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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学理论日趋成熟发达，诗人作家们往往出入经史，融通诗禅，具有较前人远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在日常交游和写作中，他们热衷于品鉴艺文，传阅文集诗卷，谈论文统诗道等话题，在其所撰著的诗话、文话、诗歌以及序跋题记等诗学文献中，逐渐衍生出一些具有原生性的诗学命题和范畴，形成自觉的诗史观。刘克庄是晚宋诗坛出色的诗人和著名的诗论家，他以“本色论”为艺术标尺，在诗史演进的视域下，提出“诗祖”“派家”等宋代诗人、诗派的典范命名和理论范畴，初步构建了宋代诗史的叙述框架和话语体系，显现出鲜明的“本朝”史观和当代视野。

一、谁是“诗祖”

“祖”者，祖师、始祖、宗祖、鼻祖之谓。以“诗祖”命名诗人，最早见于唐人。据载: “李洞目贾阆仙为诗祖。”李洞为晚唐诗人，痴迷贾岛诗，以至铸像礼拜，奉为宗祖。然贾岛仅为晚唐众多“小家数”之一，“诗祖”的桂冠实在大而无当。唐代诗人中真正堪称“诗祖”者当属杜甫，而这一命名则始于宋人。曾几称“老杜诗家初祖”，刘克庄亦称“杜公为诗家宗祖”，元代方回将杜甫作为江西诗派之“一祖”，也渊源于宋人话语。最早命名宋代“诗祖”的是吕本中，他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称“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宗派之祖曰山谷”。在江西诗风的笼罩下，“诗祖”之说在南宋也日趋流行，并具有了新的特色。其一，“诗祖”论与“宗派”相联系，带有鲜明的禅宗祖庭文化和传灯语录的印迹; 其次，以“诗祖”命名在诗坛开宗立派、首创风气的诗人，具有了诗史的意义。

晚宋诗论名家刘克庄即是“诗祖”的权威命名者。从最高的意义上理解，“诗祖”应该具有唯一性。然而，刘克庄所命名的宋代“诗祖”却不止一位，计有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四人。他将梅尧臣称为“本朝诗开山祖师”，称欧阳修、王安石二人为“吾宋诗祖”，推举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那么，谁是宋代诗坛最有资格的真正的“诗祖”? 一代“诗祖”是否是独一无二的？本朝“开山祖师”“诗家宗祖”与“吾宋诗祖”诸命名之间有无位序高低之分? “诗祖”与“宗派”“集大成”“大宗师”“大家数”等命名有什么联系? 本文拟逐一梳理刘克庄的相关论说，并参酌南宋诗论中相关的热点话题，探讨其“诗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体现的诗史观念。

(一) “本朝诗开山祖师”梅尧臣

刘克庄将梅尧臣与其唱和之友欧阳修置于宋初诗坛进程中分析其艺术贡献: “余尝评本朝诗，昆体过于雕琢，去情性浸远，至欧、梅始以开拓变拘狭，平澹易纤巧。”但比较而言，“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将梅尧臣命名为“开山祖师”，“开山”二字表明其居时代之首，开风气之先。其对宋诗的贡献，是变昆体的过于雕琢纤巧为平淡质朴，重性情而复风雅; 又以“始”字强调了其在宋初诗坛“开山者”的地位。梅尧臣在当时与苏舜钦并称，欧阳修与“苏、梅”有师友之谊，二人因欧公的揄扬而名重当世。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对梅尧臣诗风的演变有精当的概括: “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但自觉追求“平淡”则是其主要倾向，梅尧臣自称“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欧阳修以“苏、梅”比较: “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 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后村诗话》引述张嵲对梅尧臣诗的评语: “圣俞以诗鸣本朝，欧阳公尤推尊之。余读之数过，不敢妄肆讥评。至反复味之，然后始判然于胸中不疑。圣俞诗长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澹有余。然其澹而少味，令人无一唱三叹之致。至于五言律诗特精，其句法真有大历诸公之风。”在肯定梅尧臣“长于叙事”、诗风“雅澹”与五律句法精严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够雄健与缺少余味的缺点。张嵲是刘克庄推许甚高的南渡诗人，刘克庄赞同其观点为“不易之论”，为其“开山祖师”说作了重要补充。

作为诗坛开山的先驱者，梅尧臣以及欧阳修等“新变派”对宋诗风的试验和探索还有不够成熟和稳定之处，这本即体现了北宋诗歌的曲折发展轨迹。要而言之，梅尧臣对宋诗的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平淡诗风，“这种创造对于宋诗审美规范的确立起了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经过欧阳修的揄扬和苏轼等诗人的发展，成为宋代诗人的普遍追求。称其为“开山祖师”，则是刘克庄的理论识见。曾季貍曾指出: “东莱( 吕本中) 《江西宗派序》所论本朝古文，始于穆伯长，成于欧阳公，此论诚当。但论诗不及梅圣俞，似可恨也。诗之有圣俞，犹文有穆伯长也。”刘克庄从宋诗史的实际出发，弥补了这一缺憾。

(二) “吾宋诗祖”欧阳修、王安石

欧阳修作为“百科全书”型的北宋文坛领袖，宋人对他的评价常出现几个并称，即“韩欧”“欧梅”“欧苏”，分别指向不同的文学领域。刘克庄则将欧阳修与王安石并称为“诗祖”: “昔庐陵、半山二公愈贵愈显，其诗愈肆，岿然为吾宋诗祖。”但这一“诗祖”合称缺少必要的条件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刘克庄以欧、王两人作为“诗穷而后工”的反例，强调达而有权位者可以同时在政治、学术与诗歌领域取得成功。不过巧合的是，“诗穷而后工”恰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命题，“穷而后工”的梅尧臣获称“诗祖”，欧阳修却以“达而能工”获得此称，这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一命题强调了诗人的际遇、命运等外部因素对创作的影响，然而诗人的穷通并非决定诗“工”与否的唯一条件。在宋人的批评话语里，本来就有“山林草野”与“朝廷台阁”两类文章，对应的作者类型分别是“道不得行”的“穷者”与“得位于时”的“达者”。刘克庄则列举了这两种类型的经典例证: “禹之训、皋陶之歌、周公之诗”等是“达而在上者之作”，“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可见，不论穷通，皆可达到“工”的高度，而“工拙”与否则包含了对文学艺术的价值判断。由此再看刘克庄对欧、王二公作为“诗祖”的命名，显然过多地强调了政治身份( “愈贵愈显”) 而忽略了艺术性( “其诗愈肆”)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刘克庄对欧阳修、王安石的具体评价。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欧梅”并称，却并未将欧阳修与梅尧臣并称为“诗祖”，而是认为其与韩愈一样非“本色诗人”，故“不当以诗论”，这就使他失去了成为“诗祖”的前提( 详见下文论述) 。其次，刘克庄对王安石诗的评价不甚系统。一是评价其善于取法唐人，如其论杜甫诗: “余谓善评杜诗，无出半山‘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之篇，万世不易之论。”其所引王安石《杜甫画像》诗句，重在宣扬杜诗儒者精神: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刘克庄赞其为“万世不易之论”，侧重其诗论意义。二是评价其拟寒山诗: “半山大手笔，拟二十篇殆过之。”三是评价其集句诗: “集句诗自半山后，他人为之，戛戛其难。”均带有师法前人性质。

综合而言，欧、王二人均为北宋文坛大家，各有所擅，但其实都不符合“诗祖”的特性。他们通常是作为诗歌、古文、四六兼擅以及学术、政事相兼的人物为世人盛称，刘克庄并没有指出他们像梅尧臣、黄庭坚那样具有艺术风格的创变性和范式意义，反而谈到王安石对欧阳修诗歌的态度: “半山崛强，于欧、苏无所置喙。”因此，将两位年辈地位、诗学思想、诗歌特色都存在明显差异的诗人合称“诗祖”，颇显勉强，不妨看作是刘克庄为王埜( 字子文) 诗集作序时的比附应酬之语。

(三) “本朝诗家宗祖”黄庭坚

吕本中首称黄庭坚为“宗派之祖”，刘克庄继吕本中之后，从理论上对江西诗派作了更全面的总结。他将黄庭坚定名为“本朝诗家宗祖”，比之于禅宗开山祖师达摩。他同样在“本朝”诗史的演变进程中论述山谷诗的贡献，在“国初诗人”潘阆、魏野的“晚唐格调”与杨、刘“昆体”之后，“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至欧、苏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于是，“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磨，不易之论也”。刘克庄再次在诗论中用“不易之论”肯定其“诗祖”之说。他具体分析说: “山谷为诗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木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莓苔’之语而出。”所举诗句出自其父黄庶《怪石》诗，意在揭示其“句律”自有家法。评价黄庭坚，绕不开苏、黄异同的话题，刘克庄对二人有概要精当的互文式比较: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煅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

从刘克庄所论可以看出，作为“本朝诗家宗祖”，黄庭坚讲究“句律”之锻炼，追求“体制之变”，搜奇猎异的诗材与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语言，以“自成一家”的诗法规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江西“宗派”。江西诗派的法席盛行，进一步强化了黄庭坚的“诗祖”地位。此外，宋末谢枋得称黄庭坚、陈师道“此二家乃本朝诗祖”。然而后山乃瓣香山谷，黄、陈并称而地位等级实有差别，但其说可为方回“一祖三宗”说张本。

(四) “集大成者”陆游

陆游未明确获“诗祖”命名，但综合刘克庄对陆游的评价，确有“诗祖”之实。首先，将其作为唐宋诗史“集大成”式的典范人物: “本朝诗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钜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将陆游与李、杜、梅尧臣相提并论，其中两位( 杜、梅) 被称为“诗祖”，可见其地位之尊崇。“集大成”是宋人文学经典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常用以标举在某一领域奄有古今而又独树一帜的一流人物，如杜诗、韩文。从时序上说，开山者在前，祖述与集大成者在后。陆游活动于南宋前期诗坛，他广泛师法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梅尧臣、苏轼等诗人，堪称唐宋诗歌艺术之集大成者。其次，刘克庄将陆游与杨万里并称为南渡中兴大家:“老去仅名小家数，向来曾识大宗师。……诚叟放翁几曾死，著鞭万一诗肩随。”并以李、杜比拟杨、陆: “放翁，学力也，似杜甫; 诚斋，天分也，似李白。”尊称二人为“大宗师”“大家数”，确乎声名相埒，有些难分伯仲。

但事实上，在杨、陆二人之中，刘克庄更偏重陆游。《题放翁像二首》其二: “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以“初祖”比喻其为“过江后一人”，地位显然高出众人。他还从作品数量上比较二人，更钦佩后者的创作才华: “诚翁仅有四千首，惟放翁几满万篇。老子胸中有残锦，问天乞与放翁年。”对于陆诗的艺术风格，他分析说: “近世陆放翁、朱晦庵笔意，言语不掉书袋而自粲然成文。”强调其自然平易的诗风。又说:“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末年云: ‘客从谢事归时散，诗到无人爱处工。’又云: ‘外物不移方是学，俗人犹爱未为诗。’则皮毛落尽矣。”从记问、力量、才思、气魄四个方面概括其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后村论诗，尤重“力量气魄”。他认为: “昔之文章家未有不取诸人以为善。然融液众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气魄; 陵暴万象而无一物不为吾用，必有大力量。……余谓诗亦然。”“大率有意于工者率不能工，惟不求工而自工者为不可及。求工不能工者滔滔皆是，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气魄、大力量不能。”更称古今诗人自李、杜、欧、苏至杨、陆等“此诸老先生耳目口鼻与人同，而气魄力量与人异，以其大足以容之也”，而讥嘲“岂若晚唐蛩吟蝉噪者之为哉”? 总之，刘克庄在“近世”诗坛的背景下，赞许陆游为“融液众长”的“集大成者”，喻为“宗门中初祖”，称为“过江后一人”“南渡后一大宗”，由此看来，将其置于宋代“诗祖”之列似不为过。但他特别标明“过江后”与“南渡后”的时段，正是未能命名其为“诗祖”的原因。

二、“诗祖”之外

刘克庄所命名的这份“诗祖”名单是否全面和具有权威性，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比如，堪称宋代诗坛一代宗师的苏轼为何没有入选? 这并非刘克庄疏忽或缺乏辨别力，而自有其理论考量。“诗祖”之外，两宋诗坛还有众多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个体或群体、流派。对此，他用另一组诗学范畴给予命名和定位，最重要的是“家数”论和“派家”论。

(一) “家数”

“家数”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范畴。汪涌豪指出，“‘家数’之进入文学批评也在宋代”，并举南宋诗论家严羽、刘克庄为例展开论述，认为其含义均指风格而言，严羽所称“家数”“是指独特的体法传承及在此传承基础上形成的诗的风格”; 刘克庄习称“大小家数”，“无非指创作成就突出、卓越自成一家的技艺风格或与之相反的庸陋风格”。刘克庄广泛运用“家数”范畴论诗、词、文各种文体，含有体制、风格之义。如: “律体切近帖妥，唐家数中名作也。”“林君少嘉示余诗，篇篇幽远，字字殊妍，品在唐人家数诗中。”其次，他以“大小家数”标识品级名位，是其典范论之重要范畴。“大家数”为一流诗人之通称，如“古今诗人如麻粟，惟唐李、杜，本朝欧、梅、半山、玉局，南渡放翁、诚斋为大家数”，概括了唐宋两代6位诗坛大家。“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初则王履道、陈去非、汪彦章、吕居仁、韩子苍、徐师川、曾吉甫、刘彦冲、朱新仲、希真，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所列15 人，皆称为“大家数”，突出了“南渡中兴诗坛”的典范地位。

以上所述“大家数”中，除黄庭坚外，包含了刘克庄所命名的“诗祖”及“集大成”者，更有众多不同时期的诗坛大家、名家，北宋集中于庆历至元祐诗坛，南宋则集中于南宋前期“中兴”诗坛。刘克庄常以“大家数”与“小家数”对举，从中可以了解其论诗旨趣与取向。与“大家数”同名异称的概念还有“大宗师”“大作者”“大诗人”“大秀才”等，如称“李、杜、韩、柳、欧、苏、黄、陈大宗师”，称戴复古“式之名为大诗人”可见“大家数”实是第一等大诗人。他又屡屡指出“小家数”的特征: “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世间小家数，不瘦失之寒。”“肯为唐季小家数，须做僧中大辨材。”明确指向“江湖诗人”所取法的“晚唐体”，批评其点缀景物，风格寒瘦，境界狭小，反映了刘克庄整体上鄙薄“晚唐”诗风的审美倾向。

(二) “派家”与“宗派”

“宗派”是“宗祖”与“派别”的合称，“派家”“诗派”亦是由“宗派”衍生出来的概念。在宋人诗学话语中，“宗派”一词仅指“江西诗派”，经吕本中命名后，南宋诗人与诗论家进一步传扬之。贺允中: “闻有豫章先生乎? 此老句法为江西第一祖宗，而和者始于陈后山，派而为十二家，皆铮铮有名，自号江西诗派。”李光云: “知君欲嗣江西派，净几明窗付后生。”自注: “近日吕居仁舍朋: “近来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韩子苍。”楼钥云: “涪翁又分江西派，作图序次由本中。”均可证江西“宗派”“诗派”命名之本义。刘克庄在此基础上提出“派家”的概念: “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挛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则又驰鹜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刘克庄的友人林希逸亦使用“派家”的概念: “今言诗于江西，大抵以山谷为的。高安刘兄，以《山居前后稿》见寄。思清而兴远，词赡而律严，求之派家，神情风格皆具。”刘克庄把入《江西诗社宗派图》者称为“派中”人，诗则为“派诗”。他指出，曾几与吕本中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 又曾见“派诗旧本，以东莱居后山上，非也”，故仍以吕本中列在最后以“继宗派”。评韩驹:“吕公强之入派，子苍殊不乐。”江端本: “子我弟也，子我诗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晓。岂子我自为家，不肯入派，如韩子苍耶?”按，曾几是事实上的江西诗派传人，谢枋得即言: “诗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曾几也有明确的“宗派”意识，并反复以杜甫与黄庭坚并提: “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诗章出咳唾，流派考宗祖。”“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从诗法传承上叙述了山谷与杜甫的“宗祖”与“渊源”关系，可见曾几与江西诗派渊源甚深，应入《宗派图》而被吕本中排除在外，故刘克庄对其意图表示不解。刘克庄还明确把杨万里与吕本中、曾几一起划入江西“派诗”之列。《茶山诚斋诗选序》: “余既以吕紫微诗附宗派之后，或曰: ‘派诗止此乎?’余曰:非也。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按照禅宗祖庭的命名规范，有“宗祖”与“派祖”，也称“正祖”与“支祖”。黄庭坚为“初祖”，吕、曾为“派祖”，杨万里则可称为传承法脉的“支祖”。《题诚斋像二首》又称:“欧阳公屋畔人，吕东莱派外诗。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称为“派外诗”和“江西别枝”，也近“支祖”之意。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确立了黄庭坚的宗祖地位，整合了元祐以来诗坛“派系”。自有江西“宗派”及“派诗”，一般诗人群体亦可借由某种诗学思想与风格的共性而具备成为“诗派”的条件，促进了南宋诗人更为自觉的流派意识。如: “派里人人有集开，竞师山谷友诚斋。只饶白下骑驴叟，不敢勾牵入社来。”此处所言“派里”指效仿“江西派”者，“白下骑驴叟”是后村自指，谦称自己不敢入其诗社。又言: “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谁编宗派应添谱，要续传灯不记名。放子一头嗟我老，避君三舍与之平。由来作者皆攻苦，莫信人言七步成。”“四人”指“四灵”，“宗派”仍借用吕本中所编《江西诗社宗派图》，泛言其可传承诗法，结为诗派，同样以“放子一头”谦称。“谱”指谱牒，“芹泮佩衿尊郑老，桐江谱牒派玄英”，借以指诗派人物图谱。再如: “诗派相邀容入社，酒泉虽远愿移封。”也是以“诗派”泛称诗社之友，而非事实上形成的某某诗派。

由“宗派”“派家”“诗派”等诗学范畴在南宋诗坛的流行，可以了解“江西宗派”之形成流衍、宋人“流派”观念之初步形态。只是在“江西宗派”的笼罩下，再未产生足以与江西诗派分庭抗礼的新诗派，其关键是缺少如黄庭坚那样卓越的诗人作为“宗祖”开坛树帜。

(三) “江湖诗人”

晚宋“江湖诗人”是近年来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争议的焦点是南宋诗论家有没有提出“江湖诗派”的概念。学界的讨论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关于“江湖体”“江湖诗人”“江湖诗派”等命名问题也基本得到厘清。这里略作补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们不论从晚宋诗学材料中还是从号称“江湖诗人”领袖的刘克庄诗论中都没有发现“江湖诗派”的用法。刘克庄受知于叶適，叶公称其诗“可建大将旗鼓”，其为“在场者”，与江湖诗人有广泛的交游唱和，那么他是如何称述这一诗人群体的生活与创作的?

首先，刘克庄使用的概念有“四灵”与“四灵体”，它们与“江湖诗人”的关系值得注意。“四灵”因叶適命名而广为流传，刘克庄也屡屡论及“四灵”。他选编南宋五七言绝句，“至于江湖诸人，约而在下，如姜夔、刘翰、赵蕃、师秀、徐照之流，自当别选”。“南渡诗尤盛于东都。……内放翁自有万诗。稍后如项平父、李秀章诸贤，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灵，占毕于灯窗，鸣号于江湖。”将“四灵”纳入“江湖诸人”之列，而区别于南渡诗坛之“江西一派”。又称: “玉融林君子彬示诗七十篇，……律体若造语尖新，然视晚唐、四灵犹恨欠追琢，而君自谓可以见古人矣。”将“晚唐”与“四灵”并置一处，因“四灵”直接取法晚唐姚、贾。他又将“四灵”诗风称为“四灵体”:“今江湖诸人竞为四灵体，君卷中时有三数句似四灵。”“四灵体”与“晚唐体”在诗学旨趣上一脉相承。刘克庄早期亦浸染“晚唐诗风”，后来则转而指摘“晚唐体”弊病，即指向晚宋以“四灵体”为代表的江湖诗风: “蛩鸣竞起为唐体，牛耳谁堪主夏盟。”所谓“蛩鸣”，即“晚唐蛩吟蝉噪者”。“昔韩、欧二公病六朝五季文体卑弱，于是各为一家之言以变之，不独一时学者从风而靡，向使徐、庾、杨、刘诸人及与二公同时，亦必北面竖降矣。今举世病晚唐诗，犹欧阳之遗意也。”其诗学思想上承韩愈、欧阳修对齐梁、晚唐诗的批评，从“举世病晚唐诗”可见“晚唐体”之卑弱衰变诗风在晚宋诗坛的弥漫，江湖诗风已引起一些诗人的不满和批评的反弹。

“永嘉四灵”为“江湖诗人”之嚆矢，“江湖诗人”因陈起刊行《江湖》诸集进一步扩大了声势，正如刘克庄所说“江湖间新诗人甚多”。但在刘克庄惯常的称呼中，既无“江湖体”，更无“江湖派”，他们的身份是“江湖社友”“江湖士友”“江湖酬倡者”“江湖吟者”“江湖旅人”“江湖游客”，等等。他们的活动特点是“浪走于江湖”“足迹满江湖”“身久落于江湖”“就江湖之空旷”，从中可以窥见这一诗人群体游吟江湖、结社唱和的主要特征。在重视“辨家数”、别“体”“派”的理论风气中，刘克庄并没有将“江湖诗”命名为“江湖派”或“江湖体”，显然，在他的心目中，“江湖诗歌”并不足以成为“派家”，原因盖在于“江湖诗人”一味追随“四灵”与“晚唐”，而缺少自家面目，造成“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五言，苦吟过于郊、岛”的现象，只能成为吟风弄月的“小家数”，是他所不满的。

三、典范观: “本色诗人”与“诗人之诗”

怎样选择文学典范? 如何安排文坛前辈时贤的位置，给以恰当的命名? 这取决于刘克庄的诗学取向和典范观。

对于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刘克庄特别重视其在诗史上的首创意义。如咏梅诗在宋代蔚为大宗，“自昔咏梅者少，六朝惟何逊扬州、陆凯庾岭之作传于世，至本朝孤山处士，‘暗香疏影’之句擅名至今。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丽足以誉梅，或人物高胜足以重梅。又首为诗家破天荒，如优钵昙花，旷劫一见，所以可贵”。南朝何逊、陆凯、宋初林逋都算不上诗坛一流人物，但凭借其咏梅诗独擅诗名，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即在于其为后来者开拓和垂范。在各类文学的经典作品之林中，这样的“破天荒”之作不在少数。再如评价杨亿: “杨文公《谈苑》云: ‘近世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得其格者蔚为佳咏。’……余按首变诗格者，文公也。自欧阳公诸老，皆谓昆体自杨、刘始，今文公乃巽与二人，若己无与者，前辈谦厚不争名如此。”并引杨亿与钱、刘同题《咏汉武》《明皇》诗，认为“比之钱、刘，尤为老健”。杨亿的贡献是开创了“西昆体”，矫正五代以来诗坛的鄙陋浅俗之气，但自身带有过于雕琢华丽之弊，未能成为宋诗发展主流，也难入“宗师”级人物谱系。而梅尧臣之“开山之功”恰在于矫正昆体雕琢习气，“始以开拓变拘狭，平澹易纤巧”。

被刘克庄称为“诗祖”“宗师”者，除了能够开创风气之先、具有范式意义外，还有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即“本色论”。以“本色”论诗，是宋代“尊体”派传统观念。严羽强调: “须是本色，须是当行。”刘克庄《晚意》云: “末年慕用寒山子，不是行家本色诗。”他的“本色”论指向诗人身份与诗歌品质两个方面形成的“诗”与“非诗”之辨、“破体”与“尊体”之辨、“诗人”与“文人”之辨，而分歧几乎都导源于韩愈以降诗歌转型过程中衍生的理论问题。

首先，从“诗人”身份判断，有大儒与诗人之分。前者在文坛具有崇高的地位，比如欧阳修与叶適，刘克庄对二人的定位是: “欧、叶皆大宗师。”他从选诗的角度论及唐宋诗人典范问题: “余尝谓选古今诗，先正推韩、欧、曾、范大儒，惟周、程、张、邵及近世朱、张、吕、叶不可以诗论。”认为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叶適等“不可以诗论”，将古文大家韩、欧、曾、范称为“大儒”，但诸人既以古文与儒学称，也并非纯粹“诗人”。他曾评叶適《中塘梅林》两篇五言古诗云: “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诗人寒俭之态矣。”比于陶、柳，是相当高的评价，但前提却是: “水心，大儒，不可以诗人论。”既然不能以诗人论，自然也就不具备成为“诗祖”的资格。

其次，从诗歌品格入手，有“文人”与“诗人”之诗。刘克庄把诗歌区分为两种审美类型: “余尝谓: 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 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是以《诗经》风诗作为“诗人之诗”的源头，其特性是抒写情性礼义，并从自然中采撷诗料。“文人”之诗即“学人之诗”，则是以书本知识为本源。刘克庄论诗重性情，因此，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风人之诗”即是“行家本色诗”: “古今诗不同，……然变者诗之体制也，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他赞同时人对“江西”诗风的批评: “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认为“切中时人之病。”在江西诗风影响下，不免造成“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的局面。刘克庄从诗美品性分析唐宋诗人大家，以判断其是否“本色”。如韩、柳之别: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韩、柳齐名，然柳乃本色诗人，自渊明没，雅道几熄，当一世竞作唐诗之时，独为古体以矫之。”柳宗元之“本色”源于其学陶。陶渊明是刘克庄极为推尊的前代诗人典范，称“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而渊明尤其“人物高胜，其诗遂独步千古”。后继者中，“唐诗人最多，惟韦、柳得其遗意”“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评林巢《读陶诗》“虽甚清绝，然太轻快，……要须更檃括以韦、柳乃善”; “诗至于深微极玄，绝妙矣，……唐人惟韦、柳，本朝惟崔德符、陈简斋能之”。均以“韦、柳”并称，上接渊明，乃诗风自然平淡而重抒写情性一派，故称柳宗元为“本色诗人”。论苏、黄异同着眼点又有不同: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对黄庭坚“锻炼精而性情远”的评价似乎与重性情的“本色论”相悖，但事实上，黄庭坚论诗亦云: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刘克庄还认为，陈师道“文师南丰，诗师豫章，二师皆极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黄、陈”并称，二人皆属“本色诗人”。

再次，从体制法度讨论，有“尊体”与“破体”之辨。黄、陈二人也持“文体本色”论。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 “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进一步认为: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曾季貍也说: “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韩愈开“以文为诗”风气之先。苏轼则“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而且将范围几乎扩大至所有文体。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谈论本朝欧、苏诗歌，惯于以韩愈为参照。最早对韩、欧诗歌的争议发生在治平间馆阁论诗时，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吕惠卿等人认为“诗正当如是”，“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也”; 沈括等人则认为韩、欧之诗虽“健美富赡”，但韩诗乃“押韵之文”，欧诗“恨其少余味”。刘克庄从“本色”角度论韩、欧诗: “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评苏轼诗: “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他人无许大气魄力量，恐不可学。”从论者对韩、欧、苏三位宗师级人物的争议比较，可见“尊体”论与“本色”论在宋代主流话语中的流行和份量。

刘克庄坚守了纯粹的文学审美标准，以其“本色论”为标尺，将元和至元祐唐宋两代诗坛大家韩、柳、梅、欧、苏、黄分别划归“文人”与“诗人”两个谱系，在“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间划分了疆界。尽管韩、欧、苏在南宋以来的经典地位日益确立，其在文学、学术乃至政事领域的杰出成就与宗师地位亦非梅尧臣、黄庭坚可望其项背，但因其诗人“本色”不纯，宋代“诗祖”的名号遂不得不让梅尧臣、黄庭坚及陆游所专有。林希逸的说法恰恰与刘克庄不谋而合: “若欧、曾、苏之名以文，梅、黄、陈之名以诗”，刘克庄所命名的北宋两位“诗祖”即在其“以诗”而名之列。将梅尧臣、黄庭坚称为“诗祖”，其实质是肯定其为宋代诗风演变进程中之关键人物。北宋诗风之“变”，梅、黄二人是重要转捩点。元代袁桷《书梅圣俞诗后》论曰: “昆体之变，至公而大成，变于江西，律吕失而浑厚乖。驯致后宋，弊有不胜言者。”清代翁方纲则从“宋调”确立的角度阐发了黄庭坚兼为江西宗派之祖与“本朝诗家宗祖”的诗学史意义: “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因而，刘克庄在苏、黄比较基础上提出的黄庭坚为本朝“诗祖”说，“此论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贤三昧。不然而山谷自为‘江西派’之祖，何得谓宋人皆祖之? 且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风会论之，舍元祐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②? 因此，就诗论诗，截断众流，以梅、黄为宋诗演进主流，建构诗史经典人物谱系，这便是刘克庄“诗祖”说宗旨之所在。

四、“本朝”史观与当代视野

刘克庄的“诗祖”论、“派家”论等体现了他自觉的诗史观。他所命名的宋朝“诗祖”，名义上可包含欧、梅、王、黄、陆游五人，严格而确定无疑地则是梅尧臣与黄庭坚二人。五席之中，北宋占据四席，凸显了“诗祖”说的历史脉络; “诗祖”说之外，刘克庄给予南宋诗坛更多的篇幅，显示了鲜明的“本朝”诗史观。

宋人在政治、学术与文学领域，均表现出自觉的“本朝”史观。从对王朝名称的使用上可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意识。首先，“国朝”是通行的泛称，如韩愈称陈子昂: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宋人也习用“国朝”之称，如王称编《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序称: “盖文章至唐而盛，至国朝而尤盛也。”张戒多以“国朝”论诗，如“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 “五言律诗，若无甚难者，然国朝以来，惟东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 “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等等。 “国朝”之称偏重朝廷、王权的客观立场。其次，在国号、朝代前加冠词的尊称“圣宋”“我宋”“皇朝”等，如吕祖谦所编宋文选《皇朝文鉴》，魏齐贤、叶棻所辑《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楼钥说: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杨万里说: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钱时《舟中卧听守之读皇宋诗》: “略无梦到华胥国，枕上听歌圣宋诗。”既称“皇宋诗”，又称“圣宋诗”，均带有颂扬尊崇的主观色彩。“本朝”之称在宋代也非常普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严羽《沧浪诗话》用“本朝体”“本朝诗”“本朝诸公”“本朝诸贤”等论诗，且多与唐人相对而称，如: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如果说，宋人的“本朝史观”是围绕“祖宗观”而对政治文化所作的阐释的话，那么，宋人的“本朝”文学史观则致力于对宋代“人文之盛”的建构，是在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宏观视域和立足点上，对北宋以来文学进程的通观叙事。

刘克庄使用“本朝”一词尤为密集，论文治如“本朝文治过唐远甚”，“元祐间最为本朝文章盛时”，论人物如“本朝惟晏元献、杨文公岿然为名臣”。他对“本朝”史的题咏，透过特定的时间视角，表现了自觉的史家意识。《题林梦馨本朝杂咏》: “二百新题字四千，庚申已后甲寅前。继周可以知百世，续汉谁曾到八年? 江左重修《泰陵录》，水心绝重《建隆编》。”“庚申”至“甲寅”当为建隆元年( 960) 至高宗绍兴四年( 1134) ，凡175 年。林梦馨的《本朝杂咏》不存，从后村诗句可知，这是一部包含200 首五言绝句的大型组诗，杂咏从北宋建国到南宋高宗绍兴初史事，可视为一部“本朝”简史。《泰陵录》指徽宗朝所修《哲宗实录》，高宗绍兴三年诏重修。《建隆编》系陈傅良节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一朝史事而成，又名《开基事要》，编于庆元中经筵任上。刘克庄特别提到这两部当朝史籍，意在追述元祐、绍圣史事，上溯“祖宗之法”，体现了一种史鉴精神。对高宗、孝宗两朝的“中兴”叙事则寄托了他的文治理想，他认为“隆兴、乾道之盛比于庆历、元祐”。“隆、乾”“乾淳”成为南宋人追攀的典范时代: “生后至和嘉祐时，老身犹及见淳熙。”“诸老破荒倡唐宋，三千接武辅乾淳。”加上他所亲历的端平、嘉熙、淳祐、景定、咸淳，构成其“本朝”叙事的完整脉络。

作为“本朝史”的组成部分，刘克庄的诗史观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和优越感。《平湖集序》云: “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以“五星聚奎”象征宋代文运之盛，成为南宋以来士大夫的共识。宋诗在发展进程中一直以唐诗为典范，唐诗对宋人造成不小的“影响的焦虑”，最为典型的是严羽的“宋不如唐”论。但刘克庄却作出了最自信的断言: “本朝”诗不愧于唐。《本朝绝句续选序》云: “本朝诗尤盛于唐。使野处公编本朝绝句，殆不止万首。”“野处公”指洪迈，他于淳熙年间编《万首唐人绝句》，但宋诗却成为阙典。于是，刘克庄编辑了两部宋代绝句选本，《本朝五七言绝句》所选为南渡前即北宋绝句，序中说: “或曰: 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 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另选南渡后诸家五七言绝句为《本朝绝句续选》，序言称“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乾淳间“一二十公皆大家数”，再加江西一派与永嘉四灵，可谓一时彬彬之盛。“本朝”诗过于唐，南渡诗盛于北宋，表现了自觉的诗史进化观。

刘克庄的“本朝”诗史观还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他所命名的“诗祖”，梅尧臣为“本朝诗开山祖师”，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梅、陆则为“本朝集大成者”。其次，他经常以“近岁”“近世”“近时”等为出发点，将批评视野更多投向南宋诗坛。

所谓“近世”，可以“南渡中兴诗坛”为起点。“中兴大家数”是刘克庄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三位“近岁诗人”，除了前引“杨、陆”并称外，其他如称徐似道“此公曾见石湖、放翁、诚斋一辈人”而有材气人品，高似孙诗“有石湖、放翁、诚斋之风”。刘克庄对张嵲的评价也值得注意。张嵲系陈与义表侄，《后村诗话》评其《夷陵》《初夏》《与简斋》等五言诗云:“词语高简，意味幽远，此类不可殚举，真南渡巨擘。”评其五、七言绝句云“精丽宛转有思致”，其咏史绝句《读楚世家》“忠愤切于戊午谠议矣，但微婉而成章耳”; 并称“世好巨山诗者绝少，惟余与汤伯纪( 汉) 耳”。刘克庄不仅详引张嵲评析梅尧臣与黄庭坚诗歌艺术的观点，赞同其为“不易之论”; 引述其《陈简斋墓志》对后山诗与书法的评价，而且广引张嵲诗篇，誉为“南渡巨擘”，挖掘其艺术价值，反映了其独到的艺术眼光。

“近世诗人”的另一重点是四灵及江湖诗人。作为“在场者”，刘克庄多次出入朝堂，又因奉祠久居乡里，在朝野诗坛中建立了广泛的师友交游网络，其地位与成就堪称“盟主”，却并不以“盟主”自诩。他既是当时江湖诗友交游唱和的中心，也是权威的理论批评家。他自述说: “近世诗人莫盛于温、台，水心叶公倡于温，四灵辈和之; 竹隐徐公倡于台，和者尤众，德求其一也。余长德求三岁，自丱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款接。”唱和之余，接受、阅读、评骘江湖诗友的行卷投赠作品成为日常活动，“辇路二年，阅士友贽卷多矣”，在京城已如此，乡居时尤甚: “虽屏居田里，载贽而来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阅。”“某自少壮好交游海内英隽，至老不衰。闲居无事时，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还贽和韵，未尝敢失礼于互乡童子，人所共知。”有时甚至“合江湖士友贽卷数十家并观”，“余阅近人所作数十百家”，可见其阅读量之多。他对于江湖诗人的点评往往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兹举其要者: “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不离唐律。”“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这些点评均指出江湖诗人所效仿的姚、贾“晚唐体”苦吟过甚、意象窄狭等弊病，视为“小家数”。除此之外，刘克庄对“近世”的评价还包括理学诗的空洞说理: “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公学力足以畜之，笔力足以洩之。分康节之庭而升明道之堂，非今诗人之诗也。”他还批评了陆游、辛弃疾词的用典过多: “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这些意见与他重视抒写性情和“诗人之诗”的“本色论”诗学取向一以贯之。

“本朝”史观构成刘克庄诗史叙事的理论视域。他将梅尧臣、黄庭坚、陆游等诗人置于“本朝”视野下给予“诗祖”“宗师”等系列命名，体现了建构典范理论、重视首创、探索源流的诗史意识。伽达默尔强调，“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刘克庄能够在南宋诗坛开放而有竞争性的理论环境中独树一帜，其见识高出于众多诗论家，就在于具有敏锐的“本朝”史观和当代视野。

诚然，刘克庄“诗祖”说也存在不公正性和矛盾牴牾之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一位年逾八旬的高寿诗人( 1187—1269) ，生活时代长，存世作品丰富，其现存作品最早始于嘉定时期30 余岁时。另据刘克庄自称，其所著《后村诗话》前、后、续、新四集系60 岁至80 岁时不同时期所作。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内，其诗风自有演进变化，其诗学观点也应有所修正调整，但在整体上仍然系统地反映了刘克庄的诗歌史观。与南宋另外两部有影响的诗话即张戒( ? —1157?) 《岁寒堂诗话》、严羽( 1192? —1245?) 《沧浪诗话》相比，刘克庄排除了两人厚古薄今、扬唐抑宋的门户之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宋诗史的多元面貌，公允地评价诸家得失，并作出宋文、宋诗( 重在绝句) 、宋词三大文体全面比肩唐人的判断。张戒与严羽拉开了唐宋优劣论的序幕，他们对宋诗的贬抑集矢于北宋欧、王、苏、黄四大家。比如张戒批评“苏轼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 “介甫、东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词气视太白一何远也”; “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 “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等等。 严羽则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值得注意的是，严羽对“诗体”的命名。如论诗体，有“以时而论”，宋代有本朝体、元祐体; “以人而论”，宋代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等，显示了严羽诗论重“体制”和“家数”的理论色彩。但除了贬抑北宋诗人之外，他对南宋诗歌也采取了忽略的态度。张戒早逝，他仅提及南渡初吕本中、陈与义、张嵲几位诗人论诗之语。严羽除了提出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外，仅对江湖诗风作了简要评述，谓“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 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刘克庄超越张戒、严羽的地方，则是正面提出宋诗的典范理论，他以“格”论宋诗，概括为“杨、刘是一格，欧、苏是一格，黄、陈是一格”; 以“派家”论江西诗人，以大小“家数”论唐宋诗人，最有创造性的还是提出“诗祖”“祖师”等典范命名，深化了“派家”“家数”等诗学范畴。他创作了丰富的诗作、诗序、诗话、诗选，阐发了系统的诗学理论命题，构建了自成体系的诗歌史观，这对于宋诗的经典化、宋诗的诗史地位，起到重要的理论总结作用。公正地说，刘克庄堪称宋代最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