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年阅读节”学生志愿者代表对崔波教授进行视频专访。（夏映雪 /摄）

自4月26日开始的“2020年浙江青年阅读节”（以下简称“青年阅读节”）已近尾声，这项由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青年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传媒学院主办，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掌阅、钉钉联合发起的直播活动，本着服务读者、走进校园、贴近学生的目的，在众多的云端阅读节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影响。在已经结束的10场直播活动中，青年读者和学生联手策划主持，与嘉宾连线互动，写感想谈阅读感受，在阅读中，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提笔能写，对镜能讲，扛机能拍，坐下能编”，这是74岁的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良荣教授提出的培养学生的目标。为保证阅读节活动的顺利实施，也为了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报名和筛选，专门组织了一支学生志愿者队伍。在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崔波看来，与媒体合办“青年阅读节”，就是一次最好的新闻实践和练习。就00后学生在“青年阅读节”中都有哪些收获和进步，在媒体变革的当下如何做好传媒教育等问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与“青年阅读节”学生志愿者代表联合对崔波教授进行了采访。

问：特殊时期的云端“读书节”流行“直播”，您感觉效果如何？

崔波：云端阅读节，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

之前的阅读节活动大多是线下，无法抵达更多的听众。对于讲座人而言，也很折腾。知名作家和嘉宾王旭烽、张翎、蒋胜男、袁敏、艾伟、朱迅等，都是穿越了半个杭州来到下沙高教园区做讲座，加上讲座和来回路程的时间，半天过去了。外校的学生由于场地受限无法进入讲座现场，只能从朋友圈里了解讲座动态。

这次因为疫情的特殊原因，“云端阅读节”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受众已经形成了网上阅听习惯。这次直播，我们采用了多平台直播和联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与钉钉圈子、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的联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与B站、抖音等平台的联动，有的“领读人”的直播视频获得了20万+的成绩。

我觉得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浙江传媒学院与中国青年网、中国青年作家报精心策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在直播之初，我们就将本届浙江青年阅读节定位为主题阅读节，选定了成长、情感、职场、榜样、科学素养这五大年轻人关注的主题，实现了阅读内容的细分化，使得阅读这一行为更加贴近青年受众。邀请与年轻人岁数相当、有一定感召力的编辑、作者、书评人、学者进行领读直播。相比现场讲座，直播有很强的带入感，受众可以在网络空间调动其视觉、听觉、触觉（刷屏、点赞、提问题、只言片语的感受等），体验阅读的快乐。由此，阅读由私密化、由视觉注意力主导的个人行为演变成一个集合的、分配式注意力为特征的群体行为。在直播过程中，组织者发现问题，及时沟通，不断改进，使得一场场阅读节的直播从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这样的主流媒体下沉到抖音等平台，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

问：在众多的读书活动中，我们的特点是媒体与学校联手，阅读与写作相融，学生与实践结合。您作为校方的活动主持者，可否对学生的表现予以评价？

崔波：媒体与高校联手承办第四届浙江青年阅读节，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浙江传媒学院长期与媒体联动所形成的良好效果的延续。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和中国青年作家报的合作，最直接的联系是来自2020年1月由浙江传媒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发起、中国人民大学协办的卓越新闻人才见习营项目。对于阅读节而言，我们是第一次与媒体联手。对于阅读倡导，我们不是板着面孔教育年轻人，也不是以深度阅读的长者对年轻人的“浅阅读”指手画脚，而是注重年轻人的阅读体验。通过“领读人”的阅读分享，使得“领读人”和“跟读人”产生化学反应，从而促进他们先形成只言片语的阅读输出，在此基础上形成更深入的阅读体验的书写。书写的方式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视频或者音频。通过他们在网站上的留言、直播的弹幕和向领读嘉宾的推送，让我对学生、对阅读节有了更多的认知，00后学生能从这次活动中获益，我感到由衷喜悦。正如一位大学生所言，“这次阅读节让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问：“2020年浙江青年阅读节”是围绕“成长、情感、职场、榜样、科学素养”五个青春维度设置的阅读主题，这样的设置是否合理？今后会依据学生的要求进行调整吗？

崔波：第一次搞这样的主题阅读活动，我们将以往对于青年人阅读认知作为本次阅读节主题设置的参照系，选择了成长、情感、职场、榜样、科学素养5个主题，基本上符合当年青年的阅读倾向。然而，这五个主题互有交叉，比如成长这个主题，涉及到情感的成长、职场的成长，而成长跟榜样所带来的指引等要素分不开。其次，在领读嘉宾选择主题时，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当下年轻人热门的话题，如情感、科学素养等。之后主题的设置，我们会通过从大学生中征集主题，设置我们的阅读主题。

问：当下很多阅读和文学活动受到数字化和图像化的挤占，有阅读分化的现象。在充分运用融媒体的基础上，办好读书活动，传承中华文化，吸引青年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崔波：首先，承认这种变化，勇于接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其次，要顺应这种变化，用变化之思维推动阅读。

融媒体的运用，可以调动人们的多种感官，然后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阅读注意力的下降，思考深度的“降维”。然而，融媒体的运用带来的最大机遇是传播场景的变化，给了传播者与受众交流的更多可能性。与场景变化相关联的是用户体验感较之前有很大的增强。本次阅读节正是抓住了融媒体的上述特点，扬长避短，设置的场景更符合主讲人领读、观众跟读的方式，使得主讲人的领读内容与观众的感受形成共鸣。

问：如何在媒体变革的当下做好传媒教育？

崔波：关注技术之纬，关注受众需求，关注主流意识形态与亚文化的关系。

技术是推动传媒业发展的驱动力，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子照排技术让我们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那么，互联网的产生，则几乎是将一切媒介包容在网络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讯息”的含义。

作为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如何接受系统的教育，如何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如何生产出符合互联网用户思维的内容产品，则是传媒教育工作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维度。

在媒介贫乏的时代，传播者是媒介内容的主宰者，受众是一些被动的视听者、阅读者。然而，由技术和市场双重驱动下的媒介市场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不仅有机构媒体生产者，还有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它们都构成了受众选择的媒介内容“大拼盘”中的一员。此种情境下的受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选择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媒介内容的生产者。无视受众的需求，媒介内容的生产效能就不能发挥出来。因此，传媒教育者必须转换思路，既要讲授符合传者思路的传媒控制研究，做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人，又要传授符合受众需求的传媒市场研究方法，生产出让人民满意、让老百姓满意的媒介产品，构筑起传者和受者的共通意义空间。

主流意识形态与亚文化是相伴而生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没有亚文化就没有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一个多元意见的舆论场，如何通过主流意识形态与亚文化进行辩论、对话，进而形成社会共识，则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媒体人的能力，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下，通过传媒的力量，形成社会合力，防止社会意见撕裂，意义更为重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媒体充当了多元意见的黏合剂，为形成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媒教育者要超越培养负责任的媒体人的传统教育理念，要将“培养舆论场的建设者和治理者”纳入到传媒教育的新范畴中。

受访者简介：

崔波，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传媒学院长三角智能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3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课题1项、重点课题1项。作为独立作者出版《在政治与知识之间：以晚清翻译出版为中心》《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城市传播：空间化的进路》《中国民营文化资本研究》等专著。

记者 只恒文 杨月 浙江传媒学院学生 孙千然 吴雨晴 夏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