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劳动就是解放 斗争才有地位

申纪兰走了。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6月的一个凌晨，也许山西人还没有想到失去她意味着什么，她的走已开始让平顺西沟村人异常难过。日子会一如既往朝前飞奔，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时刻让一切改变，但申纪兰是一个特例也是历史必然，她的一生在很多场合都以劳动者出现，共产党倡导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使申纪兰在平凡中书写传奇。

山西平顺地处太行山南端上党盆地的边缘地带，境内沟壑迂回，土地贫瘠，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用平顺人千百年来感叹的悲歌形容：“淌流的河啊涌动的水，刮泥卷土到南北（河南、河北）。涝年处处遭洪灾，旱年百里寻饮水。”

1946年，17岁正值青春年华的申纪兰坐着花轿嫁到山西平顺沙底栈村。“手大脚大个儿大，是个劳动的好材料。”这是当时沙底栈村人对她的评价。

沙底栈村是最早划到西沟管辖的村子，地处百里滩河边一个面朝南的山脚，有30多户人家。西沟原来也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自从全国著名劳模李顺达在西沟成立互助组，干出了实事，有了名声，西沟才壮大了起来。

新婚第二天，申纪兰随同丈夫张海良来到李顺达家要求参加季节性互助组。从部队请假回乡娶亲的丈夫假期短暂，申纪兰不想像别家的媳妇一样只是在家里做做饭、干干家务。公公和婆婆身体不好，这个家不能没个劳力。当时的互助组实际上就是个“变工队”，今天给你家干，明天给我家干，无论给谁家干，付出都不惜力气。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说。

可是，从前的西沟，要使妇女离开“三台”——锅台、炕台和碾台，走出“院门”，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男人眼里，下地是男人的力气活，女人就是做做饭缝个衣，生个娃娃喂头猪。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申纪兰组织妇女穿新衣、插红旗、扭秧歌，在平顺县聚会，欢庆新中国的成立和新社会的到来。这一天真是一个高兴激动的日子，以后再不会有没头没尾的苦日子了。

除了新中国的成立，还有一件震动西沟人的事，这年冬天，李顺达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还和毛主席握了手。

一个山里劳动的人从西沟走到了北京，这天真是人民的天呀！一想到这些，身上有使不完劲儿的申纪兰决定动员妇女参加劳动，让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妇女们的双手为国家添斤添两。

为了改变男人的看法，申纪兰让姐妹们与男人开展劳动竞赛。男人能蹬耙，女人也能蹬耙。申纪兰大胆向村里提出：男女一样的工分。通过劳动和斗争，申纪兰在太行山上扬起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大旗，成为新中国争取妇女解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申纪兰的事迹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3年6月，申纪兰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李顺达专门为她安排了一头骡子，她骑着骡子到长治，又从长治坐拉木炭的拖拉机到太谷，再倒一辆大卡车到了更大的城里太原。在太原旅馆住下的当晚，她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她不知道怎么关，也不敢去摆弄，任它亮了一整夜。

申纪兰在北京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她努力睁大眼睛想好好看看毛主席，但不争气的泪水洗刷得眼睛“甚也看不见”……

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化了妆，涂了口红，穿着旗袍走出国门。有黑人女代表怀疑说，中国妇女的穿衣一定是外新里旧，讲究的只是脸面上的事。申纪兰让翻译告诉她，她的穿戴是里外新，她的态度是中国农民式的倔强态度。

1953年8月，申纪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向党支部提议免去自己“军属代耕”的权利。这一年她做了88个劳动日，比上一年多了一倍。在她的带领下，全家共做劳动日228个，分到粮食4590斤，比1952年多增粮390斤。

让农民富起来，是共产党的一项伟大任务

1954年，申纪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了这次选举，她甚至不敢骑着毛驴去长治，害怕从平顺到长治的山路因崖高路陡毛驴出现闪失而不能参加神圣的选举。

25岁的申纪兰跟着毛驴走了7个小时路程才到长治，又从长治倒“班车”去太谷，再从太谷坐火车到太原，耗时几天才辗转到北京。

60多年过去了，申纪兰对自己首次当人大代表的情形记忆犹新：“甚准备也没有呀，我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我当个合作社副社长就很好了，还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激动呀，正是能瞌睡的年龄，可就是睡不着觉。第一次当代表，主要任务是选国家主席。这是临走时西沟人千叮咛万嘱咐我的大事。西沟人说，你可不敢含糊啊，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

这次，申纪兰下决心不哭，要好好看看毛主席，和毛主席说句话。她很勇敢地挤在人前和毛主席握了手，同样的情景，她哭得眼里净是泪，嗓音也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成。

毛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全体代表都站起来鼓掌，掌声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她认真地一字不漏地听毛主席讲话，她发现毛主席喜欢用“我们”二字。

毛主席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人代会结束后，申纪兰回到西沟村，全村人敲锣打鼓迎接她。她走在村民中间，身上被一千双眼睛盯着，她连路都不会走了，比做新娘子时坐花轿出嫁还要激动。

从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她认为：

让农民富起来，

是共产党的一项伟大任务。

这一年在她的带领下，

合作社48名妇女

有40人经常参加劳动，

全年造林490亩，

耢耙地100多亩，

间苗180亩，

锄苗152亩，

割蒿两万多斤。

西沟村妇女让西沟的“半边天”红了中国。

正如后来民俗家、文化学者冯骥才所说：“申大姐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成就，她对我们民族有一个榜样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它的精神性的东西必须由人来做代表。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只要说到中国绘画艺术，那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齐白石。如果没有齐白石，那我们心里就觉得茫然。同理，只要说到中国京剧，我们就会想到梅兰芳。我们需要这样的榜样性、旗帜性人物。所以，因为有了申纪兰大姐，也使平顺、也使山西天下闻名。”

1956年夏，西沟村在一季里把旱、涝、风、雹都遇齐了。

先是旱。老天爷的眼睛不打瞌睡睁着，旱井见底，旱得人心焦。接着是涝。老天爷一闭眼就不睁了，雨下了20多天，雨下得沟满岸平，沟里的地荡然无存。李顺达到省里开会去了，抢险救灾的领导任务就落在了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身上。她带领全村的男劳力去保护沟岸上的地，用门板、席子堵决口。山上的羊让洪水卷了下来，她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湍急的洪水里去救羊，她被闪电给打着了，幸好只是倒在地上，她认为自己完了，结果老天爷可怜她让她活过来，活过来又一天不敢消停地走在抢粮第一线。

旱涝刚消停下来，又刮了一场罕见的大风，把地里幸存的庄稼全刮倒了。她把全村男女老少凡能下地的都动员起来下地，硬是把250亩倒伏的庄稼一株一株地扶了起来。

过了刚两天，老天又下了一场冰雹，把好不容易扶起的庄稼几乎又全砸趴在了地上，叶子也砸没了，一个个都成了“独秆司令”……

农民苦啊，老天都不知道疼劳苦人。丢了夏，她组织社员抢播抢种小秋作物。要想让秋作物长得快、产量高，就得多投工、多施肥。她带领妇女上山拾羊粪。比红豆还小的羊粪蛋儿，要拾一袋还真是不容易。早出晚归跟着羊走，半个月时间西沟村男女老少竟拾回了200多担羊粪。

人世间各种责任都可以分担或转让，唯有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只能由她自己承担，一丝一毫都不能依靠别人。她唯一的报答是下死力气带头劳动。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申纪兰在实践中体会到：不能离开农村，离开农村就无法知道农民的疾苦，不知道农民的疾苦就不可能代表农民说话，自己这一生和土地关联在一起的是共产党给予的最高声望：全国人大代表。

她很珍惜这个声望，她很清醒地知道是西沟劳动人共同的劳动让她获得了这个声望。

很多人愿意脱离农门，把农民身份转换成干部或城里人，但在申纪兰看来，假如她离开西沟，那些和她一起劳动生活的人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看她？

上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大田的抗旱问题，西沟人在地里打旱井，想办法蓄住天上水。旱井有三米多深，口小肚大。

5月的一天，最后一眼旱井已经成型，只需要完成最后一道“定井”的工序。定井，是用锤子把井壁和井底一锤挨一锤地锤实一遍，以防渗水。东峪沟约20岁的民兵排长常满仓拽住绳子下了井，开始定井。

和他一起定井的还有一位18岁的姑娘，叫侯爱景，他们是一对恋人。

进行定井时，爱景猛听满仓说了声“不对”，她扭头间，井壁滑塌了。她被气浪一下扑倒，土埋住了她半个身子。

井上的人下来拽她，拽不动，又赶紧刨了几镢，才把她拽出来。大伙儿刚把爱景弄到井上，井壁又两次滑塌，这就再也没有机会把土埋着的满仓活着拽出来。

二十啷当的小伙子连婚姻还没有经历就死了。他的死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集体，因为老天赏给人间的那一口活命的水。

申纪兰一想起这些和她一起劳作的人们，就不忍心离开西沟。

西沟村聋哑人羊倌张根则没儿没女，一直为集体放羊。后来，他生病了，申纪兰常送药送饭。羊倌死后，申纪兰把丧事揽了过来，从给他剃头净脸、穿衣，到买棺材、打墓，都一手操办。送葬那天，天下着大雨，她让西沟村党员送他下葬，她把绳子拴到抬架上，走在最前面：

“给集体放了一辈子羊，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话，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他下葬，西沟村的共产党员该给他一次体面啊！”

怕什么什么就来了。1973年的一天，她正在地里劳动，县委组织部一名干部找到地里，把一个印着“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大信封交给她，信封里装着一张通知，要她去任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这是让她离开西沟去太原工作，她决定守在西沟不去。

县党委开了个座谈会，说省委下来调令了，你经常说听党话，为甚调令来了你不走？

她收拾好行李，乡亲们送她到村口，她回头望西沟，西沟一千双眼睛再一次望着她，不是迎接她归来是目送她离去，她的心口空井一样，喉咙眼里吊着一疙瘩铁秤砣。

省妇联主任办公室已为她准备好，她坐在里面不知道干甚。每天打开办公室门走进去，就像走错了地方，一天吃不好也睡不好，心里老担着事，其实是想西沟。

上班第一件事她就打扫办公室卫生，先打扫了自己的，再打扫公共的。把所有暖瓶都灌满开水。在机关食堂吃饭，别人吃完饭一推碗就走了，她就留下来帮着炊事员洗锅刷碗。

两个月后，西沟的张章存来太原出席第六届团代会，来妇联看她。

看到她第一眼就吓了一跳：“纪兰，你得了啥病？”

“没有呀。”

张章存说：“你看你脸上肿得像发面馍馍，手也肿了二指厚，得病了都不知道，你不照镜子？”

从来不咋照镜子的她发现自己全身都浮肿了。她真是没有啥病，是不习惯机关，是不让下地动弹闲出来的病。

省委组织部找她谈，既然当了妇联主任就得转户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公家人了。她有些激动，想哭。她说：“我的户口在西沟，我的级别是农民。我是太阳底下晒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坐出来的。这里已有这么多干部，我不想再添人，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你们非要叫我坐办公室，看把我也弄病了，妇联主任病了，妇联工作也就弄塌了。”

她哭着向省委提出六个要求：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

听说申纪兰辞职回来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跑来看她，大大小小眼睛盯着她，她有些羞涩地解释：“我这一辈子就像钉子一样钉在西沟了，你们别笑话我，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群众不富我先富，不是人民代表

早在1983年，申纪兰在省里开劳模会时，就与冶金部的一位工程师见面说了西沟办企业的事。工程师建议上一个铁合金厂。这个项目周期短、见效快、工艺简单，适合西沟干。只要把炉建起来，就可以生产铁合金，也可以生产单晶硅、硅钙合金、硅铝合金等产品，换换原料就行，就像咱家炒菜，有了铛子，能炒肉，也能炒豆腐。

申纪兰和西沟村干部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项目可以上，但得投资上百万元，钱是个大问题。

她带着请示报告、带着干粮去省里找钱。报告是用钢板刻好油印的，一份四页。这年9月，省计委批文下来，投资指标也到了县财政，西沟铁合金厂1800KVA一号炉正式开工建设。

铁合金厂一年为西沟带来了88万元的利润，这是当初想也没敢想的。把这一项加进去，西沟的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了500元。

这时南方来了一个推销员推销铜线，铁厂正好需要铜线。推销员说：“你要我铜线，第一笔我就给你30%的回扣。”

申纪兰说：“铁合金厂是我们自己的，你把回扣的价钱降下来就成。”

他说：“你怎么就死脑子？现在兴这个。”

申纪兰说：“他们兴，我不兴，我是共产党员。金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拿回扣是对一个劳动人的羞辱。”

要说分开公和私、分开大和小，那就是，大是集体，小是自己，她拎得清。

就在西沟人准备大干一番时，铁合金厂因为污染被环保部门下令关停。西沟几乎每户都有劳动力在铁合金厂工作，关停伤筋动骨的是西沟人的利益。申纪兰明白，西沟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和法律。她说：“拆除铁合金厂也是为了治理污染，咱西沟人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大是大非面前决不犹豫。”

在西沟老百姓的哭声中申纪兰亲自为铁合金厂贴上封条。

西沟后来陆续建起了香菇大棚，还引进了光伏发电和服饰床品，她在89岁高龄时还站在广场上为“纪兰生榨沙棘露”做宣传，她希望饮料厂能够让西沟的百姓有所收益。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她准备了议案：反映“三农”问题，建议解决农民关心的事；建议整治黑网吧，让整天流连于网吧的孩子们回到学校去。

围绕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纠纷，她递交了保护土地的议案。中国人这样多，土地可是命根子。没有地种庄稼，大家得喝西北风。现在，土地说占就占了。不知道保护土地，就知道占地盖房：农民占地，干部占地，国家也占地。

她在保护耕地的议案中写道：建设新农村不能光占地，一味盖新房，太浪费。一句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侵占耕地。

仅从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到今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27年的时间，她向全国人大递交了490余件议案，个人领写80余件，她的议案始终情系农民、农业、农村。她说：“我的户口在农村，我的单位在西沟，我的身份是党员，我的级别是农民。”

“人大代表，是一条反映问题的渠道。群众不富我先富，不是人民代表。”

种了几分口粮地。”除了农民本色，种地打粮，她是为了知道农作物收成，“我种了地，就知道老百姓收得上收不上，我要够吃，他们就应该够吃。我不够吃，就得告诉国家农民的日子难过了。”

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的使命让她知道，群众的心思加起来，才是她自己该做的事。

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向祖国致敬》雄壮的乐曲响起，申纪兰踏着激昂的旋律第一个走上领奖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其颁授“共和国勋章”。这一刻，90岁高龄的老劳模申纪兰是共和国最耀眼的星之一。

2019年秋收，申纪兰照旧拿着镰刀下地。有人隔着地角喊：“申大姐，收割玉米呀？”她高兴地说：“收割玉米！”

2020年春天，她在疫情中最后种下玉米，拿出1万元捐助武汉。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申纪兰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治疗，未能亲临会场参加闭幕式。5月28日下午，申纪兰早早换下病号服，穿上白衬衫、黑西装，佩戴好代表证，在病床上等着闭幕会开始。

6月27日凌晨4点，病床上的申纪兰将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叫到身边，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好好干吧，我不行啦。记住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节省得多了也能办个事。”

6月27日上午，我去长治市医院探望她，隔着玻璃窗我不能走近。长治市医院党委书记李俊说：“老人家住院后，吩咐身边人员一定要交费在医院就餐，医疗费要花她自己的钱。她的头脑清醒，对所有探望人说：面对面时再感谢你啊！”

2020年6月28日凌晨1时31分，申纪兰走了。

6月30日，这一天聚集在长治殡仪馆送别申纪兰的普通群众一眼望不到尽头。她一生所获得的荣誉都与土地和劳动有关，她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她的离去让喜爱她的百姓哭成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