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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城》封面

城市的生命迹象是什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丹教授认为，城市的兴衰变化得益于“闹”，“闹”既是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动因，还是一座城市生命的迹象，它形象、生动，深入人心。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叙事散文集《闹城》中，苏丹以重工业城市太原为背景，记录了其在19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活经历，将个人成长、家庭发展与社会变迁融为一炉，用艺术家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看到真实背后的荒诞、残酷背后的温情。

最近，《闹城》举办了新书发会，作者苏丹与媒体人杨澜、艺术史博士王熠婷展开对话，共同探讨故乡、时间、空间、城市等问题。

直播画面

“他的乡愁在太原”

《闹城》是苏丹所写的一部图文对照个人口述史，以山西太原为地域载体，根据苏丹成长记忆中历经的空间和人物为故事线，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工业化进程中太原这座城市的时代面貌和城市中一个个鲜活人物。

《闹成》写作的契机源于2017年，当苏丹打算回故乡太原看望五年不见的奶妈时，却得知哺育他长大的奶妈去世。在自责、悔恨、伤感混杂的情绪之中，苏丹决心来写作一部关于故乡的书。他在《奶妈》这篇文章中写：

“奶妈心灵手巧，除了农活以外，还做得一手好面食，剪得一手漂亮神奇的窗花，画得一手栩栩如生、鲜活明快的炕围画。山西北部生活困苦，粗粮多、细粮少，奶妈能把面食的可塑性发挥到极致，利用面食形状的变化来平衡口感的不足，并以此表达对白面的无限赞美。山西面食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就是花馍，即用发面叠成有各种美好寓意的图案，再点缀上粉红、鲜绿等色彩，最后用红枣和红豆’画龙点睛’。当花馍出笼的时候，那种鲜艳的色彩和美妙的花样会穿透缭绕的蒸汽，让整间屋子充满一种幸福。”

自这篇文章开始，苏丹不断回到故乡的现场寻找残存的信息，一点点把记忆中的散珠编成长链，于是有了一部《闹城》 ——“闹城”即苏丹的故乡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附近的榆次古城

“闹”是个中性词，褒贬各半，客观地表达着人类在生命和社会中的各种行动。在苏丹看来，太原话里的“闹”代表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想法以及一种目的性，“所以它可以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也可以是比较下流的一种行为，也可以是很豪迈的一种东西。’闹城’从城市管理者和执政者的角度来讲就是城市化，让中国有现代化的城市，这是‘闹城’的直觉，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依然可以进入建筑世界。但实际上‘闹’还是形容词，有喧闹的意思。这里有很多充斥着‘闹’的方式，比如说运动、学习、文艺等等一切一切。”

在太原的现当代历史中，“闹”的景象此起彼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烟尘滚滚的工业建设，六十年代汹涌的红色波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变不息的时尚大潮。“若是表述和三晋大地有关的记忆，描述曾经发生在我视野中的各种人和事件，渲染早已逝去的时空氛围，还非‘闹’不可。”

谈到对太原的情感，苏丹说道：“这个城市哺育过我。尽管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想反叛它，想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它，甚至在读大学工作以后，我一直在回避故乡的这个问题。有很多快乐，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东西。但是进入一个特定年龄，又会很理智的想到故乡对你的滋养，它所带给你的各种帮助和荣耀，我受益于它。”

八十年代人物群像

自传、回忆总是与时间相关，离不开对时光的描述，《闹城》再现了20世纪60到80年代北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激活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关于时间的意义，苏丹说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快乐的东西、幸福的东西，也别忘了这个过程也都是很艰涩的。”

苏丹在书中绘制了一幅幅1980年代的群像，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如崩爆米花的人，“每逢星期日，我们都会望眼欲穿地盼望那个推着一辆加重自行车，托着炉子、风箱、转炉和像渔网一样的口袋的人”；如卖烧土的人，“拖着板车，身穿红色二股筋儿，脖子上搭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头戴一顶草帽的脚夫，嘴里高喊着：’烧——土！’”；如武术大师，“身体微胖，戴着厚厚的眼镜，红脸膛，屁股因长期站桩和蹲马步后撅明显，走路略有些外八字”……

他细致描绘了这所“工业乐园”的诸多细节。如工厂宿舍，“灰楼内部隔墙采用的是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在二战之前首创的木格栅抹灰的构造形式，即使用双层木格栅形成隔墙的结构，再用抹灰层分隔空间，最后以简单的粉刷作为朴素的修饰。”如电影院，“座席椅子居然用了多层板压弯工艺，铸铁的支架用拇指粗的螺钉恶狠狠地锚固在水泥地面上。椅子靠背呈微微隆起的弧形，椅子面可以向后反转九十度。”

杨澜认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这中间你犯过的每一个错都算数，你自己的挣扎和困惑都算数，而且回过头来你觉得青春可能是因为有勇气、有希望、有梦想，所以还想回到青春，但是青春也有很多的惶恐、慌张、自卑，也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往往是因为你走过了，后来你把这些东西给忘了。所以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我觉得前面也有很多值得我去探索的东西，可能我在心态上的确比较往前看。”

杨澜也认为《闹城》不是简单的怀旧，“苏丹老师有着一个艺术家的品鉴和艺术批评者独到的眼光，回溯自己的童年和那个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所以你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个人的怀旧或者是伤感，而是带有一种幽默的、戏谑的味道，会让你觉得有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我也非常推荐这本书给同龄人、给年轻的朋友看，因为你今天正在创造你的人生，有一天也会被这样反过来进行审视和评论，这样的一种角度会让你想到我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在当下。”

“工业化早期我们生存的环境”

太原是一座工业感很强的城市。苏丹认为：“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无法逾越的一个环节，中国的工业尽管从洋务运动开始，但是真正大幅度工业化是从1949年开始的，也就是说我的成长和工业化过程是有关系的，这也是《闹城》隐藏的一套言说，它写到了工业化早期我们生存的环境，它和农耕文明在对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件、各种各样生成的对人的情感记忆。对工业这个事情的理解，你要走到全世界，到英国、到德国、意大利，甚至美国，你会重新理解工业这个事情。在鲁尔区看到工业高大的烟囱，那种庞大的炼焦生产厂区，那样的工厂在山西很多，但是你再回首看这些烟囱，觉得它像一个神殿，像纪念碑，这就是工业文明，人类应该感激这个阶段。工业文明建立过程中是蚕食农耕文明的，因为农耕文明已经不再是具有强大生产力的母体，但是的确它又孕育了工业文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让人揪心的东西。”

杨澜认为工业化以及城市未来的发展要首先关注人的因素，“苏丹讲到城市，包括工业文明的这些遗迹，让我们看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文明的脉络，也让想到前年我在做《探寻人工智能》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曾几何时蒸汽机，工业文明也是让很多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今天人工智能的时代，所谓的算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也在替代很多的所谓白领工作和脑力工作，其实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的滚动向前发展。”

“这些工业的遗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城市新的文化名片，关键是你如何在它发展的脉络上为它注入一些新内容或者说新创意。伦敦码头区现在也变成了文创和咖啡馆、餐厅密布的旅游街区，同样北京的798、纽约的soho等其实都是从原来的工业区、工业厂房慢慢演变成艺术家和年轻人生活的场景和社区。”苏丹说。

苏丹说道：“重工业城市里大厂房比比皆是，所以城市的复兴有空间上的潜力，现在重要的是思想和内容、价值观的转换，需要一次闹城新的开始，用新的方式去继续创造。可能《闹城》的下篇该谈创造性了，给这个城市的人带来新的希望，它有带来更大的未来景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