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题记：童年的小村庄已划归雄安新区，而我对于她的记忆全都是一些旧事。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座博物馆，经过岁月筛落下来的被永久收藏，在不了解、不懂得的人的眼里形同废物，但经历过、体会过的人却视若珍宝。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生长在同一棵树上，外表看来非常相似的叶子，仔细一琢磨，也各有各的不同。村庄也是。

我童年的小村庄就是这样一片树叶，说它像一片树叶，除了小，除了与别的村庄没有本质的区别却有实质的差异之外，它也确实像一片叶子。一条横贯东西的街道形成这片叶子的主脉，分布在主街南北方向并与主街相连的“过道儿”就如同这片叶子的侧脉，我童年的小脚丫就穿行在这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叶脉之中，而我关于整个童年的记忆也就驻进了这片叶子。

“过道儿”，听说过么？有别于北方的胡同、南方的巷子。在我心目中它和胡同比起来，更富有曲曲折折的婉约之意；它和巷子比起来，更富有起起伏伏的生动之态；它和胡同及巷子共同比起来更显得逼仄和狭窄。“过道儿”，这大概应该是家乡所拥有的专属词汇，于是，走在这样的“过道儿”里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别致的景象和风情：比如，艳军家的丝瓜开花了，黄花出墙，那花瓣从墙的里侧一下子就跌落到了过道儿这一侧；一只蝴蝶不慌不忙从东面的院子飞出来，擦过你的肩欲落而又未落，猛然一振翅又飞向了西面的院子；立立家的大门敞开着，立立的奶奶正在大门洞里眯着眼睛做针线，身边还放着一个用芦苇编制的针线笸箩……这样的过道儿，大人们在这之中穿行，孩子们在这之中飞奔，学走路的娃娃也会扶着院墙一步步慢慢往前挪。这样的过道儿，一个人走的时候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对面又走来一个人也没什么问题，刚好可以擦肩而过，但如果这其中一个人背着装满柴的筐子，对面的人就要侧过身去，但假如对面走来的是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小孩子便会“蹭”地一下从筐子下面钻了过去。

过道儿虽窄，村子很小，却也有属于自己的地理中心和标志性建筑，这个重要的地标便是碾房。碾房处于主街的正中央，整个村子很自然地以它为界，碾房以东称为东头，以西便称作西头，放学后无聊的时候，西头的小伙伴就会站在碾房前大声喊起这样一首儿歌：“站在石碾头，东头看西头。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粥。”于是东头的小伙伴扑将过来，一场快乐的撕抓大战就这么开始了。碾房里有两副石碾，一副石碾的石滚大而有力，碾盘造型简洁，高且厚实，充满了阳刚之气；另一副石碾的石滚却精巧许多，碾盘低且边缘处雕有漂亮的花纹，极富阴柔的画风。我想这两副石碾永远都不会寂寞的，白天，石碾房里总是有人绕着碾盘一圈又一圈地走，而那石滚也一圈圈骨碌碌地转着，转着岁月，转着光阴，也转出了人们的物质食粮。而每到夜晚，这两副石碾便默默厮守着，看似永远分离，却也终生相依，彼此在无声无息的气场中传情达意。

碾房前，隔三岔五都会有吹糖人的，卖泥娃娃的，爆米花的……可我从来都舍不得买糖人，确切地说不是舍不得买，而是舍不得吃，甚至舍不得用舌尖轻轻舔一下。即使这糖人只是让我拿在手上，我也唯恐它什么时候融了、什么时候化了，什么时候不小心“啪”地一下子掉到地上摔碎了。但糖人的滋味又实在是太诱惑，于是，我从来不围观糖人的制作。可一见到泥娃娃，我就满心欢喜起来，因为常听大人们说我长得跟泥娃娃很相像，后来我猜想或者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圆圆的脸，圆圆的眼，或者大人们也只是随意那么一说，根本就是言者无心，而作为孩子的我却把这话认认真真地牢记在了心上，只要有卖泥娃娃的我都会凑到跟前仔细观察每一个泥娃娃，观察它们的长相、神态、衣饰，看这些泥娃娃中，哪一个最漂亮，而哪一个又最像自己。当然，最让人兴奋的事情还是爆米花，其实兴奋只是一瞬间，是“膨”地一声过后，满炉膛的玉米心花怒放的一瞬间，而那种紧张的等待，不，是期待，似乎特别漫长，捂上耳朵，又不能捂死了，多少得留个缝儿，然后，屏气凝神，半眯双眼。站得不能太远，太远了就失去了现场感，也不能太近，太近了会有灼烫的米花飞溅到脸上，或者因那突然的乍响双脚站不稳而有可能摔倒。总之，爆米花的震憾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惊天动地的，而随着那一声巨响，挤在一团的一阵疯抢过后，一个孩子所有的愿望似乎都实现了，欢乐，也自不必说。

姥爷家的房屋后面便是碾房，这是让我骄傲的，最让我骄傲的还是姥爷家庭院里栽满的桃树，这桃树结的桃子俗称“毛桃儿”，毛桃儿不大,也没有多余的水分，味道却是最纯粹最原始的浓缩，用手一捏，桃子便一分为二，一半有核，一半没核，那核原本是睡在果肉里，睡在红色的帐幔中，睡得深且沉，仿佛打算好了要一睡千年，是掰开桃子的那双手将平静而安祥的她轻轻唤醒，我想那没有核的一半又是多么舍不得核的离去啊，核的印章深深印刻在果肉里，就象是要留下永久的记忆一样。每当这个时候，姥爷都会乐呵呵地说：“离核(hú)的桃儿，好吃！“桃子熟了，姥爷会派我挨家挨户送桃子，我双手捧着用高粱杆做成的小簸箕，小簸箕里装满了桃子，我乐颠颠地走东家、串西家，可是不管走到哪一家，不管是谁，给我吃的东西我都不会接受，因为那时候母亲对我们非常严格，立了很多规矩，比如：“吃不言，睡不语。”吃饭时不仅不能说话，也不能接连夹几口菜，或者一次夹很大一口菜，更不能在咀嚼的时候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还有一条重要的规矩就是：没有大人的允许，小孩子不能随便接受别人家的食物。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心中就深深印证了一个理念：“给，永远比拿要愉快得多。”

只可惜我又瘦、又矮，站在孩子群里一点都不起眼，但我有一个能引起别人关注的绝活，就是背诵，现在想来我并不是擅常背诵，而是喜欢背诵，肯在背诵上下功夫，仿佛又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叫“人丑就要多读书。”不，是背书。还没读小学时我就在爸爸的辅导下背过了九九乘法表、英语的二十六个字母，我还可以背诵不少毛泽东诗词，甚至把村子大喇叭里播放的布告都背了下来，我那时候的存在感就是在大人们面前一次次的背诵中确立起来的。除了背诵，我还特别喜欢看大街的墙壁上粉刷的标语，那些标语骨感而强壮，仿佛每一个字都是顶天立地的，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一位健身模特似的，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一名斗士似的，这些字即使是不念出声音来也会给人以力量！当然，字的妙处还不止这些，春节过后，家家户户大门上都会贴春联，在童年的心目中这些春联是不朽的，几乎每一副春联都会陪伴一户人家度过一整年的时光，见证一个家庭一年的风霜雪雨，一年的欢喜忧伤，直到第二年春节到来的时候，大家又如同想起什么来似的不约而同地忙着“只把新桃换旧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为姥爷的大门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时，我还没有走出过大平原，这副对联无疑是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并给予了我无限的想象空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对这副对联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包括人生的乃至社会的。

春天的时候我就会去潴龙河的河套挖野菜，春天的河床往往是干涸的，没有水流的喧哗，但周围的旷野似乎在这一派宁静中暗暗憋足了劲，处处都蕴蓄着一股无可阻挡的勃勃生机。我不知道华北大平原有多大，眼前的旷野就是无边无际的。旷野，你知道什么是“旷”么，就是在非常宽广的毫无遮拦的地方看到太阳的行踪。这时候植物的小嫩芽从泥土里探出头来，充满欣喜和讶异，它们也最是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人的。而意外的惊喜便是正当挖野菜时，天上隆隆飞过一架飞机。记得有一次正挖着野菜，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来，我抬头望去那是一架带有螺旋浆的直升飞机，仿佛离我很近，我摘下脖子上的红纱巾拼命向它挥舞，这时飞机似乎懂得我的心意，在我的头顶优美地打了一个旋儿，我确信那飞机上的人一定是看到我了，于是就更加兴奋地挥着手中的红纱巾跟着它跑，边跑边想：这架飞机是用蓖麻油作为润滑剂么？我猛然想起母亲每年都带我到村外的小路旁栽种蓖麻，每当蓖麻丰收了，母亲总是一边哗啦啦抓起口袋里的蓖麻籽一边自豪地说：这蓖麻榨出来的油可以做飞机的润滑剂呢。“说不定这架飞机的润滑剂就是我和母亲种的蓖麻榨出来的油，想到这里我就更是拼命地跟着飞机跑，胳膊上的小筐子，手里的小镰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没了，我跑啊跑，突然被一个大土坷垃绊了一下，整个人瞬间就趴倒在地上，等回过神来爬起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远了，仿佛飞到了天的尽头。望着遥远的天际，就在那一刻我忽然萌生了对未来的追问，2000年应该是个很遥远的日子吧，那么2000年，我会是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事实证明，当200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我正在广州一所职业学院的礼堂里观看新年晚会，而1999年我就已经来到了广州这座城市，城如其名，广州真的是广而大，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当年心目中那种“旷”的感觉，我之于太阳，总是在楼与楼的夹缝间匆匆相逢，再也没有了长天丽日的亘古和悠长。

小学一毕业我就离开了小村庄，求学和工作，使我与故乡渐行渐远，但对于故乡的记忆却已然保鲜，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原汁原味的最初的生动，没有灰霾，没有污染，也没有掺杂市场经济的任何因子，那时候关于它有诸多憧憬，但从来没有哪一款会和一个了不起的新区发生过关联，一个叫做雄安的新区。

雄安，雄且安，这正是我对故乡的祝福和祈盼！

(陈木红，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散文、诗歌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中国文化报》等国家级报刊，个人诗集《有风的荷塘》于2018年8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曾获漂母杯散文奖、冰心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