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对那片土地，它如同我的一位老亲戚，逢年过节都要去走动走动。20多年间，那里发生的或细微或明显的变化都会引起我的注意，除了那里有我不少的朋友外，我的记者身份也常常提醒我过一段时间就该去那里。在那里，农人的皱纹像干裂的渠道，常年流淌着汗水，而包围村庄的那些皱纹般干涸的沟壑里一直穿梭着干燥如冬日土炕上的热风，村落里有股直冲天空的枯焦叹息，人车稀少的乡道上曾经很少见到眉眼舒展略带笑容的面孔。在那片土地上，民众口里吼出的秦腔或漫出的“花儿”也是那么干裂，像枣树的皮，更像黄泥小屋的墙面。

对那片土地如老亲戚般的常年关注，一旦在我的记者身份观照下，就变成一种工作式的记录，被我那些散布在城乡的朋友们视为一种习惯时，它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另一份卷宗。

地是死的，庄稼是人能让地活的惟一方式，当这惟一的方式也死了时，人对地的那份心思也就死了。他们只能抬起头，无助地望着天空，然而，那些连雨也兜不住的云，像长不出粮食的土地一样，像一个连医院都宣布濒死的危重病人回到自家院子里挪步一样，偶尔有一丝两丝的，以干瘪、有气无力的状貌悬在天空。天空，常常成为农人们诅咒的对象。

人对出生之地死了心，就会抬起头，向外求助。搬迁或留住，成了那些农人们的单项选择题，移民，就是这种求助眼光下产生的新身份。留住者的努力，搬迁者的艰辛，成了我对那片土地关注的两根水管，不断往我的写作田畴中输送营养。

那丰沛的历史和贫困的现状、曾经的绝望死守与现在的努力改变，这一切构成巨大反差，像一群演员，走到了时代背景下凸显出的命运选择前，他们将如何扮演时代赋予的角色？

我选取了移民和搬迁这两种，来书写那些在宁夏大地上从南到北的家庭。那些移民在搬迁前的抉择和落地新家后的新劳作，像金粉一样涂抹在我写作的两翼，我希望这种金粉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是人类改变历史的汗水所折射的光芒，再严酷的时光淘洗，也不会让它褪色。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深信，这场脱贫攻坚战有着中国标本的含义，这样的写作，是必要的也是久长的。

二

那是宁夏境内在贫困岁月里互相帮衬着艰难度日的三弟兄，请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在我的理解中，它们的名字和现实之间总横着一条拧满玩笑的绳子：

老大叫西吉，在宁夏的南边，千年间的贫困像一道坚固的篱笆，将吉祥和富足死死地挡在外面，里面却装满了饥饿、祈祷、无望的挣扎，甚至为了并无尊严可言的生活资源而发生争斗，那种争斗有时会毫无节制地漫延，从陌生人之间延伸到亲朋之间，白天的干渴和贫困，挡住一个个本该安度的夜晚。

老二叫固原，命运的恶风像一把巨大的扫帚般地横吹，偶尔有一朵朵干瘪的云彩随风吹来，踉跄而过，却没有一丝雨水落下。云不固定，雨就不固定，原上的庄稼收成就不固定，这片《诗经》中的大原之地承载的命运角色就成了清代诗人笔下的“云山最是凄凉地，今夜边关第一州”。

老三叫海原，原还是《诗经》中的“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的原，海却一直存在于当地人美好的想象中；甚至，我一度将“原”字美化成“源”字，可这里究竟是哪个海的源头呢？倒是它的地貌特征很符合将“原”字变为“塬”；至于“海”，就成了生活在这片旱海之中的人民永远向往的一片蔚蓝色的梦。

没到过这里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贫穷的，缺水是这种贫穷最基本的底色。有一次我去海原采访，意外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当地青年在西安读大学时和同班一名土家族女孩相爱，土家族女孩跟着他来到海原乡下。半夜时分，土家族女孩被院子里传来的声音吵醒了，透过用舌尖在窗户纸舔开的一个小洞，她看到男朋友的妹妹早早起来，将两个木桶放在毛驴背上，夜色像一瓶年久失效的药膏，涂抹在男友妹妹瘦弱的身子上，让土家族女孩闻到了一股沉重的味道。南方长大的土家族女孩并不知道男友的妹妹这是要干什么去，她带着好奇又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男友的母亲让赶着毛驴在黎明时分出去的女儿给土家族女孩端来洗脸水，土家族女孩洗完脸后很自然地将盆里的水朝院子里泼去。“你不知道，我男朋友的妹妹当时看我的眼神里，含着多大的仇恨，我觉察到她的不满甚至愤怒了，但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我嫁到他们家，在这里安家了，才知道我泼掉的水，是她半夜起来赶着毛驴走十几里山路，到那里的一处山泉驮来的，去迟了，水可能就没了。你说，她能不气愤吗？这里的人，洗脸是一个盆子的水全家洗，洗完后，要么洒在干燥的地面上，否则扫地时尘土飞扬；要么，将水澄清后洗衣服或做别的用。”土家族姑娘后来在那片旱塬上成家、生子，我在报纸上刊登的报道《盛开在南部山区的土家族之花》，记录了土家族姑娘讲述的真实的缺水故事。

一个连水都不能保证的地方，能给它的生民保证什么？在西海固，我深入下去采访时，听到的故事中最多是关于缺水的：箍水窖的匠人一度是最热门的匠人，将女儿许配人首先得打听对方家的水窖里有多少存水，天大旱时首先宰杀费水的骡马等大牲口，燕子渴急了一头栽进厨房里放的油碗里，等等。我采访过一位民办教师，她生病在县城住院时，村里的孩子想把最贵的东西带上去看她，想了半天，孩子们决定从每个人家里的水窖里舀出水来装到瓶子里，每人带一瓶水徒步赶到县城。我走在西海固，经过的很多地方中，多少旱得冒烟的地名中带着水字？源、水、塘、沟等字眼，是把对水的渴望钉子般钉在一个个村庄的名字里，这是温润的期盼掉在了焦渴的大地上，也有那种对水透着骨子里渗出的、朝天而吼来的村名：旱天岭、喊叫水、赤土岔、龙王坝，等等。

在干旱年份的西海固乡下走一趟，教给你关于水的知识是从任何教科书上体会不到的。看到那里的人在近乎没有希望的土地上挣扎，那种焦渴的心理，是在任何一座图书馆里也找不到的。无论战争、疾病、灾荒、地震，人类离开一个地方的原因很多，但让贫困赶着离开故土总是一件心痛的事情。无论像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星际穿越》中沙尘暴逼得当地人逃离，还是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描述，都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出离的版本。在凶年时分出走的话，他们会被称为流民、灾民，现在，他们在政府的有序资助下，体面地离开故土，奔赴一个个将让他们的后代认作故乡的地方。他们有了一个新身份：移民。他们在宁夏中部的红寺堡建成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扶贫区，在贺兰山下建成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命名的扶贫移民区：闽宁镇，在毛乌素沙漠边建成了新家园。

他们不仅是为了生存将陌生之地奉为新家，而是在另一片土地上，用汗水浇灌出有味道的故事，创作出有奔头的生活。

三

近20年如对老邻居、老亲戚、老朋友般的亲近、奔走、采访，让我在供职的报纸上留下了上百篇有关西海固大地的报道，我见证过它的变化。在大移民的浪潮中，那些人在他乡缔造的新家像一座座葳蕤的岛屿，我像一叶小舟，以一名书写者的身份，穿行在这些岛礁中间，打捞着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也是书写者，以农具为笔，在大地上用汗水书写着锦绣之篇。约翰·斯坦贝克在1962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人类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心灵和精神——面临失败的勇气，勇敢无畏的精神，宽恕和仁爱之心。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宣扬和赞颂这些。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热忱地相信人类有自我提高的能力，就不会献身于文学，也不能算是文学界的一员。”我敬仰这些大地上的书写者在这个时代迸发出的自我提高的能力，我在去年的一年时间里，几次再去他们的故土西海固，再进他们新建的家，关注留在故土的人如何突破传统的茧，让荒山变青山，关注那些移出来的人，在新的家园如何完成对一种体面生活的创造，开启了一趟对宁夏移民故事的非虚构记录。

这不是一次陌生的文字探险，而是一场再感受，对脱贫攻坚这样一个时代交付给中国的命题，作为一名作家，不该是旁观者，而是时代的在场者，是对这场时代答卷的迎考人——那些移民、组织者、提供各种帮助者的书写。

当有人问及纳博科夫，“你的小说为什么离现实那么远又晦涩难懂”，提问者得到了这样的答复：“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在这场书写中，我倒觉得自己更像是一名邮递员，这场以移民为主体打响的脱贫战，不需要虚构的情节，因为他们的努力比你的虚构更精彩；也不需要华丽的词句，因为他们在20多年的岁月里创造出来一个让上帝都感到炫目的新家园。我想把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给时代的那份答卷，邮递给想阅读它的人。

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努力，和中国进行的这场伟大实践的诉求是一致的。它也是当下中国进行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是那些劳作者在新家园里绘制的一幅充满生机的时代新画卷，这幅画卷永远没有终笔与停止。

大地听到我来过，时光听见我在记录，希望读者能看到我邮寄的这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