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发生过一件悲壮的大事，它甚至改写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但当时的人们还无暇去想，他们正厉兵秣马，准备踏上一段充满艰险乃至要付出生命的征途。这段在历史上著名的悲壮征途，后来被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时已是秋季，映山红的花期已过，但赣南的10月，还没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季节。远处叠嶂的山峦，云雾缭绕，郁郁葱葱，于都河水却已有了凉意。这时，一个身材伟岸的中年人，手里拿着香烟，站在东门外的渡口，静静地看着正从简易浮桥上涉水渡河的红军队伍。他神色凝重，正在思考着中国革命未来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85年后的今天，仍是这个渡口，又迎来了映山红盛开的季节……

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曾对全世界至少8.65亿贫困人口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最后，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也没能给出一个带有普适性的彻底解决贫困的方法。这是因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只要制定一套措施或建立一个机制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几乎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科技、金融乃至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诸多问题，而且具体情况不同，措施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可是现在，中国的扶贫工作者凭着经验和智慧，已经想出一个又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和有效的措施。

江西省龙南县的“扶贫车间带动模式”，就是一种创新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仅有效，也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影响。2019年10月，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发起，面向全球征集原创的优秀减贫案例。这个活动旨在以案例为载体，在全世界范围推广和分享减贫成功的实践经验。征集期间，共收到减贫案例820件，涉及巴基斯坦、巴西、菲律宾、哥伦比亚、加纳、柬埔寨、喀麦隆、肯尼亚、尼日利亚、老挝和马来西亚等30多个国家。在这次征集中，龙南县的“扶贫车间带动模式”入选了“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应该说，这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或者说极具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

这个模式的形成，是从一个由龙南县政府主导创办的就业扶贫福利工厂开始的。这是一个专门帮助有残疾的贫困群众就业脱贫的公益性企业，主要生产服装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企业成立之初，县就业局长刘明亮慧眼独具，聘请有经验的企业家廖家利来担任厂长。廖家利的第一个创新，就是为全厂256名工人设计了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这些工人的情况很复杂，光持有残疾证的就将近60人，其中还有19个聋哑人，再加上智力低下的和文盲等原因，没有完整劳动力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一半。于是，管理团队就把工作岗位按难易程度分为10个等级，再为每个工人评分，安排到合适的岗位。比如年龄偏大的，就安排在插花车间，手脚麻利的则安排到制衣车间。廖家利知道，这个群体的人，在心理上不仅自卑、脆弱，也很敏感，所以在分配工作时，还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尽量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合理的薪资制度，是工人安心工作的“定海神针”。福利厂按照“按劳取酬，企业保底”的原则，一方面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鼓励工人凭自己的能力多劳多得；另一方面，也对劳动能力较差的工人实行二次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到年底，企业拿出利润再分配一次，确保每个工人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厂长廖家利说起这个福利厂很感慨，虽然甘苦自知，但也很有成就感。当初刚建厂时，招收了200多名贫困人员，现在98%的工人都已学会一定的技能，更关键的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已达到2200元，当年就摘掉了贫困帽子。

县就业局长刘明亮说，有件事，让他和廖家利永远难忘。那是2015年初夏的一个上午，福利厂第一次发工资，这也是每个工人最激动兴奋的时刻。工人叶向阳捧着一沓钞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他作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走到刘明亮和廖家利面前，突然跪下了。刘明亮和廖家利赶紧把他搀起来，告诉他，这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且这才只是开始，今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干，真正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但是，刘明亮说，他和廖家利厂长都知道，叶向阳的这一跪，也跪出了他作为一个劳动者靠自己双手吃饭的自信和尊严，也跪出了这个企业的意义、价值和责任。

温暖的温度

龙南县的就业扶贫福利厂，就像一个巨大而又温暖的孵化箱，用它的温度孵化出一个又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弱势工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廖家利说，他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当初企业刚成立时，一个县里的扶贫干部来找他，说自己“结对子”的一个贫困户，这家的男人想让他老婆来这个福利厂上班。廖家利一听说，可以啊，来吧。但这个扶贫干部说，不过，他老婆有点特殊。廖家利笑笑说，咱是福利厂，特殊也不怕，只要没完全丧失劳动力就行。这干部说，她智力很正常，胳膊腿也没毛病，可就是两个字，太懒，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懒。廖家利一听就有数了，说没关系，让她来吧。

这女人叫沈春英，当时30岁，夫家是南亨乡刘屋村的。自从嫁过来，不是蹲墙根儿晒太阳，就是在村里东游西逛，别说干农活，家里连灶屋都懒得进。最后丈夫实在忍无可忍了，已经放出了绝话，如果这好吃懒做的毛病再不改就离婚吧。

果然，这个沈春英刚来厂里三天，就懒得出了名。别说廖家利，工人也都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人。每天在工位上，别人都低头紧张忙碌，唯独她就坐在那儿发呆，也不说话，连工具掉到地上都懒得弯腰去捡。可到了吃饭时间，只要铃一响，比谁跑得都快，总是头一个到食堂。做饭的凌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来找廖家利，摇着头说，这可真没办法了，她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可吃得多，听说还不干活儿，这哪像话啊？廖家利听了笑笑说，没关系，吃不穷，总得给她点时间。其实这时，廖家利已经在和班组长廖倩影商量这事。

廖倩影身为班组长，每天跟各种情况的工人打交道，也很有经验。她先是不动声色地接近沈春英，一点一点地对她说，你看，人家有残疾的人都在认真做，咱好手好脚的不光不比别人差，应该干得更好才对啊。廖倩影这样说，也是故意刺激沈春英。果然，沈春英显然听进去了。廖倩影又趁热打铁地说，咱先试试，你肯定没问题。沈春英听了点点头答应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沈春英开始学会一些简单的制衣技术。这时，廖倩影又安排一个有些残疾的工人和她在一组，这一下就更激起沈春英的好胜心，手脚更加勤快了。这时的沈春英就像换了个人，一门心思都扎在工位上，过去总是头一个去食堂，现在却有几次差点误了吃饭。这下食堂的凌师傅又跑来跟廖家利告状，她别影响我们做卫生啊。

廖家利听了，仍然只是笑。廖家利知道，沈春英因为工作积极，已被评为车间的“岗位能手”。车间的同事说，她简直像脱胎换骨，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沈春英偷偷对廖倩影说，我过去懒，没心思做事，是因为心里总埋怨眼前的穷日子，也就打不起精神，想着这么混就算了，可自从来咱厂里，才发现这日子也挺有意思呢！不光沈春英自己，就连她丈夫也觉得这不像自己的老婆了。当初县里的那个扶贫干部来对廖家利说，真是神了，现在这个沈春英，回家也勤快了，跟家里人还有说有笑。她丈夫一直说，要来厂里当面感谢廖厂长呢。

这个特殊的贫困群体，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性格都很内向。就业局长刘明亮说，就业扶贫福利厂是一个特殊企业，和生产经营比起来，安全和管理才是最棘手的难题。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厂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东江乡的黄美华不仅是聋哑人，还是文盲。据说她在45岁前，生活范围只在村子周围的方圆五里之内，更不要说到县城了。自从来福利厂，平时就住在宿舍，每逢周五，家人或帮扶干部来厂里接她，周一早晨再送回来。

出事是在一个周一的早晨。这个早晨，已经到了上班时间，眼看过了9点，黄美华还没到岗。正在厂里巡查的刘明亮一听说这事，赶紧给她家里打电话。家里人说，早晨临时有事就没送她，想着这几步路早熟了，就让她自己去了。刘明亮一听已出来一个多小时，应该早到了，更着急了，立刻报了警，然后就组织人出去分头寻找。可大家把她必经的所有路线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接着又扩大范围再找。最后，终于在离厂不远的一个山冈上把她找到了。她是走迷了路，正一个人蹲在路边哭。刘明亮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经过这件事，刘明亮和廖家利对全厂工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竟然有将近一半的工人不熟悉来厂的路。刘明亮特意做了一个试验，随机找了5名工人，带到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然后跟在身后，让他们分别回厂。结果，有两个工人迷路了，没能自己回来。刘明亮和廖家利都惊出一身冷汗。这可不行，安全出行的措施必须跟上。这以后，厂里就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平时出厂必须3人以上，而且要履行请假手续。对于近百名有残障和文盲的工人，则要由管理人员结对管护，负责安全往返。当然，光有这些措施还不够，为杜绝工人走失这类事再发生，刘明亮又想了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去找县里的电信部门，专门设计了一种装有GPS定位芯片的特殊厂牌，有紧急呼叫和迅速定位的功能。当员工外出遇到紧急情况时，只要按一下功能键，就能给家属、班组长和厂里的保安室同时发出短信。根据呼叫信息、确定的具体位置可以精确到3米以内。当这200多个特殊的厂牌发到工人手里，不光工人，家属也很感动。黄美华的丈夫拿着这个厂牌说，这可真是千金难买啊！

福利厂的工人除去双休日，平时工作期间吃住都在厂里，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三餐，虽然只是简单的“两荤一素一汤”，工人们却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香的饭菜”。当初刚建厂时，一个周末，按常理这天一下班，工人就该回家了。但晚上，廖家利巡查宿舍时，却发现宿舍里很多人没走。清点了一下竟有十几个人。一问才知道，没走的大都是单身汉，说回去也冷屋冷灶，还不如在厂里舒服。廖家利心里一热，立刻把凌师傅从家里叫来，洗米做饭，继续开伙。从这以后，食堂的灶火就再没熄过。

聋哑人在残疾人中是一个更特殊的群落，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由于无法与人顺畅地沟通，往往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天，22岁的聋哑人朱容突然浑身是血地从外面跑回来。大家一看，都吓了一跳，忙问出什么事了。朱容比划着告诉大家，他在外面被人打劫了。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厂里立刻报了警。但警方来了，对朱容仔细询问之后，又经过缜密的侦查，最后得出的结果却让所有的人都很意外，他竟然在说谎。再进一步询问，他才说出实话。原来，他感到太寂寞了，不仅无法与人交流，也从来没有人注意他。于是才作出这样的荒唐事，先在外面找个僻静地方自残，制造假象，再跑回来谎称自己被打劫。他以为这样一来， 大家也就会都关注他了。这件事表面看，只是个很小的闹剧，但立刻引起刘明亮和廖家利的重视，残疾工人的心理问题，很可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不及时疏导，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经过研究，与广州一家知名的心理咨询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由他们就如何与残疾人沟通和心理疏导设专门课程，对厂里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同时还邀请县特教学校的老师来厂里教授哑语，要求每个管理人员都要学会哑语的日常用语。后来，让朱容的母亲也来厂里务工。这样不仅增加了收入，他们母子也可以相伴。

在就业扶贫福利厂，还有一个人的工作很特殊。这个人就是食堂的凌师傅。凌师傅除去做饭，廖家利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注意观察每个工人的饭量。如果哪个人饭量突然减了，就可能是出了问题。工人林伟祥本来是个很壮实的大个儿，吃得也多。但有几天，饭量突然下来了，再看脸色也不好。凌师傅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厂里。管理人员带他去医院检查，果然查出很严重的胃病。经过治疗后痊愈了。林伟祥一回来，第一个来谢凌师傅。凌师傅却笑着说，你要谢，就去谢咱的廖厂长吧。

“家”的故事

春天，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谁说弱草不能开花？谁说贫困的人、残疾的人，就没有爱情？在这个就业扶贫福利厂，一朵朵爱情的花，也像五月的映山红，正在悄悄地绽放着。小伙子朱容就和一个肢体有些障碍的姑娘，幸福地走到了一起。这件事就连朱容的母亲也没想到。当初，母亲看着儿子，再看一看这个冷清简陋的家，经常叹息，儿子啊，谁家的姑娘肯嫁给你哟。但朱容来到福利厂以后，这一切就悄然改变了。

朱容的母亲来厂后，母子一起努力，每年的收入已达到五六万元，终于甩掉了贫困帽子。这以后，朱容在工作上表现突出，经常受到领导表扬，也就更加自信了。人一自信，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改变，观察人和事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一个叫朱丽萍的女孩儿有了好感。这个女孩儿在另一个班组，平时没机会跟她接触，每到吃饭时间，朱容就故意坐到女孩儿附近，越离越近，最后，终于坐到了她的旁边。这女孩儿对朱容的接近似乎并不反感，一边吃饭还经常跟他聊天。这一来，朱容就更有信心了，后来吃饭时，还试探着为这女孩儿夹菜。每到这时，女孩儿也不推辞，只是看看他，会心地一笑。这时，细心的廖家利已看在眼里了，他决定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一次红娘。女方家长却不同意，廖家利当然明白，女方家里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后来做了一番工作，女方家长发现这小伙子确实人品挺好，也有志气，况且女儿也喜欢，终于点头同意了。结婚这天，廖家利带着厂里的管理人员一起来吃喜酒。新娘朱丽萍虽然害羞，但在婚礼上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她和朱容都没想到，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幸福地生活。

《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请将须用激将法，少年不若老年人。”廖家利就曾经用过一次这样的“激将法”。有一段时间，他注意到包装组有个残疾工人，叫黄起森，在工人中很有号召力。曾想让他担任班组长，但谈了几次，他一直没表态。后来廖家利问他，你是不是怕自己没这个能力？果然，这一下黄起森上套儿了，眼一瞪说，这不是能力的事儿，让我当班组长也行，但有个条件。廖家利不动声色地说，什么条件，你说吧。黄起森说，这个组的人，得我自己挑。廖家利立刻同意，说可以，人你随便挑。廖家利以为，如果让黄起森挑人，他肯定得挑身强力壮的。但没想到，他却挑了5个有残障的人，还给自己这班组取了个名字，叫“励志组”。廖家利一看高兴了，为了进一步激励他们的斗志，又问黄起森，你口气这么大，敢跟别的班组比比吗？黄起森一听，说这没什么不敢的。廖家利说，行，只要你们拿第一，我请你们全组的人喝酒。黄起森一拍大腿，要这么说，你就准备酒吧！

黄起森这组都是单身汉，但也有一个问题，几个人都是天天提着酒瓶子的“酒鬼”。黄起森就定下组规，工作日一律不许喝酒。这几个人一听也不含糊，二话没说都甩掉了酒瓶子。就这样，大家开足马力干起来。黄起森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在工作中找到很多窍门，还发明了一些适合身体条件的辅助工具，这一来大大提高了效率。前两个月，“励志组”获全车间第三和第二名。按说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可黄起森还不干，又给全组的人加码儿。到第三个月，“励志组”果然得了第一。这时，黄起森就带着全组的人来找廖家利。廖家利当然说话算话，酒已经备好了，这天晚上，他为这个“励志组”摆了一桌“庆功宴”。

廖家利管理就业扶贫福利厂这几年，已经越来越感到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很多工人，不声不响地把全部家当都搬到厂里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了这个企业。但这还只是外在的，在他们心里，也早已把这个厂当成自己的家了。这些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平时都不吭声，看着挺蔫，可真到关键时候，爆发力就会出来。这种爆发力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种自然而然，而这也才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有一次，厂里接了一份难得的大订单，全厂上下都很兴奋。但就在这时，突然停电了，如果按原计划，第二天早晨8点以前，所有的货必须装箱，这样才能赶运到深圳的码头装船。如果赶不上这个时间，就只能走空运，而这样一来成本就要大大提高，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至少要在8万元左右。廖家利本来已经做好走空运的心理准备，可就在这时，工人们听说了这事，一块儿来找廖家利，说不行，厂里的损失就是咱大伙儿的损失，每个人都有份儿。一个工人说，我们商量好了，晚上不睡觉，等来电以后，连夜加班赶出这批订单。廖家利没想到工人们会这样说，心里顿时一热。这个晚上，厂里一片灯火通明，所有的工人都自发地在生产线上忙碌，连平时最爱偷懒的人，都睁圆两眼拼命地干。廖家利来到车间，看到这个情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立刻去食堂，组织厨师，为工人们准备夜宵，又劝体弱的工人早些回宿舍休息，但没有一个人肯回去，就这样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6点，全部货物提前2个小时顺利地装上了车。

拿出这个就业扶贫福利厂的花名册，会发现是两本。一本在职人员名单，人数是256人；另一本离职人员名单，是245人。这些离职的人，又去了哪儿呢？就业局长刘明亮笑着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除了少数回家务农的，70%以上的人，由于学会了一门技术，或掌握了一定技能，已经被我们输送到别的企业去了。

这个就业扶贫福利厂不仅是一个爱的熔炉，也是一所培养合格的新工人的大学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技能培训基地。很多虽然有些残疾，但还具备相对完整劳动力的贫困人员，来这里经过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就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有完全工作能力的人回归社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廖家利厂长和他的管理团队，已经让这个就业扶贫福利厂的意义进一步延伸了，不仅解决了特殊贫困群体就业问题，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当初的那个所谓的“懒女”沈春英，掌握了熟练的技能之后，在福利厂工作了8个月，后来园区的很多企业招聘熟练技工，刘明亮看她已经完全符合应招条件，就推荐她到更有发展的企业去工作了。这一来，她每月的收入也就大大增加了。

廖家利是个心胸很宽的人，绝没有本位主义的想法，也不会因为是自己培养的工人，就想方设法留住，只为自己的企业服务。如果从这里出去的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前途，他只会为大家高兴。他和刘明亮局长为了更便于向外面推荐福利厂的工人，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平台，把工业园区50多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都拉进这个微信群。两年多来，从福利厂出去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他们用这种方式，通过这个渠道送走的。有人感到奇怪，福利厂花费这样大的精力，才把这些贫困人员培养成生产骨干，但刚能挑大梁，不想办法留住他们，却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都放走了，而且还主动推荐，为他们寻找出路，这是图什么呢？

也许，看一看就业扶贫福利厂的logo，这个问题就不言自明了。福利厂的logo造型，是两只手托举着一颗爱心。应该说，就是这个logo，把这个就业扶贫福利厂的宗旨和意义都充分地表达出来。刘明亮说，我们办这个就业扶贫福利厂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就业，帮助贫困人群，特别是这个特殊的贫困人群脱贫，让他们学到成熟的技能，再推送到更好的就业单位，将来能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再吸纳，再培训，再推送，这就是扶贫的责任和使命。

刘明亮的这番话，是他和廖家利们对这个工作的理解。

（此书即将由江西高教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