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情窦初开，野心勃勃，手上一有点闲钱，就到县城里去见世面。

夏天的某个下午，我又带着妹妹又去城里闲逛。在县城最繁华的街心碰到了我的初中同学。这哥们也就十七八岁，正在协助疏导交通，虽然没穿制服，但是很神气。他豪爽地请我们吃了晚饭，之后把我们介绍到“春风”旅社，让我和妹妹以五块钱的价格住进了一个“标间”。标间里只有两张窄窄的小床，铺着破旧的凉席，头顶悬着一台老旧的哼哼唧唧的吊扇。那时候，我们村子还没有通电。我喜欢看亮得刺眼的电灯泡被电扇吹得直晃悠，舍不得睡着。

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旅社停电了。电风扇停止转动之后，蚊子从四面八方往房间里钻。不得已，我带着妹妹上了旅社的天台，那里聚积着纳凉的旅客。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甚至也没有风，在黑漆漆的夜里，蚊虫在耳边嗡嗡飞舞，我们只能凭着声音知道有多少人在天台等电来。

最初，是三三两两各自一小簇地闲聊，后来，大家稍放开了一些，开始相互搭讪。我记得，我和其中一个男孩在许多观点都很一致，我们为心有灵犀而兴奋不已。遇到反驳的时候，我们会异口同声地抗议，仿佛这月黑风高，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同类，为了表示好感，之后的聊天，即使在无关紧要的立场上，我们也会心领神会地站成一队。

夜越来越深，疲倦的人也终于忍不住一个接一个钻进了热笼，只有我们四五个人，仍然在热烈地聊着。聊什么呢，金庸？古龙？席慕容？他惊叹我读书多，我表扬他记忆好。一来二去，甚是默契。

后来，我知道，他们不是旅社的住客，只是旅社伙计住在这附近的朋友。

我们互通姓名和住址之后不久，电来了。我们各自离去。我记住了他干净的长相，以及脚上的一双皮凉鞋。我对这个人很有好感。

我以为，那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不。

我带着妹妹兴冲冲地去约好的地方等他，但他没有出现。从上午等到黄昏，我迟迟不想离开，一直在他工厂的门口徘徊。

他和他的朋友懒洋洋地出现时，天色已晚，他的声音还是头上晚上的声音，皮鞋还是昨天的皮鞋，但是他的脸色非常的不屑，非常的冷淡，写满了对我的失望，但我浑然不觉，一直在寻找话题，以为我们可以继续高谈阔论。

结果不言而喻。连我妹妹也看出来了：他嫌弃我们。我们没有白皙的双手，没有皮质的凉鞋。我们的粗糙、贫穷都如此一目了然。只有在停电的夜晚，这些东西才暂时消失不见。

那是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思想大突围的年代，是理想主义井喷的年代，是乡村开始向城市探询的年代，但是，属于我的，只有借着黑暗的掩护，才能与城里人谈笑风生。

后来，我们搭乘三轮车回岛上，我抬头看看窗外碧绿的农田和晃晃悠悠的树木，又低头看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我喃喃地对妹妹说，人，生来就不平等……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长久的影响。我后来一直缺乏自信，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也与此经历有关。

后来我去了美国。我住的小镇，是个高学历的小镇。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本科学历，而聚集在这里的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博士学位，这是个惊人的现象，我很想写一写他们的故事，但这群高智商高学历有故事的朋友们都扭扭捏捏，遮遮掩掩，生怕我丑化他们。后来，我考了驾照。喜欢往海边开，麻州有各种风景独特的海域，我生在江边，喜欢湖泊，迷恋波涛。几年之后，一个偶然，我被邀请到海边的别墅参加一个聚会。那是一个盛夏，酒过三巡，夜色渐深，在那样浓重潮湿的海滨之夜，我倚靠在后院的栏杆边听海。那晚没有月亮，光线很暗，这时候冷先生向我走来。他有着成功者优雅的举止，还有一双明亮、单纯、毫无倦意的眼睛。

他听出我的口音，有了认识我的想法。他对我说，作家，我是你的老乡。我的家也在长江边的一个岛上，这是我选择海边定居的原因。

突兀地，我想起了十五岁那个漆黑的，闷热的，被蚊子包裹着的停电的县城之夜。我突然问他，那你知道不知道春风旅社？

旅社？他说，我二十二岁前就没去过县城，就没见过大楼，没吃过西瓜，不知道牛肉和牛奶的滋味。

他说，哎呀，我们能走到今天，实在是艰辛啊。把我的故事写下来，一定有人感兴趣。初次见面的冷先生毫无防备，迫不及待地向我敞开心扉，一再建议我写他，但是，在他真挚而充满感慨的叙述下，离家三十年，远隔万里重洋，春风旅社那个遥远的夜晚在我的记忆里奇异地复活，透过他精致的外表，我却看到了我们共同的童年、曾经的匮乏、内里的自卑，我想起自己十五岁时说过的话：人，生来就不平等！这两个不相干的夜晚奇怪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在创作这部作品的之前和之后，我对春风旅社的事只字未提，只在聊天的时候告诉过一个朋友，但天机一经泄露，使得冷先生的故事偏向了另外一边。这令我始料不及，但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