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柜里存放的不仅是书，还有希冀、理想与追求。

　　从大学毕业始，我已经是第十次搬家了。每一次搬家，住房的条件都比上一次有所改善；每一次搬家，我的书柜也比上一次要大，存放的图书要多。在搬到汉口新育村这座房子前，我本以为要在这儿一直住下去，装修时，就拆掉原有的轻质墙，用上好的榉木板在房子四周做了顶天立地的书柜。书柜并不豪华，书架层高仅仅有一本书高，一本书宽，这样一来既节省空间，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多放书。

　　当书柜落成，几千册书分门别类地放进后，我坐在书桌前，环顾四围琳琅满目的图书，心里的充实感、幸福感顿时充溢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高尔基说：读书对于读书人而言，就像酒徒对于酒，不可一日无此君。而书柜对于读书人而言，也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书柜里仿佛存放的不仅是书，而是希冀、理想与追求。

　　上世纪的50年代，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就随当山村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大别山里四处迁徙。当母亲从这所大山的褶皱里调到另一座大山的褶皱里教书，伴随我们全家的只有一个破旧的木箱子，和两卷用竹竿麻绳编就的竹床。那时不知有书柜之说，到我小学毕业前，我用攒下的零钱买的几十本连环画，就放在用拾来的木板钉的一个小匣子里。“文革”中随母亲下放农村劳动，足足5年的时间，我几乎与书绝缘。邻居好友从就读的高中学校带回了《红楼梦》，我在他规定的时间里，挑灯夜读，将书中的诗词歌赋和各章的主要情节、不认识的字抄下来，这样足足记了两本用白油光纸装订的本子。

　　“文革”后期，我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每次到县城去，首要任务是到书店看看是否到了新书。我那微薄的薪水，就这样换回了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图书。那时没有书柜，我就在办公的桌子上，用木板钉了一个简易的两层小书架，将一本本购回的书搁在上面。

　　真正有书柜是在我大学毕业，分到了出版社后的事。说是书柜，其实是两个用杉木板钉的书架。杉木板是家乡的一个作者送的，我找人钉好后，又从市场上买来白油漆，自己动手，将书柜里里外外刷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将近年来买回的、别人送的，自己出版社出版的上千册书从箱子里取出来，分门别类地放进一层层的架子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放书的柜子，尽管这并不是那种四柱立地并且镶嵌着繁复雕饰的工艺品。但这是属于我的，存放着我的最爱、改变我的命运的图书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了书，我才改变了自己可能终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所以我要善待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挚友”，不管我的住处有多么简陋，我也要给它们找一个归宿。后来我工作调动，这个书架陪着我从城市的江北搬到江南，又从江南搬到江北，直到我有了这满墙的书柜。

　　现在，在江南的新居里，我购置了既古朴又现代的书柜。从书柜的质量和设计来看，目前的书柜比过去的所有书柜都要胜一筹。工作之余，当我走进书房，凝望着、抚摸着、端详着书柜里我那一本本搜罗回来的图书，我的心里常常涌起莫名的暖流。我常常慨叹，如果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有这么多的图书可以读，我的知识链条，我的学养，肯定会比现在更完善和丰赡。我也知道，按照现代的科学技术，在比这不知要小多少倍的介质里，就可以存放更多的数字化图书，但是，我更喜欢纸的触感、油墨的清香、书页翻动时的愉悦。同时，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而言，书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是一种寄托和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后辈能够像我一样喜欢这些图书，喜欢这种用方块字表达情感和认识世界的语言。

　　现在，我的房子里已辟了3个书房：一个是我楼下读书写作的书房。要搬进新居时，我从家具店挑来的实木书柜，占了半壁江山；一个是楼上的书房。那一排书柜是从江北搬过来的，虽然是复合板的，模样有些欧化，如果不再搬动，放书也还挺有用的；再有就是在楼下的客房里，我去年又定做了一个樟木书柜放在里面。这个书柜我是计划专门存放我目前正在负责编纂的《荆楚文库》的。我按照已出图书的长宽尺寸，按照将要出版的1600册图书的规模，请厂家定制的。为了管理家里的图书，我还从网上购买了一个小型的图书管理系统，将图书的信息都输进去，以便查阅。

　　坐在四壁皆书的房子里，心里时常有一种踏实感，虽然书柜中的有些书我并没有阅读，或者说没有认真阅读，只是用到时才去翻阅它们，但瞥见一册册图书整齐地摆在书柜里，心里是无比的滋润。我常常自我安慰，虽然我没有拥有多少财富，但我拥有这些图书，我从这些图书里了解了整个世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也是一个富翁了。尽管数字时代传统纸媒不被人待见，但我如双眼失明的博尔赫斯一样，将图书的天地看成是这个世界上的天堂。数字产品虽然有其储存与阅读的方便之处，但在认知与想象上也有其不足。特别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纸质的图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它涵盖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它是我们短暂生命的同行者。

　　（作者系湖北出版集团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