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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特殊使命

来源:南方日报 | 何建明  2020年06月02日18:43

报告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内涵丰富、形式灵活,能够及时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见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为一代代人培根铸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东文学界拥有深厚的报告文学创作传统和丰富的创作素材。近年来,在广东省作协指导和部署下,广东文学界认真做好重点选题策划、着力打造文学精品、大力加强人才培养,报告文学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推出了许多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精品佳作。

日前,中国首个报告文学研究学术机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正式在暨南大学宣告成立。同时,由广东省作协主办的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创作选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创作选题扶持签约仪式暨全省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以及广东重点作家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班等活动在穗举行。该系列活动旨在从思想理论、重点扶持、学科建设等方面协同并进,进一步推动广东文学异军突起战略及广东文学强省建设。

活动举行期间,省作协还公布了2020年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创作选题扶持名单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创作选题扶持名单,总共有25部长篇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作品入围。

本期文艺评论,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省作协兼职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围绕广东报告文学作家的历史使命、广东报告文学的整体风貌及发展方向、如何挖掘报告文学重大题材等话题,分享了各自精彩的观点,敬请垂注。

报告文学是一种兼具新闻性、文学性、社会性的文体,这是它的特殊属性。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报告文学都有其“特殊性”。那么广东报告文学和广东报告文学作家的“特殊性”在何处?这需要我们认识清楚,弄清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当代报告文学的格局理解和布局安排。这里就当代广东报告文学的特殊性,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题材资源的特殊性。广东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每一次来,我都特别期待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黄埔军校等地去瞻仰。广东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有丰富的“中国故事”,可以让我们作家无限书写的诗篇。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就亲身经历过。当年,我的老部队五万人都在深圳。我从那个部队调去北京,而我的战友他们全都转业到深圳去了。当年他们在并不清楚和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带着自己全家人留在那片地方,然后进行艰苦的工作与战斗……今天的深圳令全世界瞩目,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我们不书写他们,书写什么?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样蕴含着许多报告文学题材。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叶剑英家乡——梅州,我得知有许多海外华侨当年就从当地的一个码头走向世界的。顿时我感到激情澎湃,认定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大作品的,不写这样的题材实在可惜。我看了广东省作协这次扶持签约的选题,有些题材我认为很不错,思路还可以进一步打开。如果我去写,我会顺着“我的广东” “我的南方” “我的南国”这种思路去思考我的题材。写广东,其实是写中国、写当代、写世界的当代。

二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特殊性。在我的心目当中,广东在中国的南方,这里是一片无限广阔的大海,是一片充满浪漫和激情的地方,孕育了无限丰富与多彩的报告文学。广东报告文学队伍凝聚了不少好作家,就全国范围而言,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第一方阵”大概有二三十人,广东作家杨黎光、陈启文等就在其中,以前还有吕雷这些老作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近年来,广东省一直非常重视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对报告文学作家扶持奖励也比较多。吕雷、杨黎光、陈启文都是写小说出身,他们加入报告文学创作,书写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具有示范意义。

在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形成才只有一百年,对于一个文体来说才刚刚开始,就像一个婴儿,探索永无止境。面对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许多小说家时常感到困惑,要创作一部当代优秀小说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今天的报告文学创作同样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作家几乎是在一个事件还在继续流动和发展过程当中、事物的变化还没有定性的阶段就要去书写,与过去“好人好事”的写法已经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好题材,这对报告文学作家而言,就意味着对书写“能力”的严峻考验。因此我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有高度的思想定力,保持自己坚定的价值观,这很不容易,但必须做到。第二,还要有很强的文学定力。目前,对报告文学的评论、理论梳理和宣传还远远不够,读者对报告文学缺乏认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还不是太多,另一方面,有了真正的好作品,人们又没有及时地发现它、阅读它。如果你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就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环境,克服内心的孤独感,勇于突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和暨南大学联合建立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这是一大创举,它必将对宣传和扩大报告文学影响产生重要推动力。第三,作家个人做人的定力同样非常重要,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假如不能对理想信念、对人民、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充满感情和忠诚,就成不了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这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加强作家个人的修养、品质和道德十分紧迫。

三是服务国家战略的特殊使命。纵观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报告文学和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结合紧密。当年,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作品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引到中国来,对整个中国社会走向起到了“惊天动地”的作用!斯诺的《西行漫记》把山沟里的中国共产党介绍到了全世界,让世界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以前我们推崇夏衍的《包身工》,这部作品记录了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对大众的压迫,给予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推翻旧世界”的动力。后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人们那么崇拜它?就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我们需要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部作品就是适时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一种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一种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初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印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呼吁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后,为了创作反映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诞生过程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山,那水》,我曾先后五次到安吉和余村采访调查,在那里真实和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理论对当地以及浙江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因而也在作品中率先表达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到来了”的心声。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各界的热烈反响。

这次疫情期间,我在上海待了一百天,如果在广州,我想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广州、上海防疫工作干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去书写呢?如果一个作家在这样的大时代、大事件中不去思考和书写,就是一个严重缺失。这与作家的良心和使命有关。一个作家必须承担现实使命和历史责任,这就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和中国报告文学的特殊性。

中国报告文学一直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中国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天,历史的洪流同样推动着报告文学的发展,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两大利好叠加的大机遇,广东报告文学作家要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抓住宝贵机遇,牢牢把握时代脉搏,从前所未有的壮丽征程中把握住前所未有的机遇,从纷繁复杂的大国博弈、文明对话、交融交锋、现实生活中寻找故事线索、创作素材,发挥广东报告文学创作优势,讲好抗疫故事、改革开放故事、广东故事、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推出更多新时代报告文学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