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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人到中年

来源:《小说选刊》 | 杨遥  2020年05月26日08:44

写作的人应该属于最清醒的一类人,他们经年累月阅读文章,长期不懈进行思考,历史的经验,智者的思想,都是他们的财富。但是写作的人又容易陷入美好的虚幻之中。一是青春期被无限拉长。从我来讲,2001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写作20个年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被称为青年作家。我所熟悉的同龄朋友,也几乎都被称为青年作家。而在现实中,几年前被一些高中生大学生模样的人问路时,就被称为叔叔。昨天下班后去买菜,称好菜,那位卖菜的大姐对一边给她帮忙的二十多岁的儿子说,给叔叔拿点儿香菜。现实无情,什么就是什么。二是所谓的名声。许多“著名”作家,在社会上闻者寥寥无几,作品也不能折服同道。于是,常常怀疑写作的意义。

近几年,有两件事影响对我比较大,一是参加脱贫攻坚工作,二是在北京读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参加脱贫攻坚工作,首先是因为山西省委组织部安排万名干部下基层,我被安排到临汾隰县阳头升乡,然后与另外两位朋友接到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任务,创作反映全省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两项工作,让我先是每天住在乡里面,实实在在接触、了解到了当前的脱贫攻坚,然后几乎把全山西的贫困县跑了一遍,见了许多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帮扶干部、帮扶企业,以及贫困户,见到了我差不多已经固化下来的文学圈子之外的另外一些人,他们的思想、行动与我平常接触的人大不一样,其中有些人和事真正触动了我。在北京读书,至今仍然十分怀念,鲁院和北师大的学习氛围特别好,除了每天上课,就是埋头写作,或者和老师、同学们探讨文学。上课,很纯粹,老师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传授的知识既系统,又有深度,我以前一些想法,得到了印证,一些新的观点,又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告诉自己,珍惜机会,除了上课,抓紧时间创作,看这一年能不能有点儿突破。

这一年,是非常努力的一年,除了上完所有课,修够学分,其他时间尽可能写小说。一年时间,北京的景点一个也没有去,写完了一部长篇,三部中篇,以及几个短篇。《父亲和我的时代》就是其中一部。写这部小说前,读过许多关于父亲的小说,其中“弑父情结”是比较深刻的一种,我告诫自己要避开,写出新一种父子关系。在课堂上,老师讲过“进化论”和“循环论”的文学观点,我决定采取“循环论”,写一个某些方面滞后于父亲的儿子,结尾父亲教育了儿子。有了这种想法,小说的大体走向定了下来。小说的开端,前几年就有了萌芽,是源于父亲给我打的一次电话。中间的细节,有些来自生活中的父亲,有些来自采访中的事情,我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力求做到真实自然。写作之时,又出现些新奇的想法,一起放了进去。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写出了一部不错的小说,但其中有些地方没处理好。

那是去年五月份。一位上海的朋友来北京,俩人聊天,他建议我写一部关于扶贫的长篇小说,我觉得他的建议不错,就把这部中篇放起来,开始写长篇小说《大地》。写完《大地》,对扶贫工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回到山西,再次拿起《父亲和我的时代》,开始修改。不巧的是办公室的空调坏了,每天大汗淋漓地坐在接近40℃的高温下改小说,虽然身体上难受,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在修改的过程中,再次感觉到对我来说它是一部有价值的小说。改完之后,还觉得有瑕疵,便请我们“南华·文学沙龙”的朋友提意见,请我在乡下的弟弟看。一部三万字的小说,总共改了五稿。

修改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我不断审视自己的过程。我力求把小说写得丰富些,在里面除了写“我”和“父亲”的关系,还写“父亲和我”和时代的关系,时代和传统手艺的关系,作家创作和民间直播的关系等等。

小说定稿,很荣幸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被《小说选刊》转载,我觉得我跨过了文学的青春期,还可以试着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