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5年，陈德文（左）在东山魁夷家中做客

对自然的尊重和歌咏是日本文学的重要主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读者重读松尾芭蕉、德富芦花等作家的作品，这些都绕不开翻译家陈德文的译本。他在日本爱知文教大学担当专任教授近二十年，2017年退职后客居日本，疫情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仍蛰伏于狭小的书房“苦居斋”中翻译写作。

回看翻译历程，陈德文用“寂寞清苦”四字加以形容，这也是他对人生经历的感喟。他年近不惑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翻译，直到今日，未从稍怠。他认同日本艺术家东山魁夷的“人都是被动地生活着”这一观点，从大学时代的专业选定，辗转到文学翻译，并掬全部热诚投入其中，这一过程无不受命运之摆布。但他转被动为主动，选定文学翻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这一理念成为他笔耕不缀的内在支撑。

回首四十余年翻译历程，他涉及日本古今物语、小说、诗歌、俳谐、散文、戏剧等领域，从早期的清少纳言、松尾芭蕉到20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包括数十位作家，体量之大，令人惊叹。或许也因此，出版社选取他的译作出版有着宽裕的空间，今年上半年，就有多家出版社陆续推出他的译作，比如集纳夏目漱石日记精华的《漱石日记》、三岛由纪夫自传型小说《假面的告白》、包含三位作家随笔杂文的“文豪手帖”系列，其中从体量和规划来看，包括七位作家作品的《陈德文译文选》（第一辑）尤为值得注意，两部小说和五部散文随笔的选择，体现了陈德文较为推崇日本散文成就的态度，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新译本更是陈译散文随笔系列的首版推出。

在豆瓣上，常见陈德文与读者讨论翻译问题，一向坚持以“信”为先的他，从不认可“再创造”之说。他认为一部名著需要多个版本提供给读者去自行辨析，而他选择的是忠实于原文。在采访中，他说自己翻译最希望的抵达，是“力求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以期完成‘文学性历史场面的重现’”。

这些作家倡导回归自然的笔调，回应了当下读者的心声

记者：几十年来你翻译涉及的日本作品体量很大，“译文选”第一辑选择了这七位作家作品，是如何选定的？

陈德文：我不曾有过要出版“译文选”的想法，至少不是近年要考虑的问题，是出版社为之策划，拟定选题，商量之后才决定下来的。这是我今年中最高兴的事。当然，所选书目有的甚至是我主动推荐的，比如《破戒》，可以说是我的传统译作，但被遗忘了好久。《奥州小道》同样是我喜爱之作，此前的出版经历过冷落也遭遇过毁约，这次能进入“译文选”，实在是恰逢其时，令我欣慰。

记者：你一向比较推崇日本的散文成就，这次大部分也是散文作品入选，初期翻译选择为何是从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开始？

陈德文：我读大学时所接触的日本文学作品很少，只有夏目漱石、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等少数作家作品，而以揭露野蛮的身份制度和腐朽的教育制度，被推崇为现实主义高峰的代表作是《破戒》这样的作品，既是老师们上课的教材，也是学生们课外阅读的必选书目。大学时期，北大东、西、俄三个外语系，学生们都有必修的外国文学公共课，上公共课的老师，大都是长年累月受本专业熏陶，孜孜不倦侵淫其中的优秀教师和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辗转为三个系的同级生开大课，巡回登台，各设场景，各创特色，几乎每位授课老师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共课上，我听讲过希腊罗马神话、欧洲文学、俄罗斯苏联文学、古印度文学、梵文文学、东亚文学……那真是难以忘怀的值得纪念的一段学习生活。岛崎藤村的《破戒》，还有夏目漱石诸作就是我作为日语专业的学生可能选定的终身阅读的名著。

除了课堂学习之外，我还很重视课外阅读，沉迷于朱生豪译莎翁悲剧，整段整段地背诵《哈姆雷特》《奥赛罗》中的精彩台词。夏天傍晚，宿舍郁闷，附近菜地便是上好的纳凉学习场所，晚饭后搬一张小凳子，迎着习习凉风阅读，其乐无穷。记得我就是在朦胧的暮色里一口气读完季羡林先生名译古印度梵文戏剧《沙恭达罗》的。同时，我一边翻译，一边阅读，逐渐对日本散文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散文写作远在小说类写作之上，再加上刘白羽等前辈作家的认同与倡导，鹤之一声，随之成为日语读书界部分同好的共识。至今，我依然保持这个看法。

记者：经常看到有人会比较中日散文的不同，这次选集中出版的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永井荷风《晴日木屐》已成经典，这些不追求思想性而恬淡天然的散文风格，如今很受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喜欢，你在豆瓣上也常和网友讨论，作为译者如何评价几十年来读者阅读审美、理解译文的变化？

陈德文：就我个人感觉，一般地说，现在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远非五六十年的读者可比，他们眼界开阔，广涉东西，对中外文学较为熟悉，在阅读和研究上多从比较角度考量，使我深有感触。读者喜欢阅读这几位作家的作品，或许是他们以各种笔调描写、回味、呼唤倡导回归自然，正好满足当代读书界需求，迎合青年读者之胃口。不少日本的文人学士中，比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人尽皆具有明显的自然意识，究其原因，最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当代人类社会及现代文明，使得生活日趋单一化、公式化。时代的确前进了，物质生活确实改善了。但我们却远离了大自然，远离了传统，远离了浪漫与回味、思念与切盼、纷乱与繁复、欢乐与乡愁。人们在创立现代生活样式的同时，得到多多，也丢失多多。最要命是脱离赖以生存的根基，游离了汲取生命之源的故土家园。

《枕草子》的翻译尽可能贴近作者性情，无需再创造

记者：这次“译文选”中《枕草子》是首次翻译出版的，作为开日本随笔文学之先河的名作，为何至今才有机缘译成出版？

陈德文：我要说明一下和这部古典名著的初遇。大学课堂上只听老师讲过，而真正邂逅却是80年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时期，1985年4月我迁入新建的日中友好会馆居住，同时紧邻的后乐宾馆也在筹建中。一天，我在拆除后变成废墟的原善邻会馆底层，发现一大堆正待装车的垃圾，其中竟有薄薄几本现代版古籍选本，包括《枕草子》。这就是我后来编译《日本散文百家》开头几篇译文的来源依据。自那之后，我就没再投入。直到前年，我应国内某家出版社之约，才重新拾起，2015年译完交稿，一拖五年，至今毫无消息。如今沪上出版社先行出版，实令我欣喜非常。

记者：像《枕草子》这样的历史名著流传下来，都会有多个版本，不同版本用词上也有所差异，我看到部分读者网友对此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

陈德文：我大致查看了日本现行的几种版本，阅读了部分研究资料，最后选定小学馆最新出版的这个版本。关于版本的选择，我只投注于日本学者最新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干扰，独立思考，选定日本研究机构及大学课程设置最富权威的版本为依据，作为整个翻译过程的唯一标本。有的人说包括我这个译本在内的目前几种译作都是根据“比较容易阅读的完译白话本”翻译的，并以此得出“看来日本能够读懂文言的也越来越少了”的结论，这是根本不了解日本出版业特征的毫无根据的说法。须知，日本现行各家“大手”出版社，在出版方面套路很多，各个环节都十分完备，不存在什么只有现代释文独缺原文的版本。正相反，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将原文、注释（头注、脚注、尾注、末注）、现代日语释文以及有关研究资料囊于一册，共各类读者各取所需。而这类版本，多属彩色分类字体豪华版，印刷精良，多藏于大学图书馆、各级文学研究机关。我在日本任教时的个人研究室内，就有用研究费购入的川端、三岛、荷风等多卷系列套书，满满登登好几个书架。而书店街头则更多是较为常见的文库本之类的大众普及本。每一种版本在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既已选定小学馆的三卷本，就自觉承认其时代感、权威性，全身心投入，执意完成这一文字转化工程。

记者：的确，这种疑问或许也来自于现在年轻读者中部分存在的一个现象，对名著的阅读很希望有现代语言版本来简化进入的过程，我注意到日本读者也会要求将《枕草子》的古代日语翻译成现代日语去阅读。

陈德文：语言随时代前进，日语中的文语（文言日语）同社会大众用语存在一定差异，这是肯定的。但《枕草子》一书，凭我的感觉，似乎并非全然属于文语，大部分是近似俚俗的平民白话。这与它的“类举务尽”（ものづくし）的文体叙述方式有关。也就是说文白兼而有之。我以为，此种文体最适合于此书，也最能体现作者本色。我的翻译尽量遵从此种文体，以原文为基本，逐字逐句，亦步亦趋。当然，也有适当变通，但这些皆属翻译修辞范畴。

记者：如果将你的译本和之前《枕草子》的几个译本放在一起，会很明显感受到，林文月是自行组织转换了语言，有再创作的感觉，周作人比较直白但依然添加自己的情感修饰在里面，你的译文则最为直白克制。你的翻译标准非常强调一个“信”字，但是不了解原文风格、氛围的读者其实对“信”的感受程度还是会有所偏差。

陈德文：哦，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未有过同任何人比较译作的想法，也不曾想过我的译本和其他译本有些什么不同。以前作为读者，周译我约略读过，从阅读感受来说，不失为较好译本，虽然行文稍嫌拖沓、累赘，且有不少错讹。林译我尚未读过。我认为，任何一种译本，都需要应时代需要更新之。当代读者，尤其是我国读者众多，阅读市场广阔，三五种版本，每种不过七八千册或上万册，实在不成比例。像《枕草子》《源氏物语》这样的经典，三五种版本实属正常。出版界可在内容上稍作变化，比如插图版、双语版、教学版、普及版、精装版、袖珍版等等。至于我的翻译理念，向来不认可文学翻译的所谓“再创造”或“再创作”，因为一切创造皆由原作者完成，无需译者越俎代庖。译者的任务仅限于力求通过理解与表达，圆满地完成文学意象转化工程。任何“再创造”只能是华丽或蹩脚的赝品。我翻译《枕草子》同样如此。

确实，不仅限于原作，即使对于同一种译文，读者得出阅读体验也各不相同，有的认为华美，有的认为直白。我一时也说不清我的译文属于哪种。不过我觉得，我的译本不仅更贴合于作者宫廷女官的社会地位、语言风格，甚至更趋近作者本人现实中所侍皇后定子的性情与人格魅力。力求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以期完成“文学性历史场面的重现”。

记者：如果仅仅是强调“信”，是否也意味着需要译者首先对翻译对象的语言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长期环境的浸润？

陈德文：我有过“翻译就是玩语言”的论述。一个以语言为工具的译家，首先要对原文与母语具有相当高水准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尤其是对待母语，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不要求百炼钢终作绕指柔，但至少达到相当熟练运用的程度。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并非一时所能奏效，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的学习与训练方可实现。

师弟深情，同门友谊，为中日文人所共有

记者：“译文选”中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之前虽出版过，但这次都有修订，增加了注释，为读者阅读增加了便利，在翻译生涯中，哪些作家作品是你认为特别挑战翻译功底的？

陈德文：从我个人感觉上，岛崎藤村、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个人性格和我比较契合，翻译他们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甚至笔端始终萦绕着悲情，这是翻译其他人所不曾遇到的。1905年，藤村为完成《破戒》的写作和出版事业，迁居东京西大久保后，因生活拮据，接连失去三个女儿，妻子也因营养不良而患病；川端康成一生凄苦，幼年失去家族至亲，被称为“葬仪名人”；东山魁夷父兄早逝，战时又失去慈母与爱弟，应征后作为“肉弹”练习攻击敌方战车，在生命面临危难之时，攀登熊本天守阁，发现风景之可爱，生命之珍贵……所有这一切，都曾使我悲戚不已，热泪涌流。至于翻译上较为犯难的还是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等作家，以此二人为例，行文上一个简约，一个丰腴。环肥燕瘦，各有所秉。译者翻译固然颇费心力，读者进入也不大容易。

记者：之前看到一份资料是研究日本作家之间关系的，比如永井荷风是谷崎润一郎的老师，森鸥外又是永井荷风的老师，在翻译过程中，你是否也时时看到师生情谊在文字中闪现？

陈德文：师弟深情，同门友谊，为中日文人所共有，也是中日文化中的一个特色。谷崎与荷风同属耽美派作家，个人友谊也根深蒂固。荷风读谷崎作品，赞之为“诞生于肉体恐怖的神秘幽玄”。1959年，荷风弥留之际，谷崎前往探视，发愿定将读尽荷风作品，终生效法断肠亭先师。森鸥外十分赏识荷风之才，荷风游学回日后，森鸥外和上田敏共同推荐荷风担当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编辑《三田文学》，而荷风终生敬仰森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小说家不用读大学，只要有一套《森鸥外全集》和辞书《言海》，每天研读几小时即可。类似他们这样的师生情谊，还有不少，例如荷风与广津柳浪，川端与三岛由纪夫，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都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他们文学创作上相互呼应，那是自然的，是共同的志趣和主张的迎合，是一致的追求使然。三岛一生钟情于诺奖，也全力支持川端先行获奖，并为之上书力荐，其愿望终于实现。文人之交，非同一般。

记者：你曾说“翻译毕竟寂寞清苦，全凭乐趣和意志支撑”，书房取名为“苦居斋”，如今回看自己的翻译道路，内心最多的感受是什么？

陈德文：我出身农村，自幼累经时代磨难，人生晚景，生命将尽之顷，对东山魁夷“人都是被动地生活着”这一观点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在此种被动的人生旅程之中，瞄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兢兢业业为国为民、为中华文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方是正道正统。我的书房“苦居斋”，还有一个意思来自于先圣孟子的教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乃“苦居斋”之根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