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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贵中篇小说论:奔走、情义及抗争中的百态人生

来源:《小说林》 | 陈涛  2020年07月20日08:48

从《阿Q正传》的诞生至今,中篇小说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尤其80年代以来,中篇小说以其突出表现日益变成我国文学标志性的存在。有人认为:“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也有人认为:“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期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欲望或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中篇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文体,吸引了一代代作家的目光,在他们当中,钱玉贵就是其中之一。在他近三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中篇小说始终是其兴趣所在,甚至可以用中篇小说作家的标签来定义他。从1994年发表于《清明》杂志第3期的《苍白》到201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第3期的《推销员的幸福生活》,他以每年两三部的速度先后创作了三十余部中篇小说,并且这样的状况仍在延续。

综观钱玉贵的中篇小说,其题材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城乡交织却又背景模糊,它们的存在共同构成了凸显人物形象的底色。钱玉贵的目光主要关注的是中青年群像,他们在他的笔下青春回望,游弋碰撞,这群人物身份不同,有工人、农民、公务员、商人、性工作者以及游民,迥异的性格与生活抉择,在岁月的流逝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生样貌,我们会从中看到一种成长,一种之所以如此的言说,以及在成长路途中的坚守与迷惘。

钱玉贵的中篇小说叙述多使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这也是鲁迅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的写作路径,但不同在于,鲁迅作品中的流动主体主要是叙事者“我”,而在钱玉贵的作品中则不仅仅是“我”,还有同样与“我”往返于故乡的一群人。这群人物年轻充满活力,怀揣对外部世界的美好愿景四处奔走,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故乡与异乡之间的奔走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有人成功,有人落魄,有人妥协,有人则不停寻找。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过停留,但这短暂的停留是为了新一次的出发,这背后既有主动性的追寻,也有被动性的逃离。

具体到作品而言,钱玉贵早期发表于《清明》杂志的《苍白》《五石》《遭遇城市》莫不如此。《苍白》中肖魁度过风光的大学生活走入社会,不承想在单位受人污蔑。他负气离开去海南投奔大学同学,结果受尽屈辱,四处流浪,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愿望遥遥无期。迫于无奈只好返回家乡,却给家人朋友带去系列的变故。他只好再次离开心爱的家人、恋人远赴他乡。《五石》以大量笔墨讲述了“我”与玩伴五石的深厚情谊,但当他离家求学,再把一个漂亮动人的城里姑娘带回故里时,引来了不少有违故里保守传统的闲言碎语和各种稀奇古怪的目光。也就是这些让他重新审视自己与故乡的关联,原来此刻的他才意识到自己与家乡和五石的疏远,而这一切仿佛都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并且无法逆转。《遭遇城市》中因无法忍受贫穷对身心造成的伤害而离开村子的小芳,秋筠、MISS等不停变换的名字记录着她一段段试图掌控命运之舵的历程,可命运总是出乎意料地让她重新开始梦想,并且不断地在她幻灭之后提醒她得到的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最终她一身富贵回到山村,但我们依然会追问,到底是什么把她在花季妙龄时从这穷山恶水中逼走,又是什么将她重新吸引了回来?她终究会再次离去,对此我们心知肚明。近些年的作品中作者再次沿用了这种模式,2019年刊发于《人民文学》第3期的作品《推销员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宝是一个很正派的转业军人,他转业后未选择回乡而是留在当地创业推销化肥,他积极肯干,洁身自爱,当单位欲让他结束驻外工作与爱人团聚时,内心挣扎后还是回到了西北地区,只因那一方水土,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无法割舍。

在创作中段,钱玉贵则多采用“离去——再次离去”的叙述模式,这是一种远离家乡的奔走,作品中的人物从异乡到异乡,譬如《青年文学》杂志2003年11期的作品《边缘旅程》 ,《清明》杂志2008年第3期的作品《飘着》,《中国作家》2015年第11期的作品《回头无岸》等等。《边缘旅程》中的王大明因为逃避与林兰的婚姻而出走G城,在出走中获得了幸福与解脱,但却导致了林兰的死掉;《飘着》中的阿贵下岗失业,成为别人接济的对象。他去南方寄人篱下,在屈辱中苟且偷生,于是去北京,仰仗着大学同学的怜悯和同情去到一家杂志社工作,并因单位编制压缩而被辞退;《回头无岸》中的祝文斌原本仕途得意,后因犯错被免职,几番折腾后,借助老领导的帮助在另一个城市东山再起,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悲惨。在钱玉贵的作品中,2017年刊发于《小说林》杂志第1期的《那些年里》是一篇内蕴深刻,传递出百般况味的作品。一群即将离开家乡的年轻人,怀抱几乎无所不能的青春梦想,意气风发,高唱着征服世界的嘹亮歌声往世界中去。他们以为只要试一试、闯一闯、拼一拼就会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他们中有的人离去并再次离去,譬如李二与胡子,前者是个诗人,始终在愉悦精神的道路上追逐,他说“我追求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生命力、自然力、人性里的美,也就是我们人生所必须的真和善”。后者内心被各种欲望填满,在对社会的怀疑中高呼着“扼住命运的咽喉”走向灭亡,自沉于喀纳斯湖;有的人离去归来再次离去,譬如江燕燕,她足以在家乡生活得衣食无忧,却毅然决然地去南方追随李二,与他一起共同创业;也有人离去后归来踏实生活,譬如阿贵与陶冶。前者在闯荡世界的过程中失去了力量,遍体鳞伤下只好选择与生活的妥协,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工作,娶妻生子。他已被社会磨去了棱角,去除了锋芒,理想、情怀也都逐渐远离,正如他所说:“脑袋里早已充斥了太多的物质的东西,就像原本一潭清澈的甘泉,经过与各种含有杂质的水源不断渗溶而变得混沌甚至浑浊了——不,可能更多的还是物质的虚荣心,是日夜功利地算计着个人升迁、薪酬高低。”而后者则是从一开始便深刻懂得踏实的意义,“脚踏实地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还是要靠努力工作,靠真才实学。”这里面你会看到一群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活的磨砺下,每个人在踏进社会后的不久,命运轮廓早已大致有了某种端倪,不再是青春时光里的那般朦胧迷茫,那般热切骚动,他们各自的人生,注定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就像终于破堤的洪水,终将奔流向各自的河道,不可阻挡。

不管是哪种写作模式,我们都可以发现作者试图在作品的最后为笔下的人物寻找一个出口,帮助他们解答生活的迷惘与困惑,但当离去时即将到来的“去何方”“怎么办”等一个个难解的命题时,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显得那么的无助、无奈,他们被困境紧紧裹挟,无力逃脱。《破碎》中的冰山当面对自己的朋友李威死了,王小强吸毒自杀,刘敏出国等等变故的打击后说——“我现在从不想有关自己前途的问题:前途似乎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我奔波,不停地奔波,东西南北地奔波,只是为了我的生计;就是说,日子我要一天天过下去,伴随着这些日子我将活下来”;《边缘旅程》中的王大明“从黄昏走到深夜,又从深夜走到白昼,一种似鬼魅的不竭的力量在支撑着我,可我并不知道尽头在哪里……”;《飘着》中的“我”“尽管在这之前我已经想到过若干个下一站的地方了,甚至确切地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只是临到真要出发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真正的下一站,对我来说,可能永远都是难以确定的,或者说,都是处在虚无缥缈中的”;《浮世绘》中“我”“这个离婚后净身出户的倒霉男人,坐在闹市街角的路牙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自己人生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雁过无声》中燕子在结尾处大声反问“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尊严地活着?为什么我们总是别人可怜和施舍的对象?为什么我们会变得这么可耻?”这样的例子还出现在《苍白》中的肖魁、《遭遇城市》中的小芳等身上。对此,作者曾这样讲过,“作品中那些小人物们的命运开始纠缠我,且时常浮现我的眼前,他们的苦痛、挣扎、希望和他们对卑微人生的尊严呼唤,于是我欲罢不能。”但在这些面前,“我同样感到一种内心的无奈,总之,面对他们对命运的无助,我都有一种使自己面临绝境之感。”

在钱玉贵中篇小说作品中结构人物关系,进而推进情节发展与故事进程的是情义。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错的作品,它们向我们展示着对幽微复杂人性的探索与精神危机的深度追问,但它们所传递出的温度偏冷,似乎我们习惯了书写黑暗,不擅长从温暖中汲取力量。在我看来,情义正是中国文化的底色,这也正是我国文学的独特之处,我们当下的许多小说作品之所以犀利有余,温暖不足,根源在于缺乏情义。在钱玉贵的作品中,因情义所展开的情景与片段很多,它们贯穿于钱玉贵的创作之中。这份情义不仅存在于男人之间,如《苍白》中熊哥对肖魁浓烈的兄弟之情,不仅帮他照顾家人,甚至为了肖魁与对方斗殴而入狱;《五石》中“我”与五石不仅是从小到大的玩伴,还是情感遇挫、生活遇难时彼此倾诉、扶持的挚友;《破碎》中“我”对朋友李威大病后的照顾,以及在他死后辞职陪伴他的爱人生产的决定;《城市陷阱》中王科长对非亲非故的刘二进城后的大力关照;《飘着》中许定明对走投无路的“我”的帮助;《根儿事件》中县长儿子从起初对“我”帮他考试作弊的感谢,到最后“我”因他而死后,他决定对“我”父母的赡养;《回头无岸》中祝文斌对“我”的反复鼓励,才让“我”拥有了出人头地的生活;《那些年里》中“我”在胡子落魄时拿出全部的积蓄给他,并在闯荡无门回乡后在陶冶的帮助下安定下来等等。

同时,钱玉贵所描写的情义也存在于男女之间,这份情义中有火热的爱情,有朦胧中的暧昧,还有泼辣果敢的义气。《苍白》中周丽对肖魁爱的死心塌地,并独自一人跑去海南找寻他;《遭遇城市》中小芳因为当年离家时得到陌生人杨剑的救助而以身相许;《尘世喧嚣》中柳眉帮助杨浦重新实现事业抱负;《破碎》中刘敏即使在李威死后,都想帮他生一个孩子传宗接代;《推销员的幸福生活》中易杨花组织秧歌队帮张大宝推销化肥等等。钱玉贵2018年3月刊发于《天津文学》的《爱情屋》描写了一个怪人卢晓兰,她居住在即将拆迁的脏乱差的环境中,从来不跟左邻右舍来往,深居简出,跟邻居们在街巷里见上面,也从不主动招呼一声,连个笑脸也没有。然而,卢晓兰从来都是清爽干净的,出门都要精心打扮,甚至还涂抹了淡淡的脂粉,衣着考究,从头到脚,一点儿都不马虎。外人若是看到这个老女人那样的装束和气质,甚至难以想象她居然是生活和居住在这样恶劣而破败的环境里。她的怪,在于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搬迁,最后我们才明白她所居住的小屋历史太沉重,维系着她与爱人周小勇的感情寄托,这个小屋见证了他们俩冲破世俗相濡以沫的爱情。钱玉贵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关于身体、关于性的描述,在他的笔下,身体与性不仅是男欢女爱的证明,也是与命运对抗或逃避的方式,也正是这种毫不掩饰的符合人性与人物言行逻辑的叙写,为我们展示了欲望勃发的世俗生活与庞杂时代。在某种意义上,钱玉贵作品中情义的存在是对巨物般的难言困境与狂风乱流之中迷途的舒缓与化解,让我们在阅读至暗时刻时依然能够感受到光亮的存在。

关于中篇小说,有过很多形象的比喻与描述,有人说如果把短篇小说比作是溪流,长篇小说比作是海洋,那中篇小说就是江河;有人说长篇小说是流动的时间小说,我们所要做的是该把空间写灵动,而中短篇小说则是凝固的空间小说,但结构上我们该按时间小说来写,把它写流动;也有人在写短篇小说时想到的词语是“景象”,写长篇小说时想到的词语是“命运”,而写中篇小说时想到的词语是“故事”,毫无疑问,这些见解无不准确简明。在拥有较大容量的中篇小说中,具备丰富社会信息、经验的故事可以从容舒展,无需被迫节制,也无需刻意延伸。但小说并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需要形而上的思考,这些都存在于故事的背面。对钱玉贵而言,他的创作不仅仅是生活的呈现,更要思索并解决在困境面前,人物往何处去的问题,这是对个体乃至人生生命的照亮,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在钱玉贵早期作品中,主人公在命运的大河中挣扎沉浮,缺乏一种抱石过河的勇气与坚忍,他们的不幸遭遇让人心痛,但我们也会无奈于他们面对困难时的逃避以及难以持续的生活抗争,我也曾在《寻找安娜》中似乎看到一个坚定的身影。这是钱玉贵1999年发表于《清明》杂志的作品,作品中的“我”与安娜少时相识,一同读书,“我”对安娜产生了朦胧的情感,那是一种青涩的爱恋,随着安娜与家人的搬走,对安娜的怀念变成了“我”内心的隐痛,多年后我开始了寻找,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作者在结尾处借助有人的来信来证明自己找寻安娜的意义,“我觉得你是唯一的,因为你的生命总是受到召唤,受到诱惑,从而把生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就是活着的质量!你不要去迁就平庸,那是一道大众风景;不要去容忍粗俗,那样会彻底败坏我们的情趣和信念,那样会使我们失去人所应该有的一切灵性!为一种精神的崇高而活着,为一种信念而活着,为一种神秘而活着,为一个终生无悔的忠贞的恋人而活着。那样活过,只要一次,也将胜过那种平庸的生命活过百次、千次、万次!阿贵,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矛盾,非常痛苦,非常绝望,然而倘若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怎能去体验生命的质量呢?又怎能去升华我们的精神呢?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缺乏的将永远是那种神圣的精神,缺乏的永远是那种崇高,那种可以鼓舞我们勇敢地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要知道,她已经跟随你多年了,她已经属于了你,为你的整个生命所拥有,你不要让她从你的生命中离去,那样你会输掉一生的。”在我看来,这种寻找只是一份徒劳,这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安娜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而是一个符号,一个目标,“我”只是为寻找而寻找,寻找的过程所产生的意义远远大于寻找的结果,这样的“我”看似坚定,实则依然不懂自己在寻找着什么。

严格意义上讲,钱玉贵作品中的人物以内心坚定、步伐有力的形象出现是从2013年《雁过无声》开始,钱玉贵开始思索人与命运之间的博弈,究竟以何种姿态与命运进行抗争。《雁过无声》中的燕子一家虽然生活贫困,但在内心深处始终怀有对高尚、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渴望和对人生尊严底线的向往与坚守。甚至燕子哥哥在车祸后,让整个家境愈发困窘,他也曾在绝望中悲观、消沉,甚至卑贱得令人无法忍受,但终究没有被生活击垮,只因内心的那种斗志与信念。作者一方面对燕子男友阿贵的善良本分、懦弱无能而感到无力,另一方面又对燕子这样的人物充满了热情,“尘世喧嚣,红尘滚滚,所有的生命几乎都被裹挟其中,财富、权势、利诱、享乐,所有这一切又像一拨猛于一拨的巨大漩涡,人们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投身其中,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万劫不复!在这样的繁荣昌盛下,我总是能看到,燕子就在某个角落,她向我走来,脸上阳光灿烂;我坚定地相信,燕子一定会赢得属于她的人生,包括她的尊严和幸福,尽管她伤痕累累,甚至遍体鳞伤,但她没有被淹没,没有被如此严峻残酷的现实打败!”

同一年,钱玉贵还发表了《尘埃喧嚣》,这是一篇为数不多的以矿业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这对一个常年在矿业公司工作的人而言实属罕见。他在其中描写了杨浦、小兰、刘大鸣、林义强、裘胜荣,包括柳眉、汪一露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对于财富的期盼、对于权力与金钱的渴望,以及个人道德与理想的忍耐与坚守等等关于人性的苦痛与挣扎都一一写到。这群人物,几乎都是在与现实的妥协与忍耐中,一步步地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并在这定位过程中重新历练了自己的性格与态度。在这群人当中,主人公杨浦最为明亮,这是个从内心到脸上都充满阳光的男人,坦荡正直,富有才华,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在复杂冷漠、世俗现实的环境甚至是绝境中不屈不挠,并在朋友的帮助下绝境逢生,从而最终得以施展才能,实现人生抱负。2017年《那些年里》同样描写的是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从始至终坚定的陶冶,他早就懂得踏实对于人生的意义,此外还有李二,一个从来没有向低俗无趣妥协过的人,他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与现实“拧巴”了,但他并不为此而悔恨,他不会容忍自己沉浸于那样一种世俗庸常的欢歌里。但李二所展示出来更多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形象,反倒是他的女朋友江燕燕,在经历一次次地付出之后的悲情与绝望并没有影响她继续细腻用心地体验她的人生,并且反而让她感受得愈发坚定且敏锐。等到《推销员的幸福生活》的出现,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内心格外坚定的人物形象张大宝,他具备了人性中的诸多美德,本分良善正义果敢,不仅具备生活、做事的能力,而且待人接物充满情义,当他最终选择返回西北地区继续工作时,他的执著坚定以及所带给我们的踏实与力量让人动容。

在钱玉贵的中篇小说中,刻画出诸多值得我们品味的人物,我们与终日奔走的他们一起嬉笑怒骂,在情义中感受着快乐,也在现实困境中体验着绝望,这是他的浮世绘,也是他所见所思所写的众生相。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的身上看到熟悉的身影,感触到各自隐秘的内心。当然,他的作品也有不足,譬如有些地方文字上还比较粗糙,过分关注人而忽略掉对物的思索与考量,尤其是有时存在人物的行动与内心不一致的现象,或许是为了渲染主题而让人物刻意而为,这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他笔下的人物设计更加丰富,情节和细节愈发精致,他以一种爱与痛体恤着人物的内心,从人性与灵魂层面观照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直面这个困难重重却又充满温暖的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