，她就不会认错医科学生的图画。她在大学里读的是英文，现在母校教书——“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虽然她有引以为荣的事业上的成功，翠远感到在生活中格格不入，觉得孤独，她的人生就像迷失在层层叠叠的翻译中：“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对她那正经、压抑的家庭，她想要反抗，因此半推半就地同意做那个商人的情妇，但是当电车重新开动，那个人退回到自己惯常的正经形象里，他们之间的调情无果而终，“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张爱玲的重要作品中，战时政治明显地被翻译到两性政治中。在她写于1943年的《倾城之恋》中，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位经济拮据的年轻女子，她和一位富有的花花公子范柳原，进行了超长时间的一系列前哨战。军事战略的隐喻在作品中频频出现，如一位媒人为了给流苏和她的妹妹一起物色合适的丈夫时，采取“双管齐下”（译者注：英文two-flanked attack含有两翼夹攻之意）的战术。这之后，范柳原把流苏带到香港，在华丽的浅水湾旅馆订下临近的两个房间，这个旅馆的（英文）名字在故事的语境中正恰如其分（译者注：英文Repulse Bay Hotel有用于防守的海湾的意思）。

但范柳原仍迟迟不进攻，显然是为了让她早日不战而降，他便不必做出任何承诺。“她总是提心吊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对她做冷不防的袭击，然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他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也谨守战线，绕着圈子和他发生一系列的口头比武。有一次，范柳原说他最珍视的是好女人的老实，流苏瞟了他一眼，回嘴说：“你最高明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

柳原想了一想道：“不懂。”流苏又解释道：“你要我对别人坏，独独对你好。”柳原糊涂了，抱怨说：“怎么又颠倒过来了？越发把人家搞糊涂了！”他又沉吟了一会道：“你这话不对。”流苏笑道：“哦，你懂了。”

他们最终坠入情网，但柳原虽然在香港山上给她租了一间屋，却仍是不肯做出承诺。这时到了1941年12月7日，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刚刚突袭珍珠港，第二天，日本开始轰炸香港，更大的毁灭就要到来。

“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只是一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故事这一惊人的转折，最终让柳原和流苏终成眷属。就像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那样，他们也了悟到“空”，但用的是更为伤感的方式。张爱玲写道：“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最后一笔带出张爱玲特有的讽刺。

张爱玲将鲁迅开拓的白话文文学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尽管她不认为文学有能力去“救救孩子”和启发一代代的新青年。流苏担心自己的华年已逝，她对自己说：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在小说结尾，流苏点上一盘蚊香，叙事者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或者我们可以说，就像哈比比笔下的那个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那样，谁能分得出乐观和悲观呢？在帝国、家庭、两性频频交战的这个世界上，流苏镇定自若地活下来，这一点上她和伏尔泰笔下的居功内不无相似之处：“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居功内懂得那笑容的含义，明代小说中那些女主人公们也懂得。正如叙事者说的那样，“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