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毫无疑问，《文艺研究》是诸多学人心目中的权威刊物，能够在上面发表研究心得，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在《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作者，不仅祝贺它的华诞，也想起一些往事和近事，说与同人一听，见出刊物如人的姿态与个性。

1992年，我还在安徽大学工作。那年暑假，我没有参加高考阅卷，而是利用假期，写了一篇《王国维的“戏曲意境”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从这段话中，我感觉到王国维不仅用“意境”的概念评价诗词，也用“意境”概念论说元杂剧，从“述事则如出其口”的内涵可见，王氏注意到了戏曲的“意境”和诗词的“意境”是有差异的，他充分考虑到戏曲具有叙事、且为代言体的文体特性。因此，我将之引申发挥为“戏曲意境”说。文章写好后，恰巧我到北京查阅资料，就去拜访了当时在《文艺研究》做编辑的孟繁树先生。记得他住在靠近中国艺术研究院（恭王府）的杂院里，就在房前的小凳子上，我们聊了大约半小时，将稿子交给他后我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孟先生就来信，告知“点稿”了，我还觉得“点稿”这个词很新鲜。这篇文章发表在1993年第3期上，是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第一篇习作。

2006年，我担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学科建设的任务，需要教师们的成果在重要刊物多多显示。恰好陈剑澜先生是合肥人，每每借他回老家过春节之机，我就请他和几位学科带头人交流。他也不辞烦劳，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研究信息和学术理念，让我们受益不浅。我始终认为，编辑和作者之间多开展交流是有益无害的。编辑可以借此了解作者在进行哪方面的研究，作者也可以了解刊物的选题指向。在学科爬坡的情形下，重要刊物编辑对一个单位学者的指导显得更为重要。对陈先生当年的帮助指导，即便我早已卸任职务，也依然感念于心。未曾想到，十多年后，陈先生竟然和我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同事，每每说起当年他对安徽大学中文学科的指导帮助，我就不胜感慨。

在这以后，我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了《明代戏曲评点：批评话语的转换》（2007年第10期）、《明清戏曲理论的建构》（2012年第8期）、《〈全清戏曲〉整理编纂的理念》（2017年第7期）。《文艺研究》的诸位编辑先生都非常认真地编辑拙作，往返修改、校对，不辞辛劳，让刊发出来的文字没有错讹和遗憾。

再说说最近与《文艺研究》的交往。近年来，我注意到对古代作家创作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同时研究的论题也越来越小，不免将一个作家的创作整体割裂开来。因此，我主张“贯通”研究。为了实践我的这个想法，我从吴敬梓入手。文学史将他定位为小说家，这自然没有错。但是，他有《文木山房集》留存于世，在他所处的乾隆年间，诗人的身份比小说家的身份更为重要。对于他的小说和诗词创作，应该“贯通”研究；包括对他的小说的认识和理解，也应该结合其诗词创作才能够更加深入。于是，我仔细阅读吴敬梓的诗词，写了一篇《诗人吴敬梓》。文章由陈斐先生编辑。在今年“五一”假期前，我对校样做了校对，以为就此了结事体了。不料在假期中间，陈斐先生通过微信，对校样上几处有疑问的字词予以标记，让我核对，以免有错讹。如此认真细致的精神，很让我感动。

从孟繁树先生起，我和《文艺研究》结缘已经快三十年了，和孟先生也没有继续联系，但第一篇习作发表的过程历历在目。回忆起这段往事，很是让人感慨。那个时候，我和孟繁树先生素无交往，拜访他也很冒昧，但他不嫌鄙陋，刊发习作，既给了我学术上的信心，也促使我对此问题不断思考。一段往事，一件近事，都反映了《文艺研究》严谨认真的学术姿态。刊物是抽象的，而每篇文章的编辑过程却是具体的；刊物的姿态其实是在编辑者身上体现出来的。为我编辑拙作的诸位先生认真细致的态度，正是《文艺研究》这份刊物对待学术的姿态。作为亲历者，我向这样的姿态致敬！

学术刊物是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也是鼓励其在学术道路上更努力前行的推手。编辑对于青年学者的帮助和鼓励，其实是帮助他们在学术上走向更高的目标。《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帮助了多少青年学者，可能无法统计。但它对今天学术队伍的成长乃至学术生态建设的重要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本人虽然从青年学者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教师，能够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到今天，《文艺研究》同样给了我鼓励和促进，为此，我同样要像现在的青年学者一样，向《文艺研究》以及在岗与不在岗的编辑先生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也向他们认真敬业的精神表示我发自内心的敬意。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金宁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