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一部反映海原大地震的小说，是石舒清多年的愿望。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这件事情大概只能由本地作家来做了，倘能最终完成，也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土的一个交待。后来又知道他在四处收集资料，尤留意于幸存者的口述。有一段时间内，印象中似乎他特别专注于资料方面。记得有次打来电话问，1920年12月16日这天，鲁迅在干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除了知道鲁迅日记中“夜地震约一分时止”这句外，我并不比他了解得更多些。就阅读过的多种鲁迅年谱和传记，其中关于鲁迅当天的行止记载，亦未提供详细信息。因而茫然无以应对。现在，这部名为《地动》的小说终于面世了（载《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2期）。臆想中作者曾面对了一大摞资料，阅读，剪裁，提炼，其间辛苦之状，或难备述。我问过作者：写作时间很长吧？回答殊出意外：不足一月，就写成了。

看来资料只是一个辅助因素。地震这一事件被作家列为写作计划，自那时起，于多年的体验、想象中，此事件渐次化为种种形象，成为别一种世界。原来他在等待，等那一世界自然长成，等那些死者和幸存者从废墟里爬起来，然后为他们轻拂脸上的尘土；他依然在等，等那一世界中的受难者骨肉丰满、生命充溢，再将小说推出。故而与其说他在寻找资料，倒不如说他在使自己的体验更其充足、想象更其开阔。写作过程中或许有苦痛，有愉悦，自进度一面而言之，大体上是顺利的，一气呵成，生气贯注。

地震不好写。大震无故事。就如《本地的事·袁家窝窝》一节中所写，大地震中并没有多少事情值得可讲的。死人不说话，幸存者讲述及经验其实多有雷同。那么，作家有权化身为多个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设身处地，代替他们陈述那十几秒、几十秒灾难时刻的相同感觉——那一刻，“死是必然，活是运气”；那一刻，“一切死物都要活了，一切活的都要死了”；那一刻，人都会产生一种“荒诞的感觉”，生死之间来来去去、真真假假，死亡反而不那么令人害怕了；那一刻，夷平的废墟中蠕动着的人好似游魂一般，而天上的月亮则如纸片一般飘浮着，失了方向。《本地的事·太阳黑子》一节，叙述者代替了幸存者去感觉，“感觉很多声音被震得从耳朵里飞出来，感觉别的都是活的，就自己是死的。感觉地就像马车一样……感觉自己和飞不脱的麻雀一样。……感觉什么就是什么……从来没有过那样多的感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在整个文本中所占比重甚微，只是于叙事进程中，浓墨重彩地涂抹了几笔。

将地震置于日常生活中来写，这才是《地动》艺术上的非同寻常之处。小说整体氛围上，当然笼罩着、弥散着一种极度不安的气息，但小说因其自身视角多样和视野宽广，即使偶然写到一些惨烈场景，有如吴尔夫所说，不过分强调或激动，自会吸引读者跟着阅读下去（《普通读者》）。地震中怎能没有惨象；即便通过写日常生活来写地震，其惨象又如何不激起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然而，在石舒清这里，他恰恰把那种令人不适的反应，巧妙地变幻、移置为某种阅读吸引和心灵呼应。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岔河》（初次发表时名为《底片》）中不乏残酷场景，仍然诱使着人读下去。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大师什克洛夫斯基说过：艺术中的鲜血，没有血腥气（《散文理论》）。这是一种分寸感，石舒清凭自己内在艺术感觉，把握住了。

平静从容、张弛有度地描写日常生活，于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下子写到了地震，看似突然，实则自然。阅读过程中，有时让人忘了这是在读一部写地震的小说，有时又诧异作者是不是忘了他在写地震。生活系常态，地震这种极端情境则为变数。《远处的事·昝学武》写一对小夫妇，燕尔新婚，其乐何如，偏是那不知足的丈母娘作怪，从中生事，生出种种小曲折，读来令人兴味十足；当看到小丈夫悄悄寻见新娘，俩人慌慌地手拉手往家跑，要去做那甜蜜之事，猛可间觉出不对劲来，作家忘了他的主题吗？至结尾引用一小段文献，中有地震时“某夫妇被压粘连一片”云云，始则恍然于作者结穴之巧，终则让人不得不停顿下来，三致叹息。在小说整体中，地震有时是突发事件，有时是背景，有时更是远景，它与丰富多变的生活之间，构成了一与多的关系，又使得作品主题明确、内涵丰盈。

石舒清写地震，其实就是写人性，写人的命运。人性具恒常性；无论平和环境中，还是某种极端境地里，人性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异。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极端事件及其情境中，人性会在两极处格外地展示其自身。一极是良善，它较之于平日，要更单纯，因而也更坚定。那个头戴狐皮帽子的男人，摇摇晃晃地走在坟墓一般的县城，目的就是要招来狐皮帽子主人的后人，以便告诉乃父死信，因这主人曾替他的父亲解过危、济过困。须知，当此大难之际，这人首先该想到自己家人，该奔回自己家救其亲人，于伦理上无可谴责之处，但他未加思虑，即刻上路寻找（《本地的事·狐皮帽子》）；还有那个强势的、善经营的瓷厂老板娘，发话任由人拉走瓷缸、以充棺材，拉完为止，“这样的时候，钱是个啥”（《本地的事·郭凤菊》）；还有那个长工，——虽名为长工，寄身主家，与主人的关系处得“像老哥弟兄”，大震掩平了主人全家，只余一吃奶婴儿在废墟上舞着小手大哭。这长工“向着这一时喑哑的世界做了保证”，只要自己活着，就把孩子养大（《本地的事·老井》）……此处由于外力挤压，人性反而晶莹，透亮，无杂质纤尘，它给凄惨、绝望的世界带来暖意，它给丧失了生之意志的人一种无形的力。它不多想，不思虑，不计算。与此相对，另一极则显得可疑、混浊、阴暗，它似乎一意证明自身，哪怕大震还在持续、世界正在毁灭，也不愿改其恶浊本性和本质。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那个光棍，无意间救了主人，知其家底，便伙同一乞丐威逼主人，命其交出家财。退让、隐忍至无可忍让之际，主人将光棍引入窑洞深处，暗暗打开了机关。读到这里，已经不再觉得大震有多可怕了，人性之恶远甚于大震；读到这里，亦觉善恶角力中，良善的人性终归更具优势，占居上风（《本地的事·关门山》）。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还有不少，比如假扮念经人的乞丐（《本地的事·乞丐》），比如混在难民群里的土匪（《本地的事·自救队》），等等。还有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名叫尕虎的年轻犯人，以偷牛罪名被判入狱5年，大震时乘乱跑出去，气吼吼地救出诬陷他的雇主夫妇，强拉到知县那里，以证自己清白。知县见此情状，大感意外，亦“大起快慰”，像看什么稀罕物那样看着这个年轻人（《本地的事·尕虎》）。感觉快意的何止是知县，作为读者的我们，亦觉大痛快。

小说还写到了一种令人不敢想象的人性景象：一些秘密，一些家丑，被震了出来。年轻的养蜂人刨挖了三天，抢救亲人，呈现于眼前的景象，则是妻与父像两口子那样同睡一炕，被打砸得不成样子了。儿子背对两具尸身，哭泣着，可这哭“没有声音”（《本地的事·养蜂人》）。想来此种丑事不少，将它写出来也需要一种艺术上的勇气，而且，还要写得不让人生厌、反感。或许，还需一种道德上的宽容。本节末尾，作家作为叙述者，直接出面，代死者向冷峻的苍天求得宽恕。

小说以“本地的事”“远处的事”“后来的事”结构成一个整体，这会令人不由想到，凡属人的事都应相互关联。然而，实际上，小说更多呈现的是一个个被打压在黄土下面的求生者，凭着最末的一点气力，努力救出自己。大难落在了头上，这就是人的命运；于孤独无助中又反抗这命运，正是生命的本质。废窑中的一对新婚夫妇，一边吃着糊墙纸——那是用面糊贴上的，一边轮换着掏挖，直到力气用尽，相拥而死（《后来的事·废窑》），即为感人一例。何止人的生命；便是动物，亦何尝不如是：几只被压在窑洞里的羊，吃自身的毛，或吃同伴身上的毛，竟然由冬天活到了春天，它们终于见到了阳光，“忍耐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直着眼睛死去了（《后来的事·柳叶哨》）。这些深藏在黑暗地底、超乎想象的细节，因着作家深度体验，被呈现了出来。

阿尔贝·加缪说过：天灾不由人；于灾难中死去成千上万的人，在漫长的历史以及想象中，无非一缕轻烟而已（《鼠疫》）。那么，《地动》的艺术及其意义，正在于记住这些逝去的生命。于文本描述的世界里，我们分明听见了那个随时现身的叙述者的叹息声，借用石舒清此前短篇小说《十里店》叙述者的话：可惜了大难中这无量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