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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4期“锋锐”栏目选载的小说《去大润发》与《上海病人》，都以上海为舞台。不过，两位年轻的女主人公，一个是“土著”，一个是“沪飘”，观察到的是“巨兽”般的现代都市截然不同的断面，映照出的也是差异化的生命经验。两篇小说各有各的奇特发现，放在一起阅读，是件饶有趣味的事。而两位作者风格与视角有别，却同样敏于感受、善于表达，成长时空与求学背景也有相近之处，不禁令我们产生好奇，他/她们会怎样看待对方的作品，对于写作这件事又有哪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本期“圆桌会”邀请《去大润发》作者王占黑与《上海病人》作者薛超伟，进行一场不设边界的隔空对话。

圆桌会：那些相遇与交会，意外闪着光

——关于《去大润发》与《上海病人》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已出版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曾获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现居上海。

薛超伟：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散见《上海文学》 《山西文学》《特区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现居杭州。

在多雨的巨型城市写作

中华文学选刊：《去大润发》《上海病人》两篇小说最为表层的联系，就是都以上海为舞台，王占黑在小说中称之为“多雨的巨型城市”，而薛超伟直接将地名镶嵌在标题里。首先想问占黑，“街道英雄”系列带读者游逛了你的“旧社区”，《小花旦的故事》随着主人公的脚步，空间从嘉兴拉到上海——不过你强调是“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上海的另一部分”。《去大润发》里，人物的空间与动线都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新的创作序列的开端吗？《去大润发》中的“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街道英雄”与《小花旦的故事》里的“我”长大成人，毕业进入社会之后的“升级版”呢？

王占黑：从《小花旦》起，我就开始我的新系列啦，可以当作是“街道英雄”的第三曲，暂且叫做“城市漫游”吧。从社区扩大到城市，也扩大到城市和城市之间，如果说社区是城市的一根树枝，那么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整棵大树，它的根茎，它的绿了或黄了的叶子，它的冠的形状，大大小小，方方面面。走出社区也是走出童年，作为成年人在新旧时空游走，比如我近期写的《清水落大雨》讲一个努力挣出母亲阴影的女性，《黑鱼的故事》关于下岗家庭搬出新村后的生活，《潮间带》是从城市到农村的踪迹，《痴子》涉及报亭、桥洞、鸽子棚等正在消失的公共空间，也涉及拆迁、废墟、网红地点等。而《去大润发》则是关于渐渐失去存在感的实体超市和超市班车。这些空间不算小说的主角，却始终闪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或回忆中。我始终相信空间也可以变成时间的一种影子，打通人与人、人与地方的关联。

与此同时，我和我的作品一起成长。当我写到一些年轻人的时候，也更多地赋予他们我在这几年的独立工作和生活中所体验到的都市性。或者说，我的眼光早就不只落在此前大家印象里的“上一辈”身上，也落到自己和同代人身上，这算是一种成长吧。

中华文学选刊：在超伟近期发表的小说中，《水鬼》以温州村镇为背景，《渥丹的颜色》坐标为东北的沈阳。这次为何选择写上海，并且放在标题中？你肯定了解，“上海+病人”这样的组合，会先声夺人地给读者带来一系列阅读期待。你会把自己的写作放在“城市文学”的脉络里吗？

薛超伟：地域给小说设下一些不言而喻的背景。背景在温州村镇，就会有衰败村庄和“民富”的矛盾这个预设；让小说里一个南方人前往北方，放在东北挺合适；如果要写一个微小个体在城市里寻求庇护又感觉漂泊无依，那这个城市最可能是北京或上海。

“上海+病人”这个组合里，上海巨大，病人渺小，如同我能想到的差异最大的词组：宇宙尘埃。用作标题，希望营造某种异质化效果，也希望读者知道，陈秋不是矫情，不是“作”，她是生病了。上海之巨，使人压抑，也令人不自主歌颂。我身边有些朋友在大都市得病了，工作压力非常大，夜里失眠、痛哭；逃往别的城市，又开始怀念上海。这座城市包容了很多矛盾，有无数故事可以写。

我无意于把自己的写作放在某个脉络里，但我确实在尝试建立自己的体系，慢慢摸索吧。

孤独个体与假想的快乐

中华文学选刊：两篇小说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辨识度很高的“我”。《去大润发》里的小囡因为一场“超市奇妙夜”，荡涤掉身为“社畜”的一身怨戾，找回了与过去相连的许多记忆；《上海病人》里的陈秋则是一个高度内省、极力隐匿自我的当代青年。这样的人物或小说的灵感是怎样进入脑海之中，又如何在写作过程中让人物鲜活起来的？

薛超伟：我这篇小说的人物有个原型，一直在脑海中，只是等待时机去写下来。让人物鲜活起来的方法，大概就是让人物痛苦。快乐的人没有故事。

王占黑：看了超伟的《上海病人》，发觉与我的小说或我本人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假想的快乐”，非常能理解和体会（我自己在生活中经常这么做），这是一种与城市中的个体十分般配的快乐获取方式：幻想的自由的，又是孤独的无奈的。

说到小说灵感的来源，有这么一个下小雨的晚上，我走到一条不常去的马路，突然不想坐地铁回家，就随便找了个公交站等车，发现只有一部车。我就想，行，就等这一部。在东张西望里度过了半小时之后才想起，我在等的那部车呢？（此处响起“草东”的歌。）查了一下发现这部车七点就没了。这在上海是挺罕见的。在嘉兴，很多公交倒是过完晚高峰就下班了。我只好去寻找下一个车站。边走边想，如果当时我旁边还有一个人，我会去提醒他吗？（我肯定会的，好管闲事。）他会提醒我吗？我是因为不知情才等的车，那么他是为啥等呢？如果搭上话聊起来了呢？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是不是很陈腐偶像剧？）至于为什么会变成 “去大润发”这么个情节，我有点想不起了……

薛超伟：《去大润发》让我感觉像是公路电影（或者是“类公路电影”），比如《爱在午夜降临时》，哈哈。

王占黑：其实我有蛮多小说都是“公路片”形状的。刚才提到，“城市漫游”也是我近两年写作的主题：人如何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兜兜转转。很多人觉得一个地方待久了就生厌了，其实我一直相信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东西，也能借此与此地的每一种过去产生联系。当我走出所谓的“小区故事”之后，就一直在写人在城市中的游走，眼睛走在空间里，也走在时间里。这非常好玩。

《去大润发》这篇小说因为是以两个年轻人为主角，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爱意。但彼此间有那种默契和理解（感觉超伟的小说里也有），城市孤独个体与陌生人的短暂交心，而且这样的交心只能放在瞬时（比如一个夜晚）去看，放长了，比如他们恋爱、共同生活，又会成为无尽的痛苦。某种程度上，瞬时可以保存浪漫。

薛超伟：孤独个体间短暂的交心，很到位，所有都囊括了，必须是个体，必须是短暂，又必须得交心。这种短暂交心就像是童话，又跟童话相反。这种叙述暗示了分别，暗示了分别之后，个体还得与自己的痛苦斗争。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种下了温暖的种子。《去大润发》让我感动的是“逛超市”这个很日常的点，变成了一种休憩。这个小说里，日常之于日常是一种休憩，而不是辞掉工作去旅行之类俗气的行为。

中华文学选刊：有意思，讲到两篇小说的来源，占黑说来自假想的快乐，超伟则说要警惕快乐，因为快乐的人没有故事。

王占黑：喜剧的背后往往是难以言表的悲伤，意识到这点并不妨碍我一如既往地追寻快乐。这可能是我生活的基点吧，想在平凡和有些压抑痛苦的生活里创造出能量，想展示出纯粹且强健的快乐，尤其此时此地，我们需要这种能量。不去抱怨，不去逃避，努力寻找出自己的出口和呼吸阀。其实也有好几个朋友在读完我这篇小说之后感到极其难受，作为社会一分子的长久的压抑被挖掘出来，我想这也是一部分青年人的共同经历。

薛超伟：快乐的人倾向于维持现在的生活，而痛苦的人会想要去改变。这是叙事的动力。占黑追求的那种能量，我很认同，其实我和占黑说的是一个意思的两面，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要追求快乐，因为不快乐啊。而且，网络时代，粗浅的快乐是很容易获取的，网上大部分的言谈都是段子，思考的密度比较低。我是怎样的人，世界是怎样运行的，我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需要去思考。但一旦开始思考，人就会变得痛苦。我们应该允许自己不快乐，然后借痛苦为跳板，抵达真正的快乐。

细节是第一位的

中华文学选刊：两篇小说都有很强的画面感，视觉、音响的清晰度很高；大量精确的细节，密钥一样直接连通阅读者的成长记忆与当下经验；有时甚至是由反复出现的细节，而非一般所理解的“情节”来推动叙事。你们如何看待细节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对方的作品又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王占黑：细节太要紧啦！小说好看就好看在这种地方。超伟曾说小说要创造的是“无法用金句表达的时刻”，我很赞同。《上海病人》里，我很喜欢走入人群悄然消失这种收尾方式，最后停在那几个做着手势交流的聋哑人，挺神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很强的暗涌感。我再说一些印象深刻的，比如作为“沪漂”的个体身上背着的家庭，携带的记忆和情感，每走一步都有痕迹的，这些往往成为黏在身上的阴影和随时出没的意识，也成为故事里的另一条细线。比如和陌生人成为短暂的朋友，单薄但醇厚的交心；城市生活中难以企盼牢固的关系，哪怕是血缘、婚姻，也会因为各种原因瓦解。在不把自己托付给他者的时候，去短暂地交心，看起来是随意轻巧的，实际上又很珍贵。所以这些相遇和交会的情节，有时候会意外地闪着光。想问一下超伟，结尾聋哑人的场景是怎么想出来的？

薛超伟：是一次在西湖闲逛看到的。两个年轻的聋哑人打打闹闹，挥舞手臂，比普通的年轻人还要嚣张一点。那时就觉得，世上没有东西能阻挡你自由生活。

关于细节，我和占黑看法相近。细节是第一位的。人们在现实中交往也是因为细节而认识别人，喜欢别人，讨厌别人。写作的逻辑也是这样。

《去大润发》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文中那些闪光的细节。比如“我”看到对面有人在天台抽烟，他抽完把烟一丢，跨过花园边线，似要去追那烟，就在快要纵身一跃时，作者在此加入一道闪电的停顿，那人一愣，他的行动也停止了。短短几句话，构成了两层反转。比如大润发里吃宵夜。最实实在在能抚慰人心的，莫过于饥饿时填饱肚子。小阿姨的形象，加上“黑T”和“我”，三人的情态动作以及“我”的心思，都非常生动。再如“宝塔顶”。宝塔年久失修，将塔顶拆下，放在公园平地，会有鸟飞来，撞在塔顶上。像占黑说的，这两个是一组故事。人跳跃的冲动是为了超脱现实的束缚，但终究没有跳；而鸟无来由地撞击到塔顶上殒身，作者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对照起来，耐人寻味。

我读了你别的文章，有《听雨塔》这篇散文，跟《去大润发》里的宝塔顶那一段一模一样。我以前也想过，用过的素材能不能再用。但她这一段原样复制到《去大润发》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是太珍爱这段素材了吗？

王占黑：仔细读的话，会发现《听雨塔》和《去大润发》中“我”的那一段记忆是不一样的，不论从叙述上，时间上，还是主题上。《听雨塔》是我在写《去大润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旁笔，几乎是灵光一现，很快写完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它又确实是在写《去大润发》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后者的一部分。所以我保留了这一段，作为“我”的记忆存在，作为一个子故事存在，这个子故事其实和后面那个“写字楼”子故事是一个组合。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像套娃，像拼图。

薛超伟：这段话给我释惑了。相信读者对照阅读你的作品时，也会有额外收获，1+1>2。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也是宝塔顶这一段。它突然从日常中抽离出来，给整部小说笼上了一层烟雾，极尽写实的段落中有了一个诗意的跳跃。互相映衬，非常好。

薛超伟：鸟真的会飞来撞到塔顶死掉吗？

王占黑：这个我也不知道呀，毕竟我没见过。是小说里的人见到的。希望你能做梦梦到她，然后问问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那只鸟在地上昏迷一会，下过雨，又会重新醒过来，支棱一下翅膀，就又可以起飞了，而且它可能会因为那次撞击而忘掉那次撞击吧。

薛超伟：哈哈我会去梦见她的。小时候我能轻微地控制梦境，包括睡前想着今晚做什么样的梦，晚上就真的能梦见；梦里遇到危险，想着醒来，就真的醒来了。听到你这番话，我觉得今晚我暂时能重拾这个能力了。

逃逸与疾病是种代际经验？

中华文学选刊：《去大润发》后半部分，以绚烂的笔调写过期的味觉、丰赡又紧俏的廉价货，几乎是在礼赞这背后的平民物质主义；也表达了对电商涌入后，超市连同富有烟火气、人情味的平民文化一起消逝的遗憾与怀恋。另外，《去大润发》也试图珍藏很多成长记忆，就像班车上播放的那曲周杰伦的歌，来自“看似不久的很久以前”。小说中的“我”，从登上班车开始，就“算不出自己用掉了多少节课”，不断规训自我的那个“单位时间失灵了”，这是否意味着暂时逃遁到记忆的共同体里，并非只是“逃避”，也可以是一种“逃逸”，甚至反抗？

王占黑：我意识到这种怀旧的氛围，就会刻意和它保持一个距离。小说讲的是当下，城市生活的样貌，年轻人的工作状态，交流方式和精神世界。但是过去是人背在身上的，过去也印刻在城市的角角落落，这种联系无处不在。年轻人在早发的现代生活中尝鲜，渐渐进入魔幻又压抑的后现代生活，成长太快，世界变化也太快了，我们只能抓住一些过去的碎片来帮助自己在此刻站稳，这些看起来不起眼，又非常重要。比如我在周嘉宁那里看到音乐节的场面，在班宇那里看到“针叶林阔叶林”那句话，都会非常感动。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兄弟姐妹，就得写属于自己时空下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猎奇，但很珍贵，对我来说，是组成当下的我的元素，也就是“其来有自”的“自”吧。往大里说，这种“自”更关乎如何处理自己和过去的关系，如何爱自己。我留意到很多人其实无法和自己的过去相处，过去有好有坏，但都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夏天我看了一个韩剧叫《浪漫的体质》，导演也是编剧，把这个核心表达得很好，接受自己的过去，更好地认识自己，这也是我想在小说里说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怀旧”夜晚，也就不那么关乎逃避、反抗、爱和治愈，而更关乎认识自己，通过认识别人、认识过去来认识自己，给自己朝前的动力。

中华文学选刊：《上海病人》以“社恐”患者的眼睛看现代都市，从身体到心理，都蒙着病的阴霾。她清醒自知，她和她的邻居、病友只是在都市的边缘暗角，与不堪的生活竭力拉锯。你怎么看待这些身上集合了自相矛盾与似是而非的“病人”，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群体？

薛超伟：我从小就性格孤僻，小伙伴们在外面玩，我可以坐在屋子里看一整天书，所以我很理解“社恐”群体的恐惧。不过小说的原型不是我自己。去年有人在微信上加我，说是我的远亲，曾经在酒桌上相遇。他说马上就要高考，但他不想读大学，因为觉得大学没有用，而且他厌倦了学校里那些强加的人际关系。他想去报个编程培训班，做程序员，人际关系简单一点。我劝他不要放弃，他也不肯听，我只能任由他顺着自己的想法去探索。他是临近那个时间点了才开始逃避，如果他早点找人倾诉，早点寻求帮助，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呢？但事实上，“社恐”本身就导致拖延，导致行动力缺乏，又怎么能苛求他“早点”呢？

“社恐”者确实是矛盾的，一方面渴望被关心，一方面又惧怕被人注意到。这几乎是现代人生活状态的一种隐喻。然而，在我这里不是隐喻，是真实存在的疾病、真实存在的人。我想写下他们的痛苦和自救的姿态。

中华文学选刊：联想到“佛系青年”“丧文化”等说法，你写到这种对人际关系的恐惧、行动力的缺乏，是否也和“代际经验”有关呢？

薛超伟：我个人觉得“社恐”不是代际经验，也跟“佛系青年”“丧文化”等概念有区别。“佛系”“丧”可能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低欲望倾向，而这种低欲望也不是真的低欲望，是求而不得后的妥协，是自嘲。而“社恐”应该是古已有之的疾病，之所以感觉患者越来越多，只是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可以说是对旧症的再发现。过去，有些地方称“社恐”为“好孩子病”，时间再往前移，可能又有别的说法。我怀疑古代的隐士群体中，应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人际关系障碍。信息时代，给“社恐”患者一个庇护所；但反过来，失去了田园的大部分现代人，也没有了“宅”的借口，为了谋生必须走出去。

王占黑：我比较好奇超伟小说对女性视角的模拟，或者说你在不在意这一点？

薛超伟：我很在意视角的问题，包括性别的视角。不同性别视角切入故事，写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上海病人》从男性视角，比如小说中的王庆辉入手，就会变成人们通常认为的“阴暗宅男”的故事。社会对女性有成见，相应的，也自然对男性有成见。男性必须是勇敢的，孔武有力的，如果写一个“宅男”，这个人物就会天然地被讨厌。我不想小说人物遭遇先入为主的误解，所以写的时候会有意识去规避这些问题。不过世界上存在许许多多的人，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女性”模板，所以我并不担心失真的问题。

王占黑：唉，父权社会对男性真的很不友好，当然也不可能对女性友好。我认同你的想法，我本人也不太考虑性别所带来的视角和语气。其实我在生活中也差不多是这样，关于性别，我更愿意思考和讨论的是背后的权力问题，而不是视角、感知、表达这一类因人而异的东西。

薛超伟：我也有个问题想追问，为什么小说背景中那些模糊的声音是“9·11事件”，是有意将宏大事件与琐碎日常并置吗？

王占黑：写的时候没想过更深层次的结构或意义，凭直觉走。驾驶员和乘客聊天，聊的是大润发刚打入中国大陆市场的那段时间，自然会聊到一些共同记忆，共同的部分有小的生活经历，也少不了大的见证。“9·11”这个历史事件，几乎男女老少都知道，自然就聊上了。乘客的叙述是最普通的那种个人口述，讲自己如何在正常的一天里从电视里、公园里、孙子嘴巴里认知这件事，驾驶员的叙述是关于当天的一次意外和自己的见义勇为，都和“9·11”本身关系不大。其实有一个细节反倒是加入了我自己的意志，就是爷叔说：只听人家拍手，美国人死了好，死了好。我想，不管啥地方，死人有啥好？算是对当时也是对现下某些情绪的反思。

薛超伟：“死人有啥好？”对，这可以说是文眼。小说里两位人物行路、漫谈，琐碎编织成网，透出的是关怀。包括那道闪电，止住轻生者的脚步，就连公交车上讨人厌的女人，她的悄然死去，也止住了背后议论者的嘴，饶舌的尽头有羞愧的余味。

敬畏写作，每一步都得自己走

中华文学选刊：王占黑的小说语言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特征。《去大润发》的语言明显较以往松弛，甚至自由地使用詈语，刻意外化、发泄一腔怒气。这种风格改变是有意为之的吗？

王占黑：“詈语”这个词我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用得不多吧，就几处，表达情绪挺正常的，我经常这样说话。这叫“口头语”，不带恶意，就是表达一下情绪……

中华文学选刊：这部作品中方言词汇所占的比重，相对于你以前的作品，是否有意调整了呢？

王占黑：这个好像不存在有意或无意，是由人物决定的。小说里习惯讲方言的角色变少了，自然比重就会降低。比如驾驶员和乘客，大润发阿姨和爷叔，维持着一种方言口吻；而“我”和“黑T”则是另一种普通话口吻，这也是代际的不同嘛。当我写的是年轻人的时候，方言色彩就会渐渐散去。

中华文学选刊：薛超伟的语言似乎在使用减法，相较之前的作品，去掉了很多装饰性的修辞和写法，小说的色调也更加清淡寡白。这背后是否也有写作思路的调整？

薛超伟：写作是一个暴露自我的过程，修辞是急先锋。而我不想过多暴露自己，虽然在这里我可以坦白，我生活中挺矫情的。但在作品中，我不想因为作者的形象，而使人物平白染上不该有的情绪。所以要不断与内心的那个小人作斗争，呈现在文字中就是不断去除装饰性的部分。具体做法是不写脱口而出的句子，而是写第二层、第三层想到的句子，改稿的时候再做一遍减法。

王占黑：我想插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包括其他一些作者）不太使用引号和空行来对话，超伟你怎么看？

薛超伟：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冒号、引号和空行会阻断叙述的节奏。不使用引号，就能使对话无声息地融入叙述之中。冒号和引号在格式上占据很大空间，郑重其事的，会削弱其他部分。我希望叙述能像流水一样，一直流动。再者，我希望人物的对话像平常人说的话，但又区别于日常对话，比如那些太碎的日常口语。取消冒号和引号，是取消对话日常性的一种宣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用平板电脑写东西，使用的蓝牙键盘不能打出跟格式匹配的双引号，所以就放弃了。

王占黑：有时候我会觉得冒号、引号、空行给对话赋予一种仪式感（偏向于话剧台词的那一种），但如果此时的对话恰恰是随心所欲的，尤其是你提到的，当下更多是通过打字来完成对话，那种仪式有时会显得略微刻意。对话中的语句本身不需要达到某种语法上的完整，那么冒号、引号是不是也可以不去强求完整。但是有时候写到一些地方，又会很自然地转行，写作者心里会有很明确的感觉，这两类对话之间有微妙的差别。打个比方就是电影中拍人物讲话，哪些要拍人脸，哪些拍别的。

中华文学选刊：最后一个问题，两位都曾在复旦大学学习文学。这段经历，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或者说改变是什么？你们认为写作是可以“教”与“学”的吗？写作的自我训练中，你们有没有借以反复自我鞭策的信条？

王占黑：我本科和硕士都是文学专业，严格来说是文学批评专业。老师们一直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文学研究者。当然，我并不是好的被培养者，没这个能力，顶多就是培养出了读书的习惯。写作是在觉得无聊和没劲的学生时代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做。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不仅在于一个人写的过程，还在于你得自己去发现，自己去体会自己的变化。就像别人告诉我，你这里最好咋样咋样写，我基本上听不进；直到某个时刻我自己反应过来，才能真正明白咋样咋样才是好的、对的、我想要的。每一步都得自己走。快不了，也慢不了。

薛超伟：我硕士读的是复旦创意写作班，对我影响很大。在此之前，我是靠本能写作，最快时一晚上能写一万字。在复旦学习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不敢写作了，有了敬畏之心，通常坐一整天，可能只写出几百字。

我认为写作是可以“教”与“学”的，尽管像占黑所说，中文系的人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复旦有非常好的老师，我们这个专业，除了毕业作品的导师，还匹配校外导师。老师们的经验对有志于写作的人帮助很大。对我个人来说，在那里重塑了文学观。

关于信念，我曾经从略萨那里读到过一个“绦虫理论”：文学是你身体里的绦虫，蚕食你的养分。你的生命，以及所有的生活资源都要为你从事的文学服务。我曾经将它奉为信条。现在已经不那么想了。比较简单，就是写，以及好好生活。

中华文学选刊：谢谢你们两位的分享。虽然这次是通过网络，而非面对面交流，仍然碰撞出很多火花，也展示了两位作者对于小说写作不倦的探求与思索，以及溢于言表的纯正的激情，让我们对两位未来的作品产生了更多期待。时间有限，很多话题只能点到为止，不过就像小说本身，留白的地带更值得神往。比如此时，忍不住想象《去大润发》的主人公如果有机会在上海的街头，与《上海病人》里的陈秋相遇，两人之间会发生什么。那一定极为有趣，就像刚才对话中提到的，这些相遇和交会，有时候会意外地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