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昌文先生的《师承集》代序《我的老师》中说：“我最记得的是吕叔湘老人，他老人家每看完一期《读书》，就给我写一封信，提出他的想法。我收集了好多信在这里。我甚至想说，编这本书，主要为了让人们见到吕叔湘老人家这些宝贵的信函。”《师承集》限于篇幅只收了吕叔湘先生的八封信，其中两封未收入《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中，而《吕叔湘全集》十九卷收入了写给沈昌文先生的信二十二封，加上《师承集》中未收两封，总计有二十四封。通信时间从1979年10月至1991年9月，持续了十三年，从通信内容和通信时间看，信的数量应不止二十四封。从现在所见的这些书信看，除有限几封外，都是关于《读书》杂志的。对这段交往及《读书》的通信，沈昌文先生后来回忆：“我同他老人家结识后……他很乐意指导我编刊物，几乎每月读过《读书》后就写一信给我，提出意见。他的不少意见，具有方针性，不只是就文论文。”（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吕叔湘先生对《读书》的殷殷之情当然不只限书信，还通过文章支持，下面就文章、书信结合看看吕先生当年与《读书》的渊源。

第一封信写于1979年10月29日，开头就说：“《语言与社会生活》已看完，另包寄还。很想借这本书做引子写点什么给《读书》，苦于杂事打岔，无穷无尽，不能静下来整理思想，寻找资料。”（《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980年《读书》第四期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一文是吕叔湘给《读书》写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了日常用语和文学作品中的“塔布（即禁忌）”，虽然讲的是语言文字中的比较专业性的问题，但是文章写得很风趣。吕先生用实践来证明一些专业性强的问题，如何用通俗乃至趣味性的语言写出来，让普通的读者也能了解、认识。吕叔湘先生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写得极简洁明了，实际上也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问题。

之后，《读书》又陆续发表了吕先生的《希望消灭词语上的毛病》《错字小议》《希望更多人得“错字过敏症”》。其中《希望消灭词语上的毛病》和《希望更多人得“错字过敏症”》两篇应该是写给沈昌文的信，只是将信开头的称呼去掉，加了题目，这两篇收入全集时以发表时的形式收入《吕叔湘全集》第十三卷，而不是十九卷的书信集。这几篇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报刊杂志存在的词语乱用、错字等问题有感而发。文中将有问题的句子、段落作为例句钞录其上。

对触目可见的错字吕先生虽借《错字小议》一文“一舒郁结”，但并未就此打住，他在写完此文后，给陈原的信中说：“昨天写信给昌文，指出《读书》中的几个错字，说我现在简直得了错字过敏症了，原想写一篇文章把这股子气泄掉，谁知依然故我，真是不得了！”（《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第149页）写给沈昌文的信加了题目发表，即《希望更多人得“错字过敏症”》一文。

吕先生对《读书》及其他报刊上的这些语言文字上的问题一再著文陈说，无非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尽其所能的减少乃至消除这些问题。这份苦心在写给沈昌文的信中更是袒露无遗。下面摘录几封信看看：

1981年9月17日的信：

《读书》我只能用半天时间翻翻。就这翻翻也还翻出问题。9月号9页中段：“固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干部，没有经过……的，大概只有极少数是例外”——这句话怎么讲，到“极少数”打住，好懂，也符合事实。可又挂一个“是例外”，是不是意思又一变：=“这一代”……[都]没有经过……，只有极少数是例外？

同页，下一句，“使人们重温了那段逝去了的岁月中思想的流光”。——这“思想的流光”是个什么东西？

125页7行：好人终而取胜，歹人终而受罚。——为什么不用“于”而用“而”？有此用法？

同页“作者后记”：美国作家的每年平均卖文收入只五千元。次页“其中一半所获稿费每年只不过五千元”。既是“一半”，另外一半就超过五千元。而况这还是三分之二的人。还有三分之一的是超过二万元的，百分之十超过四万五千元的。

怎么这些作家的平均收入只五千元呢？

127页末：“与本文原文的意思相合”——“原文”何指？

115页2行：“粉墨争琶”——“争”大概是“筝”之误。

跟前面的“文病”比起来，这个把错字倒是小意思了。

昌文同志，你上次信里说到人手少，这确实是个问题，不知现在有无改进。但不论人多人少，凡是看稿的都把眼睛擦的亮点，总还是有些收获的。尤其青年同志，把“挑刺儿”作为对他们的一种要求，对他们的成长是有作用的。好像是鲁迅说过，知道不该怎么写，也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第151-152页，以下书信均引自该卷，不再一一说明，只注页码。）

1983年8月24日信：

希望《读书》的读者大家来帮编者检查，属于脱误性质的每期更正上期（或更上期）。最近《北京晚报》上登了几段有关文字错误的稿子，作者与编者互相抱怨一番，其实不必。站在读者的立场，只是要求尽量少错而已。南京师范学院出版一种《文史参考资料》（？），登启事要求读者帮编辑找错，这个风格高。（第158页)

从上面摘录的部分书信内容可知，吕叔湘先生对《读书》的关心并不限于错字，还从编者和读者角度对刊发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坦陈看法、想法。这也正是沈昌文先生说的“具有方针性，不只是就文论文”。说到这里，不免再摘录几段书信看看：

1986年6月29日的信末说：

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守两条原则：（1）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睛当珠子；（2）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同人刊物也要，一家之言嘛。但是不能代替为“一般读者”服务的刊物。而况《读书》已经取得这样的地位。

啰啰嗦嗦写了一大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自己想想也好笑。（第162-163页）

“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白了就是多管闲事，吕先生当时已八十多岁，他真的是“多管闲事”？陈章太先生在纪念吕先生的文中说，1989年《中华英才》杂志找他写一写吕先生，吕先生为此给他写了封短信：“章太同志：关于在《中华英才》上写介绍文章，我再三考虑，不写为好。我现在恨不能隐姓埋名，省却许多麻烦。”1993年吕先生写给友人的信末说：“我曾在一个日记本的头一页上写了两句话：倘有一长可取，恨不十年读书。这是实话。”安安静静的坐在书斋中读自己喜欢的书，应该是晚年的吕先生最想做的事。而眼之所见者充斥报刊书籍中的语言文字乃至文风方面的问题，却迫使他不得不“鸣”起来。

1990年8月30日致信沈昌文：

送上文稿一篇，用否请裁夺。这篇稿子原是准备登在《中国语文》的《未晚斋语文漫谈》栏内的，又想让它扩大点影响（《中国语文》的读者都是语言圈子里的人），所以改变主意，送给《读书》试试。这篇稿子上来就批《海外版》，末了又对某些人刺了一下。《读书》的多数读者是否愿意看这种文章，是身为主编的人不得不考虑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以不登为好，就请退回给我，仍然送给《中国语文》。（第168页）

信中说的送给《读书》的稿子就是刊登在1990年《读书》第11期上的《剪不断，理还乱——汉字汉文里的糊涂账》，信中的《海外版》指的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所举各种例子都可以按图索骥的找到作者，也就是信中说的“对某些人刺了一下”。文章最后说：“总之，汉字里边的乱写混用，汉文里边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是当前叫人头痛的两个问题。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二十世纪剩下十年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任何忠言都是逆耳的，但是沈昌文先生和《读书》的编辑却都笑纳了

1988年《读书》第11期刊登了吕先生的《关于文风二三事》，此文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文章资料错误、成语运用混乱、语言晦涩难懂、行文不畅、自作多情等等问题一一指出。读过此文，不管是作者、编者都会心中憬然。

1986年6月29日吕叔湘先生写了两封信给沈昌文，一封是给沈昌文本人，一封是请沈昌文拿给编辑部的编辑的。在给沈昌文的信中吕先生对当时存在的一些文风和学风做了批评：

另外两张纸是准备您拿给编辑部诸位看的，竭力写的心平气和些。这几张是写给您看的，就不妨随便点。

我觉得“老中青不相为谋”的议论背后藏着一个“越新越好”的成见。新不一定就不好，但也不一定就好。新有两种：计算机越新越好，时装也是越新越好，但是计算机不会从集成线路返回到电子管，而时装却会反反复复。（就拿留胡子这件事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流行大胡子，二十世纪前期流行光下巴，现在又有回到大胡子的趋势。）

比新不新更重要的是货色真不真。但是辨别货色真不真要有点经验，而认识新不新则毫不费力。因此不知不觉就以新为真了。（当然，也有人认为凡新都假。）梁晓声小说里有几句话颇中要害。他说：“同行更因对此新理论不甚了了，深感才学浅薄，孤陋寡闻，耻于问津。种种座谈会上信口引用，加以发挥，以其昏昏使人更昏昏。昏昏者，不懂也。不懂毕竟有些不光彩，人之讳也。于是昏昏者也伪作昭昭然。”这几句话使人想起“皇帝之新衣”。（忽然想起与此类似的一件事：有些报刊上宣扬的现代派书法——草隶结合，草篆结合，草绘结合，反正是越怪越好，偏偏博得许多人喝彩，尤其是在新大陆。）

拿我发言稿里提到两篇为例。讲“文化—心理”式文艺批评那篇，意思很简单，无非是说：评论书中人物也好，评论作家也好，都不光着眼于一时的心理状态，要结合他或她的文化背景来看。这个意思是对的，但也不见得新鲜，过去总也有人说过。本文作者用一些好听但不好懂的词语梳妆打扮一番，吹捧一番，一点不觉得肉麻，使人有看拉洋片之感。

谈陈寅恪那篇比较实在些，但并未真正搔到痒处。陈先生的绝技是小中见大，在别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这一点，作者没有提。对陈先生的朴学大大恭维一番，其实陈先生做学问不免走偏锋，这是乾嘉诸老不会首肯的，拉吕思勉来跟陈先生相提并论，也是拟不与伦（作者说是史学界有人云云，但总是作者同意的吧）。可以跟陈先生比较的是另一位陈先生，援庵先生，史学界向有二陈之说。（并且说援庵先生可佩也可学，陈寅恪先生可佩但不可学，学不了。）（第162-163页）

对于此信的背景，沈昌文先生在其回忆中有交代：“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一次‘读者服务日’的活动里，编辑部的一位同事忽然对吕叔湘老先生在《读书》中对若干新进学人的某些批评有意见，当面提出异议，并说：‘一个刊物很难让老中青三代读者都满意。’”作为《读书》的主编，沈先生继续说：“我们当然可以对文章有看法，但既然身为编辑，最好还是退居幕后，这样可以便于多方面的作者表达意见。一个刊物，老有老的观点，中有中的立场，青有青的看法，是正常现象。编辑在这类不同意见交锋的场合，以‘失踪’为好。”（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第148页）正是这种“失踪”态度造就了《读书》在八十年代思想争鸣时期，成为广采博纳各种思想言论的重要刊物，尤其是像吕叔湘、金克木、冯亦代、张中行等文化老人，更是独钟此家，愿意将自己的文章交给《读书》。

1987年在《读书》编辑的一再邀约下，吕叔湘先生开了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专栏即“未晚斋杂览”，“未晚斋”是吕叔湘先生给自己的书斋取的别号，用他自己的话说“未晚”用的是反训，其实是“已晚”也。吕先生在此专栏只发了七篇文章，其中两篇还是翻译。后来在这七篇文章结集出版时，吕先生对此段文缘有所记述：“回想年轻的时候念过几年外国书，正在想在教书的空隙学着写些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时候，忽然改了行，钻起本国语言来。从此顺流而下，要回也回不来了。直到年过八十，本职工作已经放下，又遇到《读书》的编者来约稿，这才有重拾旧欢的妄想。等到拿起笔来试试，才发现只能做个传声筒，既不能有所发挥，更谈不上有所发现。但是既然开了个头，也就准备陆陆续续写下去，准备一年写个三四篇，三四年之后凑合着印成一本小书。没想到五年过去了，还只写了八篇。而老态日增，写文章越来越艰难。只好就此打住。”（《未晚斋杂览·序》三联书店1994年3月版）吕先生只记原委始末，未将文字背后的初衷道出。八九十年代西书译介很是火热，在火热背后也出现了一点乱象，就是国外的一些基本常识不知道，乱翻一气，语言晦涩，词句不通，所以吕先生“重拾旧欢”，希望用自己的实践行动能“匡”一下这种时风。其深的用意正在于此。

上面只是略略梳理了一下吕叔湘先生与《读书》的关系，这些文字既表达了吕先生对沈昌文先生和《读书》的信任，也透露了吕先生对提高语言文字的应用水平内心的焦虑，甚而对当时乃至现在都普遍存在的那种不踏实的学风、文风的批评，是一位文化老人从自身发出的“感时”之叹，读其文知其人，这些性情文字，不掩饰、无虚言，今天读来仍能感受那份弥漫其中的真与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