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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写作的文学史展望

来源:文艺报 | 施龙  2020年07月27日08:33

乡土文学何去何从,大概从市场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加剧之后,逐渐成为一个颇有争论的文学命题。周荣池是坚守乡土的写作者,小说和散文的题材、主题和精神指向都与乡土不可或分,将《一个人的平原》置于乡土文学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脉络之中,方能勘定其价值。

晚清以来,内地子弟陆续前往沿海沿江口岸城市求学、做工,他们一方面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魅力,另一方面又难以斩断与故土之间的情感丝线,难免缅怀。由此,形成了“出走——回望”这一基本的文学模式。作为一个渴望且事实上已经“逃离”乡村的个体,周荣池一家当年的处境已经说明了他有此选择的全部缘由,更何况,他还看到“父亲是绝望的,人们是绝望,村庄也是绝望的”这样的现实,也了解所谓“人心是最毒的药”这样的乡村人情。不过,作者客居城市有年之后,对这一切都已释然,因为那是遭到逼仄的生存困境扭曲的人性。既如此,乡村的精魂存在于何处,又是如何流转,便成了周荣池关心的大问题。于是,他像冯骥才痴迷于民间工艺一样,开始在家乡周边踏访,试图从“歌声”“渔事”“味水”(味道)中发现与自然、人事相连的生命野性,从“庄台”“节刻”“乡人”中发掘穿越时空的生命活性。

作者笔下的乡土题材颇为有趣,也最富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最爱读的是描摹乡村风习的三章。“歌声”中的各种民间小调,“渔事”中的四时鱼鲜,“味水”中的各色地方风味,都得到人性的滋润,鲜妍妩媚,活色生香。且看“渔事”一章。高邮乃水乡,故一年四季鱼鲜不断。一月的“糊涂呆子”(塘鳢)、二月的季花鱼、三月的甲鱼、四月的螺蛳、五月的白鱼、六月的鳊鱼、七月的昂嗤鱼、八月的杂鱼、九月的鲫鱼、十月的螃蟹、冬月的鲢鱼和腊月的青鱼,作者这么一口气数下来,详详细细描述家乡人如何吃法,令人目不暇接。

对于一个志在扎根乡土的写作者而言,亲近的无疑应是小传统,所以应对民间死生的巨大内涵有所表现,而散文集“生死”一章述红白风俗时偏重礼仪,距离显得太远。一个例子,是“渔事”中的卞宝富。作者在这一章的末尾写道:“卞宝富这样的渔民后来还住在岸边的船上,他大概不习惯岸上的生活,但是他老了不再捕鱼,就靠着儿女赡养过活。后来三荡河流域又实施了‘渔民上岸工程’,卞宝富不知道住在了哪里,其实也并不难问道,但是我不想问——因为我觉得他百年之后去了,一定不再是以渔人的身份。”我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不问呢?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巨大的压迫和痛楚,当萎缩的人群藏不住传说,这些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这一人的处境问题值得文学严肃对待。

《一个人的平原》的主要内容是作者的个人记忆和乡村集体记忆。一般说来,面向过去的写作通常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容易将个人经验扩大而为时代的镜像,但毫无疑问,这是作者的权利,他有权写出他所理解的乡村。这里面的成败得失,正如沈从文谈《边城》时所提及的那样:“只看它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不过,即使作家为乡村赋形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作家并不是为乡村赋形的惟一一个,更不是其中的强势一方。

一个可以预计的远景,正在于传统乡村的消亡——如果这个说法太刺耳,也可以换一个较为含蓄的说法:乡土重建。而在这一切已经发生之后,记忆能否继续成为写作的资源,并持续为乡村塑形提供精神支援?这里不是怀疑周荣池的真诚,而是强调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乡村在现实之中已然变形,乡土写作如果仍然向历史索取,那么即使记忆可以世代传递成为滋养乡村的养分,但作为动力显然不够。

事实上,乡土文学并不是乡村文学,所谓乡土,乃是我们自身所从出的那片热土,带有精神之根的意味。当乡村之形已经无法承载我们乡关何处的旨意,而我们又须得寻找一片心灵的栖息地,那么,从“写境”转入“造境”就成为乡土写作一个极为自然的路径。人性之中,既有顺应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越现实的另一面,二者之间是一种复杂多变的同构关系,优秀作家应该能够在近于人情的人性现实型态中表现出某种超越性,又能够在合乎人性的理想状况中找到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