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2020年05月19日08:53
编者按
忧患启哲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位学者、作家静心阅读、思考，并对他们在这段时间的所思所读进行分享。我们将“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中国书业同光互助行动”名家线上读书分享会讲座摘要整理，以文字形式与读者分享。
正如人在武汉的冯天瑜所言，此次疫情来袭，人类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对国际社会冲击力之巨大，为二战结束后70余年所仅见。疫情及抗疫之战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惟思虑、读书为务。
读者反馈
毛毛虫读书会程玉合：冯老等嘉宾谈古论今、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多场讲座听后很受教益。
团结书社曹红玉：中国书业同光互助行动的主讲人有着大家风范，推的书非常适合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校园书店。好书推起来！
北京奈目书店王蒂：老一辈学人的无私分享让人感动。现在消费者购书受视觉、听觉影响较多，只有真正懂书、爱书人才知道经典的价值所在，不过这样的人占比基数太小。书店人需多努力。
商报书友群火眼丹心：在大家的荐读下，好书已购入，拜读！
《鼠疫》的隐喻：请记住“凡墙皆是门”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历史上，人类有很多次被流行疫病席卷的时刻，甚至有的疫病可能是导致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灭亡的直接原因。如今，疫病并没有从人类的生活中退场，如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曾在“非典”流行的日子里重读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当我们再次面临这一危机，假如要向文学作品求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小说。
《鼠疫》以一场疫病作为象征，让人类和人性面临它的艰巨考验，然后得出一个答案。小说触及了政治、道德、人性等问题，并且对此作了隐晦的回答。《鼠疫》在今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刻，都有着现实性和当下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描写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小说叫作“局内人”也不错。
读《鼠疫》，我最大的感受是，小说里描写的“鼠疫”，是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的总象征。我们要反问自己，是不是能像小说里的里厄医生那样，像其他的人那样，排除内心的恐惧与疑惑、胆怯与游移，共同携手渡过艰难的时刻，用耐心和毅力战胜灾难。
加缪从1940年开始构思《鼠疫》，于1946年完成，并且于次年出版了它，结果刚经历了德国纳粹的肆虐和最终覆灭的欧洲人，从噩梦中惊醒，发现了这部小说背后的寓意，因而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仅在法国，《鼠疫》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了20万册。1957年，加缪也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加缪“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鼠疫》叙述风格平实、严谨而内敛，加缪并没有根据真实历史来写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是借助人类对疫病的态度，书写了一部含义更加复杂的作品。他营造了一个看似真实，实际上却是一个荒诞的世界的景象：在突然被鼠疫包围的阿赫兰城，一些人为了摆脱厄运而努力，一度四分五裂，最后又万众一心。
加缪对人类苦难的认识、对存在的谛视，使他在作品中对人生荒诞感的表达显得更为尖锐和直接。他一直在不懈地寻求存在的意义，寻求着对人类困境的解决之道。当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时，也恰恰意味着加缪试图去承担人类的道德和责任，而不是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面对存在的时候，加缪留给我们一个狭窄的、表面看去到处都是墙的、没有希望的荒诞的世界。但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凡墙皆是门”，在一面面横在人生的墙面前，加缪给我们指出了把墙当作门的希望。面对存在的具体境遇，妥协和抗争都是必要的。
“上医医国”与“商贾救亡”
冯天瑜（武汉大学教授）
文化史名家冯天瑜宅居武汉家中，疫情期间修订近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并围绕“文化生态”论题阅览，重读中外典籍，形成“上医医国”等多个议题。
“上医医国”题之大意是，最高明的医生不仅治疗人体疾痛，还要医救国家病患。这一论题是我在阅读以下两本书时体悟出来的。一是先秦的国别史名著《国语》，另一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
大疫期间，武汉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战斗在抗疫一线，奋不顾身地治病救人，挽狂澜于既倒。医者的职业操守和献身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仁者之心、侠者行为，令人感佩，可谓“仁心侠行”。
《备急千金要方》书中有一段话：“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意谓：古来擅长医术的医者中，最上等的是医疗国家的疾患，中等的是治人，再次一等的是治病。把医者划分为“上医”、“中医”和“下医”，上医之要，在于“医国”。
医者治病救人，从事的是一种高尚职业，历来为世敬仰。而古贤告诉我们，医者的使命不止于此，还负有为国除患祛弊的使命，这便是“上医医国”。孙思邈的这一宏论，出典于《国语》卷十四《晋语八》，记述春秋年间的一件事——医和探视晋平公疾。看完晋平公病的医和告诉执政卿赵文子，晋君得此重症，病因是淫欲无度，与辅佐大臣乏于劝谏不无关系。赵文子反诘：你们当医生的来治病，难道还要管到我们的国政上面来吗？这就引出一段名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医和指出，上等的医生是要医国的，其次才是疗疾治人，我们做医生的也是官员，有义务过问和治疗国家的毛病。医和提出“上医医国”，也可以泛指各类职业者，无论你是做哪一门、哪一行、哪一业的，在完成专业职守之上，还承担着祛除国家弊端的使命。
古之医和、孙思邈，近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三位都是医者出身），今之钟南山、李文亮，便是医治国家病患的上医。虽然有的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医国，更没有宣称是治国的上医，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医国”。只有上医多起来，国家才能长葆健康，人民幸福才更有保障。
而“商贾救亡”，是读以下书引申出来的论题，一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二是《吕氏春秋·先识览》，三是《淮南子·人间训》，这几本书载有古代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还有《抗日战争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里面涉及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航运救亡的故事。
抗疫之战中，多方豪杰慷慨，各路人士竞力，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民营企业家堪称卓越。从古代、近代到当代的般般事例中，可以见得，商人、民营企业家，具有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向他们致敬！
金圣叹为什么砍《水浒》
杨天石（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因此砍《水浒》为七十回本，该版本曾长期流传。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水浒传》的故事原型是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宋代史书中对此有一些记载，义军勇敢善战，宋王朝的几万军队都抵挡不住他们，但关于它的结局说法不一，比较多的说法是被招安，并被利用去镇压方腊起义。
南宋时期，宋江起义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水浒”戏。在丰富的民间“说话”和戏曲创作的基础上，元末明初，出现了长篇小说《水浒传》。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经过了二百多年。这段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十四世纪五十年代，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水浒传》正是在这一起义高潮以后出现的。它部分反映宋、元时期农民革命的面貌，农民的思想、情绪和愿望，从这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民革命风暴的产物。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从现有材料看，百回本可能比较接近原本，它包含梁山泊聚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等故事。明代万历年间，有人加进“打田虎”“征王庆”两部分，成为百二十回本。明末清初，苏州文人金圣叹删去宋江等受招安以后的情节，篡改了部分文字，伪造了卢俊义的“噩梦”，暗示梁山英雄最终要被一网打尽。这就是后来广为通行的七十回本。
金圣叹是一个尊崇儒家思想、敌视农民起义，一辈子未能挤进地主阶级当权派行列的文人。对顺治皇帝夸奖他是“古文高手”而感激涕零，向北叩头，但因参与当地反贪官的活动，以叛逆罪被杀。
金圣叹砍《水浒》反映了他敌视和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金批七十回本《水浒》适应了明王朝对农民起义军由“抚”转为“剿”的转变，但“剿”也好，“抚”也好，都无法遏阻农民起义的洪流。但他保持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删除了败笔、赘笔。强加的结尾是生硬的，敌不过原书强大的艺术力量，从这个意义上，金圣叹砍《水浒》又有其功绩的一面，所以该版本曾长期流传。
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贡献。首先，他将《水浒》这种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通俗小说提高到和《离骚》、《史记》以及杜甫诗同样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提出“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小说研究的美学原则。文学是人学，小说以写人为中心。金圣叹赞美《水浒》：“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再次，开创了白话文学研究的先河，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其后的白话文学研究起了先导作用。
马可·波罗游记：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契丹是谁？谁发现了契丹？发现契丹与发现世界有什么关系？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也是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一书的主旨。
我国香港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英文第一个单词Cathay，原意是“契丹”，现在都译成“中国”。西方是通过发现契丹而发现了中国。
契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族，曾建立中国历史上的辽朝。西辽曾击败突厥人在中亚和西亚建国的塞尔柱伊斯兰帝国，强盛一时，名震欧洲，被突厥语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喀喇契丹，1218年亡于成吉思汗东征。“契丹”一名不胫而走，被西方当做中国本土的代称。
大蒙古国时期，率先东行的法国教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在游记中都提到契丹（北方中国），还推测契丹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丝人）。但真正在契丹生活、游历，并留下令人眼花缭乱记录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与叔父来中国经商。从中亚陆路，途径新疆、甘肃，1275年来到大都北京。在中国生活了16年之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出发，离开中国。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后，在监狱里留下了一部伟大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重点记述了他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元朝见到和听闻的各地风土人情，也包括日本、印度等地。作为商人，马可·波罗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他记载了北京城（汗八里）棋盘般的整齐街道、宵禁制度、钟鼓楼。他提到北京市场上南来北往的商人，印度和中亚的贾客，他关注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当然也有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商品——丝绸和瓷器。虽然该书中有关个人在华经历不乏吹嘘之词，但他关于“契丹”风貌的记载，是翔实而具体的。
《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他生前及死后一个时期，其游记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其传奇内容被视为不经之谈。14世纪初一些前往东方的传教士获得该书后，逐渐将其传播开来。哥伦布就是手握着《马可·波罗游记》寻找前往契丹的海洋之路的。
契丹被坐实为现实的中国，还要到《加泰罗尼亚地图》（被誉为“中世纪最好的世界地图”）出版200年之后。1575年，曾到过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达报告说，“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China）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Cathay）。”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经纬度的实测，告诉欧洲朋友说，北京即马可·波罗说的汗八里，契丹和中国，都是指他所在的大明王朝。
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经历了200年。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东方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夜的200年。
李卓吾为何不回故乡？
卜 键（国家清史办原主任）
晚明“王学左派”传人李卓吾，曾固执地拒绝返回故乡：辞官赋闲之际不回，妻子苦劝哀求之下不回，在异乡受辱遭逐、颠沛播迁时不回，关进诏狱、递解原籍之前宁可自杀也不回……这是为什么？
入仕后，李卓吾（名贽）有两段时间在家乡长住：先是嘉靖三十九年父亲去世，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李贽回乡治丧，依礼制丁忧3年。正值东南沿海倭乱，路途难行，他与妻女走了6个多月才抵达，又遇上倭寇围城，即投身于晋江保卫战。服丧期满，为使家人亲族逃离苦海，李贽携阖家30余人迁居北京，一时又得不到任职，只好找些塾师之类的活路，那种窘迫困顿自可推想。10个月后好不容易得了个国子监博士（从八品教官），又传来祖父辞世的噩耗，再次回原籍守孝。经此一番折腾，本来就不宽裕的他更为拮据；贫贱日子百事哀，一大家子的迁出迁回，也会引发不少怨言，使之心力交瘁。
靠了同僚和朋友所赠薄银，李贽总算凑了些返乡治丧的资费。而他坚决将妻子与三个女儿安顿在辉县，其一当在于海疆失宁，要保护她们的安全；其二应是为了减少盘费。李贽给妻女买了几亩田，嘱托在当地做官的朋友照料，岂知数月后河南大灾，当局赈济缓慢，两个小女儿竟活活饿死。
历来谈书论事，总有人容易或喜欢走偏，似乎不偏激便不够精彩。李贽在世时被丑诋为异端、妖人，越数百年又被奉为满血冲阵的无畏斗士，不近情理，不食人间烟火。明代姚安称军民府，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历来为争战之地，殴斗丛起，管理不易。李贽抵达后尝自题一联：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泰州学派至颜山农、何心隐一脉，皆曾聚族而社，任侠仗义，重视朋友之道，李贽亦如此。对于退仕后不返回晋江，他的解释是与朋友在一起更快乐，“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大概觉得坚不归乡不合常理，李贽曾作过一些解释，先后不太一致。多年后追述生平，卓吾老人将之归结为“平生不爱属人管”。李贽回顾宦程，梳理一己自由天性所遭受的折挫：余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他死前写下遗言，托好友马经纶将自己葬于北京通州，并嘱咐：“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游子灵魂孤寂时的吟诉，可哪一处“异乡”又无在外的游子呢？人们因着不同原因离开乡土，又因着近同的感受礼赞故园，乡愁挚切，故乡也被描绘得明洁温润。而从更阔大的视野来看，所有的陌生地都是故土，所有的异乡都是故乡。若故乡的一切都温柔美妙，又于何处滋生罪恶和丑行呢？
从光绪十六年的那场瘟疫说起
姜鸣（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
姜鸣研究员抽丝剥茧、探微索隐，从晚清政要、学人日记中为我们揭秘那场鲜为人知的瘟疫。
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在过去30多年里，我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用业余时间从事史学写作。我想在自己的头脑中逐步构建起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的大轮廓，真正体会到当年人们的所思所虑、生活状态。这些研究的心得，我出版了“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3本随笔，《天公不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和《却将谈笑洗苍凉》。
演讲主题《光绪十六年的那场瘟疫——重读晚清政要学人日记》在《秋风宝剑孤臣泪》中有刊载。我开始关注这个课题，是阅读清人日记，我注意到1890年北京、天津流行过一次大瘟疫，很多著名人士因此感染去世。比如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先后染疾去世，张佩纶、李慈铭等名士也感染时疫，但被治愈，岁尾有醇亲王奕譞作古……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迄今未见有人关注这场瘟疫。只是因为若干知名官员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们友朋的日记中留下了蛛丝马迹。
人们把这种大规模造成人类死亡的疾病称作“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由于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古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医史专家也难以解释。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对于判断中国的疫情，也许是有用的。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夏天，沙俄的中亚城市布哈拉（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爆发严重的流感疫情。在西欧，这场疫情被称为“俄国流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流感按它的发源地命名。在华外国人报道了俄国流感，但当时中国人在治疗冬瘟的时候，并没有把“俄国流感”的因素考虑进去。
今天可能有人会问，中医对这场疫病能不能应对？在西医传入中国前的数千年里，中医就是中华民族治病的主要手段。况且20世纪以前，在磺胺类药物和抗菌素发明之前，在各种各样的疫苗发明之前，在X光机发明之前，西医对于许多急性传染病也是无能为力的。在纯化学合成的药物和抗生素发明之前，西药的原料大多也是从植物中提取。但是，西医对病理和药理的解释，与中国医学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当年北京的官员士大夫得了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可以诊治，他们聘请的医生，除了少数职业郎中，大多数是官员士大夫朋友，他们其实是业余医生。甚至在清宫里，虽然有太医院，但一些治不好的疑难杂症，还是会从民间征召医者。医院是随着西医的传入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医生这个职业从士大夫读医书自修和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变成院校科班培养，也是随着西医传入而带入的。
重读格雷厄姆的《权力与荣耀》
梁鸿（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在新书《四象》中书写了人如何迷失自我又寻找自我的故事，而她对《权力与荣耀》一书的解读，就像是一把钥匙，通过一个神父的逃难，看他眼中的痛苦，并赋予泥淖般的生活以重量和意义。
我非常喜欢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尤其是逃难的神父看到自己的私生女之后，这句话打动了我：“尘世已经进入她的心坎，正像水果里已出现一小点腐烂的果肉”。每个人都像被啃噬的苹果，有光彩、有黑暗、有重量，这正是这部小说具有独特性的地方。
“痛苦必须被赋予重量，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这本书可以从三个形象来解读，第一个形象是中尉，追赶神父的中尉像“花岗岩”一样，贫困人家出身的他要驱逐神父，建立新世界，并为此采用极端手段。他希望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生活，新世界却建立在无数死亡之上。
第二个形象是众生，小说里写了很多人，随着神父的逃难之旅，我们一路能看到很多卑微的人，他们被没有希望的、年复一年的生活困住，像泥沼里的植物一样，匍匐在地，扎根于大地，卑微而强大。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当无数的人死去和被围困的时候，如何赋予那一个个的人以重量，而不是数字。赋予人以真实性，是苦难的价值。当神父以痛苦的眼光去观察人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命因此获得了如雕塑般的力量。关于他的女儿的书写，则是全书最动人之处。神父之所以伤心，不是对世俗的谴责，而是看到了无望的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爱孩子，在他眼里，孩子比一个国家、一块大陆更重要，他的信仰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三个形象便是神父，他像微尘，却逐渐产生了力量。他的逃难，也是精神上的自我搏斗，是洗礼。他在很多次的绝境中，在反复思辨的过程中，产生了纯净的灵魂和对人类的爱。
当我们说痛苦的时候，通过这本书会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痛苦、什么是生命存在的样子，包括人和信仰的关系。正是人性的软弱，使人性变得更珍贵和真实。这便是当下读这本书的意义。
（本版演讲内容见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