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畅建康：你说过一句话，是“带着纪实文学基因走进文学创作”，我该如何理解你的这句话呢？

乔忠延：这是我文学创作起步时的真实写照。我是一个迟暮的参与者，也是一个迟暮的觉醒者。1980年前后，当文学热潮引领思想解放，引领社会进步时，为之热血沸腾的我，很想做一个弄潮儿，偏偏长期被禁锢的头脑远远落在潮流之后，只能做一个观潮儿。置身观潮的行列，又不甘心观潮，加之上学时曾以作文见长，所以拿起笔开始写文章。那时我在人民公社工作，写下的多是新闻报道。新闻，自然应以真实为生命。写新闻，却更喜欢文学，便尝试写作小说、散文，也哼几句小诗。小说、诗歌虽然偶有发表，但由于跳不出新闻眼光，多数不痛不痒，如今看来自己都觉得汗颜。相对而言，散文虽然也受这种局限，却因为多有练笔，文字较美，发表的要多，而且有篇《喜酒》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就说这篇《喜酒》，若用当今的眼光审视，根本算不上文学作品，不过是新闻的延伸。就是这样跌跌撞撞起步进入文学的，好在一开始就没有脱离人间烟火色，“带着纪实文学的基因”摸索着出发了。

畅建康：纪实文学作为一种文体，你认为吸引你的最大魅力是什么？

乔忠延：写作四十余年，几乎在各种文体中游走了一圈。之所以要说一圈，是差不多又回到了出发点。当然，要是借用一句禅语来说，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出发，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不过，此山非彼山，此水非彼水。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体悟到，文学不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还承担着润物细无声的化育功能。自新中国走来，跨进新时代，社会形态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求真向善的功能始终不能变。而且，随着功名利禄对人心的侵蚀，更应该得以强化。相对于其他文体，纪实文学更能承载这种功能，更能强化这种功能。年迈古稀，如果说哪一点还不算虚度人生的话，那是我总算悟得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起码要做到：读书育己，讲书育人，写书育世。一个作家育人、育世，始终应该咬定求真向善的目标，运用纪实文学是最适宜达到这个目标的通道，因而，我乐此不疲。

畅建康：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收获和体会是什么？它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它是否会影响到你的人生？

乔忠延：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走出政坛十年，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写作了，我却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位业余作家。业余作家的优势在于，时刻都在繁杂、凌乱、枯燥、乏味的重复中生活。三十年前，我给自己的文学定位是：“过平常人的日子，想天下人的事情，有了什么不吐不快的体悟再写。不过，动笔前要先想好第一句话。”“动笔前要先想好第一句话”，关乎写作技能，暂且不谈，仅就“过平常人的日子，想天下人的事情”而言，就把我的写作主体立足在了纪实文学上。这也可以说，纪实文学作家要是时代和社会的清醒者，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闪烁其词，更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即使文学不是答卷，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把握人物和事件的写真，必须要有超前的认知与思考。

且不论纪实文学对社会有多大影响，我以为每完成一篇作品，都是自我的一次脱颖与成长。我觉得别说著书，要写好每一篇文章，都必须扑下身子，潜心研究和探求，这样才能从庞杂的表象事物和材料中看到精髓，直抵要义。而这每一次抵达，都是对自身的一次拓展，一次升华。这或许就是纪实文学对我的人生的影响。

畅建康：你从带着纪实文学的基因起步写作，但是我们知道最初引起文坛关注的是你的散文，准确说是一部分纪实散文，你似乎更钟情于纪实散文这个文体。纪实文学、纪实散文、散文，你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乔忠延：这些问题提得真好，文学写作潜藏着一个人生的哲学命题。贯穿人生全过程的主题情感是什么？最简要的概括是：纠结。纠结如何形成？我们祝贺别人常说，万事如意。其实是难以事遂人愿，才要这样祝贺。文学的永恒命题就是寻找纠结，书写纠结，化解纠结。所谓化解纠结有些夸大，谁的纠结只能由谁去化解，外在的任何劝慰、开导，只是一种辅助。文学也只能是慰藉情感，温暖人心，辅助读者化解纠结。之所以拉扯这样远，是我的人生亦然，大多数时候处在纠结当中。我喜欢文学，如果能好好读书，受完高等教育，哪怕去院校当个教师也好。偏偏刚上完初中就因“文革”而辍学，好不容易挣脱农村劳作，却混迹于忙碌的政务之中，真是让人纠结。而且，文学爱好是生命中最具韧性的潜力，时时拽扯你回到偏移了位置。一边是繁忙政务，一边是摆脱不掉的文学情结，二者的较劲拔河，又是一种纠结。文学的韧劲终于争取到了应有的席位，写作充斥了我的业余时间。写什么？当然要触及自己最纠结的事情，最纠结的情感。我作政务，最大的感慨就是随意决策，浪漫决策，既没规划，也没计划，胡乱指画，造成劳民伤财。写身边，会有人对号入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此我拉近1958年的情形进行反思，写下《童话岁月》系列作品。写这些文章，我并没有认为是散文，也没有认为这是纪实散文，只是就我个人最有体验，最有感受的题材去写，编辑、评论家将之划入散文，更细密进纪实散文是需要对文体有个分类。这又是一个纠结，不经意间我的散文得到更多关注，我被归入散文作家的行列。这也可以说明，其实纪实散文即是纪实文学的一种，也是散文的一种，没有啥明确界限，也不必要划分界限。由此而言，许多像我这样的底层业余作家，笔耕一生，默默无闻，能将我划为散文作家，也算是庆幸者。不过，我认为写作，只要不亵渎自己的情感，只要能坚守文学求真向善的品格，只要能用美感化解他人的纠结，无论何种文体，都可以据实而写。

畅建康：你最早引起大家的关注，是《散文选刊》编发的纪实散文，叫“乔忠延散文特辑”，一期里一下子选发了五篇，并配有著名评论家何振邦的评论。这样集中选发一个人的作品，似乎不多见。这是1990年的事情吧，过去30年了，能否回顾一下这组作品？

乔忠延：这组作品聚焦1958年，是我童年的记忆。那是个浪漫年代，是个诗化年代。至今流传的“一个萝卜六亿三，全国人民吃一天”口号，就出自那个年代。人生不能缺少浪漫，不能缺少诗意，没有浪漫和诗意，就很难摆脱凡俗、乏味生活造成的纠结。可是，浪漫和诗意只能调节情绪，不能生产物质。那个年代的误区恰恰是用浪漫和诗意指导经济发展，于是亩产万斤粮的神话赫然出现于报端。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多数时间都是劳动，老师没有教完过一本课本。最有意思的是上山大炼钢铁，让我们去送柴，一人背一截木头，走得浑身疲困。结果钢铁没有炼成，又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便把各家的铁锅瓢盆都砸碎送去。这样折腾一气，地里丰产的粮食没能收回来，紧接着就是饿肚子。为此我写下了《童话岁月》系列文章，包括《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等作品反思那个时代。文章最先发表在《山西文学》，《散文选刊》集中选发后引起文坛关注，其中《弯弯的桃树》又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990散文选》，继而连续被多种选本载入，这被认定为我的成名作。我就这样被戴上了散文作家的桂冠。

畅建康：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这组作品，你自己怎样评价？

乔忠延：这个特辑的推出，是我写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至今，我仍感激当时《散文选刊》的主编卞卡先生，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季涤尘先生。二位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们慧眼识珠让我从文学热潮的蚁蝼群里中脱颖而出，有了继续创作的底气。当然，无论外界如何看待，我以为这个系列的文字还是纪实品质，更重要的是坚守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全民经商的大潮涌起，利益最大化侵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作家很难例外，不少文字丧失了应有的风骨，沦为附庸。或依附权势，或依附利益，不仅扭曲了自己的心灵，而且也由于自我的扭曲而扭曲他人。我在努力纯净心灵，并用心灵的纯净，来净化笔下的文章。

畅建康：近几年你出版了两部长篇纪实作品，一部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山西古戏台》，一部是《感天动地——关汉卿传》。两部都与戏剧有关，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在皇家还是在民间都有广泛的影响，而山西又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选择这样的题材，是偶然还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乔忠延：这两部作品都是合唱的产物。按说一个作家应该坚持独唱，拒绝合唱，发出自我唯一的声音。不过，作家也需要借助平台，没有相应的平台，仅凭自我的声音难以传播很远。《豪华落尽见真淳——山西古戏台》，是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山西古关隘、古渡口、古祠堂中的一本。敢于领受这个任务，是我在1990年之后为自我的创作设定了一个方向，向下沉入，向后奔跑。向下沉入的标志是确定了我的书斋名为：尘泥村。这也是我“过平常人日子”的延续，作品不能虚浮，不能游离于烟火气息之外。这里姑且不再多说，而向后奔跑则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一个文化方向。我将之概括为坐井观天与坐天观井。坐井观天，就是深入下去了解传统文化；坐天观井，就是跳出囹圄审视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坐标系上的位置。自然，山西作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山西戏剧文化在中华戏剧文化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文化积淀，是我撰写山西古戏台的优势。我没有局限于这种优势，而是俯首扩大这种优势，将现存的金代、元代戏台全部现场观瞻，明代戏台看了一大部分，并且浏览了不少清代戏台。这个行走过程最突出的感受，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震撼。震撼于山西戏剧文化的丰厚，山西古代戏台的众多，遥遥冠领于全国之先；震撼于这样珍贵的文物遭受到严重破坏，简直催人泪下。以这两个震撼作基调，发出精卫填海般的呼喊，就成为《豪华落尽见真淳——山西古戏台》的旋律。

《感天动地——关汉卿传》一书的写作，首先要感谢赵瑜老师，他推荐我参加本次写作。该书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中的一本，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原先我倾向于写作柳宗元，就凭那句“独钓寒江雪”，我几乎触摸到了他的心跳，肯定能探求到他文学造诣的奥秘。但是，作家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黄宾堂先生认为戏剧作家难写，尤其是像关汉卿这样一位成就巨大，而又生平不详的戏剧宗师难度更大。鉴于我有写作戏剧文化的先例，还是写关汉卿为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埋头学习，先提升自己，再进行写作。尽管先前对戏剧我已有一定了解，但关汉卿传记的写作还是攀升了自我。往昔常把唐诗、宋词、元曲挂在嘴上，却不知道缘何如此。说得高雅点，是文化的普及；说得直露点，是文化的下滑。从唐诗到宋词，是文化降低身段；从宋词到元曲，是文化遭受摧残后的呻吟。唐诗兴起于初唐，兴盛于盛唐，是文化高贵品格的象征。宋词向市井吟唱滑落，几乎与通俗歌曲结缘，侥幸没有没落到这种程度，是江山社稷突然易姓改号的结果。元代则完成了宋代没有完成的没落，统治者封闭科举考试，文人断绝了入仕为官的道路，流落于风尘梨园，成熟了元曲，催生出元杂剧。由此可以看出，包括关汉卿在内的那些元代戏剧作家，他们的生命处于最酷烈的纠结当中。在我们看，关汉卿一代戏剧宗师，多么光彩照人。然而，关汉卿并不会以此为荣，一生无法实现金榜题名、指点江山的抱负，带着深深遗憾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用这样的眼光透视关汉卿，就匡正了以往对关汉卿肤浅的认识。所以，该书出版后记者采访我写作的准则是什么，我回答是：寻找元代的关汉卿。这就是求真，也就是遵循纪实文学最本真、最需要坚守的品质。舍此，任何以己度人，都是对历史文化虚妄的辜负。

畅建康：你还写作了《帝尧传》，这样一位上古时期的人物，资料少之又少，很难写好，你如何把握自己能够写好？

乔忠延：敢于写作该书，是因为我研究帝尧已经三十余年，有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积累。我起步研究尧文化，是因为我的家乡在尧都，旨在探求家乡的辉煌历史。没想到越往里面探求，我从中受到的启示越大。用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尧不过就是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的头领，称为帝尧是后人将之列入五帝当中的一位。那时农耕文明初创，而今已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智能时代，研究尧文化岂不是抱残守缺？不是。尧文化当中包含的古老科学、古朴民主精神，以及其创新意识，都是当今需要汲取的。可惜我们曾经以“破四旧”大规模践踏传统文化，有形的满目疮痍，无形的更是伤风败俗。尤其可怕的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化育也被扫进垃圾堆，导致道德沦丧，缺少自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发展了，物质富裕了，人心沙化了，遍地都是陷阱，不知那一脚踏空就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去冬今春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又是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一个缩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有必要还原那段中国文明生成期的形态，以点亮帝尧这个火炬照亮那些喜欢光明的人，不要再徘徊在灰暗中，还自以为是地陶醉。

畅建康：听说你最近正在写一部纪实文学新作，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乔忠延：确实，自2017年5月以来，我一直在撰写、修改一部新作。这是以我们家真实的破碎与兴旺，映照中华民族百年艰难探索的一部书。再现了辛亥革命之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海峡两岸对峙与融冰的壮阔历史。用真实的事例展示草民百姓、军队将士、军统特务、汉奸土匪之间的人性冲突，既有粗野对柔善的践踏，又有柔善的无奈破碎和艰难复苏。大致为五卷，第一卷《破碎》，写乔家遭受陷害家破人亡；第二卷《狼烟》写抗日战争的血色坎坷；第三卷《离乱》写解放战争的国运乾坤、家人离散；第四卷《炼狱》写爷爷流落台湾前后的生死悲苦；第五卷《圆缺》写两岸风云变幻中一个破碎的家庭终至五世同堂。

这部书已经孕育三十多年了，五十岁不写是认为自己驾驭能力不足，主要担心写作技能不足。六十岁不写是认为自己文化准备不足，如果再用非黑即白的逻辑硬性裁截取材，即辜负了实际生活，又误导了读者。如今再不写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精力不足。为此我下定决心，排除一切杂务，埋头敲击。初稿完成后，我已修改了一年多，至今仍在提炼。完成这部书，不是要留下一部家族史，而是要通过这部家族史给人以提醒与警示。国人喜欢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话是这么说，却很少有人以史为镜，明鉴自己，更别说明鉴世事。倒是在阅读当代作品时，还可以直接得到一些精神撞击，比照一下自己。这部书的价值或许就在这里。之所以有此价值，是因为我家的事情本身就充满玄机。二十年前，我家五世同堂，现在我由爷爷晋升为老爷爷，堪称五世其昌。然而，这个兴旺的家庭却是从破碎开始的，百年前遭人诬陷吃官司，一周之内三口人丧命，卖掉铺面、良田和水磨的股份，一个小康人家沦为贫困农户。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变故中，我的老爷爷蓦然清醒，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埋头躬耕，赚下的钱除了吃穿全部供给我的爷爷读书，一直读到山西大学。实指望通过他改变家庭命运，可是参加抗战他投身了晋绥军，解放战争败走台湾。为此家人历尽磨难，谁会想到1995年他回家定居时竟然五世同堂。其中有无数悲欢离合，有无数酸甜苦辣，这些不是我要写该书的动机，只是引人入胜的表象。表象背后潜在着家国兴衰的哲理，这哲理不是论述出来的，而是几代人生命遭际真实演绎出来的。

畅建康: 谢谢，期待大作早日问世。

（注：该文发表于《都市》2020年第5期，为“山西纪实文学四十年”专栏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