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据说,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谈论胡适(1891—1962):“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也真的是到了世纪之交,规模较大的胡适文集才陆续面世;当然,最重要的还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四十四卷本《胡适全集》。可你知道吗,经历20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最早魂兮归来的胡适著作,竟然是《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一、胡适归来与整理国故

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联席会议上,决定开展综合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并开列了主要内容: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参见《学习》1955年2月号)。对于这阵势,胡适不但不畏惧,还颇为得意。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第二节“我在干些什么”里,有这么一段:“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之所以说七项而不是九项,那是因为,古典文学本就涵盖了《红楼梦》,后三项可以合一。只是因此次运动以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打头,方才将其单独列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稍有了解者,都能掂得出这“九项(或七项)全能”的分量。

我曾谈及:“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五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限。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至于持论过苛。”也正因此,我对改革开放后胡适著作出版的步伐特别关注。既然“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你我很可能想当然地以为,第一本解冻的胡适著作应该是《尝试集》。实际上,上海书店影本版《尝试集》1982年刊行,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三年前便已推出且广获好评(此版1979年12月印刷3万册,1980年2月加印2万册)。

说来让人尴尬,上海书店影印时采用的是1942年大连实业印书馆的本子,这个本子的编辑出版并没有得到胡适本人授权,且来自抗战时期的东北沦陷区,原版权页署印刷时间“昭和十七年十二月”,总批发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因此,当商务印书馆组织“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时,我建议重编胡适的小说史论集。可拿到专家重编过的《中国旧小说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我又感到不满意——因为,使用“旧小说”书名,模糊了胡适努力的方向,也淡化了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

学界及大众眼中的“旧小说”,指涉的范围很广,基本涵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论述对象。从汉魏六朝的笔记小说,到唐宋传奇,再到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文言小说这条线,不在胡适视野之内;即便同是白话写作,“三言二拍”等也不是他关注的对象。胡适集中讨论的,主要是元明清章回小说。这不仅是论述范围,更关涉此书的缘起及研究者的趣味、方法。

还是回到《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那书收入胡适所撰关于《水浒传》《红楼梦》等九部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文章。我调整原书顺序,按各文写作时间排列,省去若干续编及附录,且注明最初入集情况——

《〈水浒传〉考证》,完成于1920年7月27日,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完成于1921年11月12日,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

《〈三国志演义〉序》,完成于1922年5月16日,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

《〈西游记〉考证》,完成于1923年2月4日,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

《〈镜花缘〉的引论》,完成于1923年2—5月,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

《〈水浒续集两种〉序》,完成于1923年12月20日,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

《〈三侠五义〉序》,完成于1925年3月15日,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三集》;

《〈儿女英雄传〉序》,完成于1925年12月,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三集》;

《〈海上花列传〉序》,完成于1926年6月30日,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三集》;

《〈官场现场记〉序》,完成于1927年11月12日,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三集》。

胡适关于这九部章回小说的考辨文章,撰写于1920至1927年间,不管题为“考证”“引论”还是“序”,主体部分都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本章回小说而作。

《〈水浒传〉考证》开篇第一句:“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标点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1920年2月2日,教育部向各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敏感地意识到这里蕴含着巨大商机,萌生了标点/分段中国古典小说的想法,且得到了陈独秀、胡适的鼎力支持。亚东图书馆一共出版了十六部章回小说标点本,其中汪原放标点了以下十部:《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续集》《镜花缘》《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这其中,绝大部分以胡适文章为序。只有《儒林外史》标点本例外,原因是将排成时,接到胡适来信,称“可以把他写的《吴敬梓传》放在前面,还有四种附录”,而这显然不利于小说推广。汪孟邹于是转请陈独秀作序,得到的回复是:“你要原放写一篇,拿来给我看看,如果有不当的地方,我来替他改一改。”结果呢,陈独秀在汪原放的稿子上改了几个字,亚东版《儒林外史》于是有了陈独秀序。拥有胡适及陈独秀的长篇序言,这套标点本章回小说销路极佳,就连鲁迅也都这么评说汪原放:“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胡适为何愿意花那么大力气,为一个小出版社连续多年撰写长篇序言呢?乡谊以及陈独秀的引荐确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此举契合了这个时期胡适本人的学术兴趣。

就在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1919年,胡适连续写了《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篇很能体现其“历史癖”的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国故”的旗帜。首先将新思潮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其次以“人类求知的天性”为出发点,确认“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最后论证“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俨然有提倡用朴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意思。因最后一点引起不少误解和指责,胡适后来改用较为笼统的“科学方法”。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以“输入学理”著称的胡适,转去“整理国故”了,让刚被唤醒而从古书堆中冲杀出来的青年学子茫然若失。好在胡适所整理的“国故”,包含代表五四新文化趣味的“平民文学”与“白话文学”,具体说来,就是《水浒传》为代表的章回小说。

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完成于1920—1927年;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胡适致力于文学史写作,除了收入《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的各文,还撰有《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国语文学史》(1927)等。考虑到胡适比鲁迅小整整十岁,有如此业绩,实在了不起。记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出版前,胡适曾寄鲁迅看过,后者复信:“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二、理论假设与文学趣味

胡适多次提及,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这“科学方法”说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或者可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从1919年撰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1952年在台湾大学做题为《治学方法》的连续演讲,胡适几十年金针度人,都是在“假设与求证”上做文章。在我看来,尽管胡适的“拿证据来”的口号也曾响彻云天,但胡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仍以早年的“大胆假设”为主。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思路,或者说其主要假设,不外乎“历史演进法”“双线文学观念”和“《红楼梦》自传说”。

这就说到最初的工作动机,鲁迅是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胡适则为标点本章回小说作序,这决定了各自视野及论述策略的差异。兼及文言与白话,那是小说史家应有的学术立场;专注章回小说,则蕴含着提倡白话文学的价值取向。另外,鲁迅最初辑校古小说佚文,并没有撰写学术专著的具体目标,依靠的只是笼统的“文化情怀”;胡适不一样,其进入章回小说研究,是带着明确的理论预设的。之所以撰写《〈水浒传〉考证》,目标是“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具体做法——认定《水浒传》乃“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一个注重古小说钩沉,一个强调新理论预设,二者的学术趣味有很大差异。但在小说史学的开拓阶段,两人互相欣赏。二十年前发现的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书札,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其时已“通读一遍”刚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胡适,致信鲁迅,大约对其“论断太少”略有微词(原信佚失),鲁迅才会如此答复:“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以论断多少评议《中国小说史略》之上下卷,这可不是泛泛之论。实际上,上卷之长于史料开掘与下卷之突出理论设计,二者各有春秋。只不过在小说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后者的开拓意义更大,也更引人注目。《中国小说史略》下卷最主要的理论设计,就是借用“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若干小说类型在元明清三代的产生及演进,第一次为这五六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面影。

胡适所撰关于章回小说的系列论文,虽以“考证”为名(且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最大特点还是有关“历史演进”的“大胆假设”。在自称“最精彩的方法论”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赞扬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乃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其方法可概括为“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由于顾氏曾自述其研究方法源于胡适辩论井田和考证《水浒》的文章,这篇古史讨论的总结,其实可作为胡适学术自述阅读。

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胡适将其概括成下列公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照胡适的说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何止是“古史上的故事”,所有流传久远的故事、传说乃至与此相关的小说、诗歌、戏剧等,都可借重这一方法。

“历史演进法”在逻辑推演与实际运用,展开为文学批评中对章回小说的解读和史学研究中对古史传说的考辨这两种不同取向。胡适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从1920年作《〈水浒传〉考证》,到1925年撰《〈三侠五义〉序》,胡适用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的生长来把握某一类型的中国小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尽管可能导致研究中的重史轻文、低估小说最终写定者的贡献、版本考证时过分迷信“由粗而精”的演进而忽略书商牟利作假等偏差,但其基本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以下论述,主要借用我二十多年前的《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

在明代“四大奇书”中,起码有三种不是作家白手起家一气呵成创作出来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历程,从若干小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长篇的章回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其独特的生产过程值得关注。此前的研究者(不管是评点派还是考证派),着眼的都是孤立的“文本”;而胡适则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变考察此类小说的生长过程,强调解读几百年文学进化造成的《水浒传》等,应该有不同于一般文人文学的批评眼光和研究方法。这一思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历史的眼光,其次是主题学方法,最后落实为以版本考据为中心的“剥皮主义”。

1923年为整理国故发宣言,胡适提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作为同人努力的方向。其中“归纳”乃治学之根基,“比较”则是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学人的共识,而“进化”又被糅进“历史的眼光”中,故最能代表胡适创见的,当属“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三侠五义》中关于母题演变的这段话,颇能概括胡适的理论立场:“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

此类“传说生长史”,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舜;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胡适的主要贡献不在论述“箭垛式的人物”,而在借母题的生长与扩张,理解中国章回小说的演进。以本事考异与版本校勘为根基,再贯以历史的眼光与母题研究思路,如此中西合璧的学术视野,使胡适得以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纵横驰骋,终于达成如下目标:“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工作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阅读及谈论小说,原先基本上属于自娱,如今可与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这个见于《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从旧小说到新红学”的大判断,可谓石破天惊。

在把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同时,胡适也把清儒治经治史的方法引进文学批评。一方面是不断出现的新史料让胡适目不暇接,没时间在作品阅读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胡适的文学鉴赏力也确实不高。不管是《白话文学史》中对律诗的声讨,还是《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的艺术风格分析,都明显暴露其短板。最令人难堪的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居然对《红楼梦》没有多少好感,称其“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这种偏差很难用“诗无达诂”来解释,更大的可能是“心不在焉”。20世纪40年代末胡适曾自述其读《水浒传》的感受:“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这并非偶然事件,对于相信“有证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的胡适来说,阅读时由“文章欣赏”迅速滑向“历史考据”,完全可以理解。过分迷信“科学”,将“拿证据来”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中心,使得胡适的文学批评和哲学思考缺乏深刻的体味与阐发,并因此招来不少批评。

关于胡适“双线文学的观念”以及“《红楼梦》自传说”的贡献与局限,同样参见我的《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这里不再重复。

三、述学文体与文章结构

1920年代,陈西滢撰写《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不选《尝试集》,也不选《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选相对庞杂的《胡适文存》。在陈氏看来,并非“天生的诗人”的适之先生,具有“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故《胡适文存》不但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有功,而且“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地位”。1940年代,朱自清撰文指导《胡适文选》的阅读,同样称颂胡适的文章:“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 1960年代,论学宗旨与胡适相左的钱穆,在强调“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时,挑剔王国维、陈寅恪的述学文体,相反,却肯定胡适的文章“清朗”“精劲”且“无芜词”。无论是作家陈西滢、朱自清,还是学者钱穆,所欣赏的胡适文章,都不是其当初红极一时的小品《差不多先生传》,或进入国文教科书的译文《最后一课》,而是论学文章。

1939年黎锦熙撰《钱玄同先生传》,称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考虑此大背景,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七八年,章太炎、钱玄同等人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白话述学的意义。黎锦熙在论及钱玄同《新青年》时期的贡献时,有一段精彩总结:“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这话并不夸张,当年陈独秀曾因此大发感慨:“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而胡适晚年口述自传,在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映,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这里的关键词是“国学大师”和“古文大家”,有这两个头衔作保,刚刚崛起的“白话文”,其文化品位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

虽有章太炎等人的初步尝试,但真正让白话述学成为可能乃至时尚的,还是留美博士胡适。在《胡适的述学文体》中,我谈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如何开启了白话述学的新时代。此书《凡例》关于述学文体的表白,实际上被日后无数专家学者所接受:“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原文若不容易懂得,便用白话做解说。”既须可信,又要能懂,且正文与引文之间,还必须有适当的过渡,于是“原文”与“解说”并存,起码表面上填平了古今之间的巨大鸿沟。由于使用新式标点,加上以白话述学,对于古人学说,有撮述,有节录,有引证,也有解说,如何协调,成了现代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新技艺。正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典范意义,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更包括著述体例与述学文体。

《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著述的相继问世,除了像胡适所说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为中国读者展现某种研究方法,还提供了白话述学的典范。后者的意义,因其深藏不露,不大为人关注。但在我看来,怎么写论文——即如何用浅近的白话讲述深奥的古典学问,胡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胡适提到“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朱自清接过话头进一步发挥:“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显著的例子。”为何说胡适长篇议论文的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除了朱自清本身也是诗人和诗论家,对《尝试集》不是很恭维,更因其确实读出了胡适述学文章的优点:“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朱自清从排语、对称、严词、比喻、条理等角度,分析了胡适长篇议论文的好处。前四者属于常见的修辞手法,会写文章的人,大都离不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点“条理”,这确实说出了胡适文章的特点:“长篇议论文更得首尾一贯,最忌的是‘朽索驭六马,游骑无归期’。胡先生的文字大都分项或分段;间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样子。但各项各段得有机的联系着,逻辑的联系着,不然还是难免散漫支离的毛病。胡先生的文字一方面纲举目张,一方面又首尾联贯,确可以作长篇议论文的范本。”

至于胡适述学之文的“明白清楚”,与其说得力于白话之“白”,还不如说受益于其注重名学以及讲究结构。文章讲求“组织”与“结构”,容易做到条理清晰,布局匀称,便于读者阅读与接受;当然也留下若干遗憾,如文章平正有余而奇崛不足。或许可以这么说,胡适的述学文章逻辑是里,结构为表,而作为贯串线索的,则是精密的心思与清晰的条理。而这,与胡适平日喜欢且擅长演说不无关系。另外,与鲁迅杂文的隽永、深刻不同,胡适不擅长嬉笑怒骂,庄谐杂出,不管论学还是议政,都是“堂堂正正,开门见山,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也自有其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