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一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经验与擅长。然而，有些作品影响深远，被读者所喜爱；有的则令人乏味，甚至被诟病为“太虚”“太假”。我想，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创作者的革命情怀是否到位，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叙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到新中国建立之前，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推翻三座大山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奋斗历程，以画面感较强的文字真实、生动、准确地还原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全书突出了“火红的青春”这个核心意象，即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回答了“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他们能为理想和信仰去勇敢地牺牲”这样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同时又将这些烈士的命运放置于革命洪流的历史背景中叙述，因而使整部作品的可读性变得很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意味都很浓烈，出版不久便受到不少读者好评。回顾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没有对这些革命烈士的特别敬仰和敬佩之心，如果没有被他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征服，如果没有立志要把烈士们的事迹和精神传播得更远的情怀，作品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在很多采访和调研的场合，一些与我同行的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到烈士纪念馆或者他们牺牲的墓地总会停留很长时间，而且刚去过一次又要再去，甚至有的地方连续去五六次？我确实有这个习惯。在写《革命者》时，单是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我就去过十来次。每次去都会有不同的、更深的体会和感悟。面对那些先烈画像或他们的遗物、遗书时，我会久久地凝视，一遍又一遍地端详他们的容貌和眼神。我能感受到内心深处与烈士有了穿越时空的沟通与交流，甚至是相互的倾诉……这种感觉对创作的好处是极大的。这种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心灵交流与沟通，我想就是“革命情怀”使然吧。我坚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是不可能把革命题材写好的。

在《革命者》的创作实践中，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几点：

要尊重革命历史史实，不能为了凸显英雄情怀而杜撰故事。一般来说，史书的形成，大致有两种形态：一是与历史同步的同时代人在写，另一种是“后来者”完成的。无论哪一种写史者，都会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倾向性。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应当尽可能地尊重客观事实和历史的基本原貌，这是所有历史题材作家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品质。现实中，常常遇到这样两种情况：有些人写革命历史题材，会任意拔高那些烈士和革命者的行为，把笔下的英雄人物塑造得完美无瑕、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种情况是，为了“烘托”英雄和烈士的完美，不惜编造各种没有影子的“人物”和“故事”。最后的结果，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其实，书写革命历史题材时，最大的难点和难度就是摆在那里的“那些东西”，看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写得“活灵活现”。依靠杜撰和添油加醋，不是真本领。

对革命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有敬仰和崇拜的情怀。《革命者》一书中有许多人物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如恽代英、邓中夏等。但过去对他们只是概念性的认识，当我深入去挖掘史料、追索那些曾经与他们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革命者，甚至是敌方人员所留下的文字后，再通过走访他们牺牲的现场、他们出生的地方以及他们工作和战斗地时，我的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升华。比如在写邓中夏时，我发现以前众多写中共“一大”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很少有人提到过邓中夏与“一大”的关系。而事实是：邓中夏在中共召开“一大”的筹备过程中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不仅是会议的“议程”如何安排，就连毛泽东等外地来上海开会的代表的住处、房间，邓中夏都要一一过问，包括会场和代表们的座次他都亲自安排……就是这样一位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后来受党内“左倾”路线的迫害流落上海滩，连吃饭都成问题。邓中夏在狱中丝毫不受敌人抛出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并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字。我在书写“邓中夏”这个人物时，他就是我心目中可触摸得到的一个可亲可敬的形象，英俊、无私、无畏、开朗……怀揣着这种对英雄的真实感情和厚重情怀，我才能写出真实的邓中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邓中夏。

要想让革命人物和革命事件在历史的长河里闪耀光芒，必须保持对文学规律的敬畏情怀。既然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革命历史，就应当充分运用文学技巧，让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更加生动精彩，具有文学性、可读性甚至是经典性。其实，很多革命故事和烈士的牺牲场景本身特别具有艺术感和命运感。在写《革命者》时，我常常被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和征服。比如有一对恋爱着的革命者，被敌人抓捕后很快被押送刑场枪决。一路上，这对革命恋人对没能结婚颇感遗憾。就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个多小时里，他们俩内心的爱情火焰突然碰撞了一下，宣布要在囚车上举行“婚礼”。当时同囚车的革命者高兴得为他俩欢呼。于是，他们一起唱起《国际歌》，来为这对新人庆贺婚礼……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我在叙述这段文字时，我的眼睛一直被泪水浸润。有许多读者告诉我，他们也深深地被“囚车上的婚礼”感动了。

《解放军报》前段时间刊发的《牺牲在雨花台的中国“保尔”》中的主人公许包野，也是特别激发了我的英雄情怀和艺术状态的人物。他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年，正巧赶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风靡当时的苏联。许包野读了这本书后的第二天，在给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讲课时宣布：“从今天开始，我的名字改为保尔，你们就叫我‘保尔’吧！”后来，他受党中央指令回到祖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他的名字就叫“保尔”。摸不着头脑的敌人不知“保尔”何许人也。后来因叛徒出卖，许包野牺牲了。然而，因为他的这个名字“保尔”，与他离别53年的妻子一直不知丈夫的死活。直到她去世前的半个月，才知道思念了大半辈子的丈夫早已牺牲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的这些真实故事，经过准确、生动、到位的艺术处理，会释放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遵循文学艺术规律，必须怀有神圣、虔敬、执着的情怀，才有可能创作出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