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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里下河的巴根草

来源:文艺报 | 李一男  2020年07月27日08:35

在《一个人的平原》中,我们能看到里下河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人文传统。周荣池的审美偏好、文学趣味,无不受到里下河作家汪曾祺、费振钟等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作者自觉肩负传承里下河优秀文学传统的重担,不仅记录、刻画里下河当下的境况,同时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对这片平原曾孕育出的逸闻趣事、名人雅士、歌谣与传统进行挖掘和再现,力图打破过去与当下的阻碍,复原对里下河的文化记忆,并试图建构人们对里下河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不仅局限于文学一面,它还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因此《一个人的平原》更像一部里下河南角墩知识丛书,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曾经的人们如何养鸭打鱼、婚丧嫁娶、繁衍生息。同时,作者面对南角墩一隅的变化表达了自己的隐忧。这种变化既影响到里下河的自然环境,也波及到人们的精神田地。作者曾坦言,对里下河“在乡式”的写作,对南角墩贴近书写,是希望以一个南角墩为例,折射中国乡土共同存在的问题。

把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观照,这些观照对象多藏身于里下河作家的笔下,比如汪曾祺的《鸡鸭名家》中,炕房师傅余老五精巧的孵化鸡鸭的本领。能与鸭群对话,一呼百应的陆长庚。又如《看水》中,讲述小吕通宵看防河堤的经历,再如《故乡的食物》《萝卜》《豆腐》《干丝》《五味》等等对家乡美食画像,令人心神向往。在毕飞宇的笔下,《地球上的王家庄》《玉米》《平原》其中包含大量里下河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礼俗家常。《一个人的平原》中让我们看到作者对里下河平原的复杂感情。在第一章《河流》中,作者以虔诚崇拜的态度去书写三荡河,它是南角墩的母亲河,既给予了平原一切的生活资源,也带给人们经历水患的苦难。作家以自己的童年回忆作为起点,追忆人们面对决堤时的绝望和抗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里下河人们与恶劣环境与绝望斗争的顽强精神。童年回忆之后,作者又不辞劳苦地考察水患历史记载,从汪曾祺小说到康乾二帝的诗歌、魏源《海国图志》以及民国二十年的《新闻报》《杨镇通讯》,带给我们一个近现代里下河防洪救险史。水患是里下河文学地域中鲜明的标识和烙印,作者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讲述里下河的子子孙孙所经历和遭受的过往,共同的经历塑造了几代人的品格和气质,凝聚成平原人们集体的记忆。

在第二章《庄台》中,周荣池以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考古事件进行展开,把南角墩的历史追溯至7000年前,之后对南角墩当地的村名、庄名、地名结合地方志和传说进行考古,地点背后的故事像佛教经典中的公案,既有趣味又有教化的意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庄台逐渐被小区替代,就连熟悉的河流也被冠以一号河、二号河、三号河的称谓。帝王将相和神话传说被遮蔽,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而南角墩变化的不止这些,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发生转变。接下来的几章,作者以同样的方式聚焦南角墩平原上唱起的歌谣、打渔吃鱼的日常生活、家乡美食、农耕时节、乡党名流、以及婚丧习俗。最后作者吐露心声,全景式地对家乡的人事进行搜罗和考证,是内心难以割舍的爱,也因为作为农民的后代,自己一心想过逃离平原,成功地逃离了,对于家乡而言,是一种背叛,如今再返乡,是要为家乡做点事,才能再次被家乡接受。正如作者所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识爹和娘。”在作者的笔下,南角墩早已不是一个地名,一方水土,而是内心认同的母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他不止一次地说,迁移到城市里生活的村民,是叛逃的子孙。当然,南角墩并不会这样认为,作者以拟人的方式进行书写,恰恰证明了其对这片故土诚挚的热爱和关怀。也正是因为作者定居城里,再次回到乡村,他拥有双重的生活经验,才更能看明白平原所面临的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不只是拆迁、环境污染、养殖农耕方式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里下河优秀的文化资源和人们的精神气质还能完存多久?

周荣池在本书的开头说:巴根草是一种普通到极点的野草,它们抓紧了土地生长,无论泥土贫瘠与丰饶,都能够野蛮而倔强地生长。他正是拥有这样顽强的毅力,在里下河这片沃土上,吸收阳光雨露,以孤独冷静的态度,凝视着周遭的变革,以赤忱的热心和勤奋创作,守护着里下河南角墩的广袤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