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千禧年前后，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冲击原有的地理空间，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与伦理。

作为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迎接新世纪到来的亲历者，路内在新出版的小说《雾行者》中，用47万字的篇幅展开了从1998年到2008年一群怀着文学梦想的打工青年的生活。他们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被称为千禧之年红利的分享者。在“四十不惑”后，他们又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看待个体和无数同辈拥有的命运？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路内的女儿12岁。有一天，路内和女儿外出，看到一群少男少女在打闹，一个大约16岁的女孩失态，跌坐地上。路内听到女儿不屑地哼了一声：“瞧那个老女人。”这句评价，让47岁的路内心里一惊。

女儿出生在2008年，这一年，也是路内的第一本书《少年巴比伦》出版之际。此后，他以《追随她的旅程》和《十七岁的轻骑兵》《慈悲》等作品蜚声文坛。由于他的小说经常关注工厂和技校的青年生活，所以他一度被称作“青春文学作家”。

他讨厌这个称呼。

什么是青春呢？17岁够不够年轻？16岁够不够青春？对于站在路内身边的女儿，一个“零五”后来说，他们心里自有另一把尺度，更年轻的人在衡量衰老时所用的刻度是更残忍的。

身处青春的人未必理解年纪意味着什么，要到足够年纪的时候，才能在回望中审视自己度过的日子。在新作《雾行者》中，路内用47万字的巨幅展开了从1998年到2008年间一群怀着文学梦想的打工青年的生活，他们如在雾中行走，身处迷茫之中，未明前路，也不被看清。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基本也和现实世界里的路内同龄，在书中一起跨过了从25岁到35岁的时间。

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冲击着原有的地理空间，也改变了生活观念与伦理，路内为这10年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打了一个比方：“仿佛穿越了一条隧道，从一个闪着光的地方穿透到了另一个地方，和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作为在风华正茂年纪迎接新世纪到来的亲历者，他们被称为千禧之年红利的分享者，赶上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在活过不惑之年后，如何看待个体和无数同辈拥有的命运？从安土重迁的小城镇走出，离开曾经一眼望得到生命所有步骤的熟人社会，中国是怎么从既有的秩序中，出现了一大批投身未知命运的流动人口，并被他们的出现所改变的？他们被冠之以“进城务工者”“人才”“劳动力”“打工妹”“打工仔”等种种不同的称呼，在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际遇，唯一相同的是他们出发时都是年轻人。

那么，凭着年轻这份本钱，在面对命运时有任何优势吗？

在《雾行者》中，两个这样身份的年轻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十分沮丧，回到镇上，坐在街上天天看火车，火车从很高的地方开过去，从来不会停下，有时出于很偶然的原因停下。我看着看着，像一个要参透玄机的和尚，一花一草，世界要向我讲述什么？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那些开过的火车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我不可企及的部分，但是偶尔它也会停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总之是停下了，一整天或是一秒钟，就是那个前途渺茫的机会在等我。然而不管火车停下多久，前方世界的渺茫这一点不可改变，目睹火车开过和坐上火车去别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虚。我只感到火车停下，至于它会带我去哪里，全都不知道。如果这次我走了真的不能回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这也是很好的，我们被命运带走，好过被命运抛弃。”

谈论他们的命运，是谈论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一代的过去，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谈论当下青年所处现实的一个起点。

命运拨弄个人际遇

采访路内，是在“五一”长假后的第一天的傍晚。这是今年疫情发生后，路内第二次出门。

第一次是4月28日，路内去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门口的上海作家书店参加“书店守望计划”的直播带货活动。路内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一起，对着镜头推荐书，以期促进线上销售。李伟长看起来更自在，也更有镜头感，眼睛会主动寻找镜头，路内相形之下显得尴尬，有种不知手脚哪里放才好的样子。但他的穿戴却是体面的，西装、衬衫配一块大腕表，看起来更像个成功的商务人士，而非一个文人。

路内说，2000年他离开苏州到上海投奔舅舅时，已经是这样的打扮——一种相信自己是个人物的打扮。

当时，路内从技校毕业，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几年后，转入广告公司，联络客户，公关、吃饭、晃膀子。新千年来临时，他27岁，决定到上海来。苏州到上海实在太近，因此很难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在这个大城市里，毕竟没有什么朋友。这是上海开始全面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刻。路内每天泡在网上，认识了许多生活在上海的、打着不同工的、五湖四海的文艺青年。“路内”是他上论坛用的网名，沉寂在他心里很久的表达欲望，开始找到出口。他开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也给杂志、报纸写专栏——那还是平面媒体的黄金年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是个文学青年，也是在新千年后涌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但如果从历史的长轴来说，他又并非这座城市里全新的外来客。他来到上海的脚步，和祖父青年时代的足迹，在历史的交错里产生重叠。

路内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从苏州到上海的打工者，给电影厂开汽车，爱上了杨浦区一个小老板的女儿。故事的结局是，富家小姐下嫁小司机，离开上海到苏州落户。回老家后，爷爷继续做司机，给许多人开过车。一次，爷爷被要求开一辆运送国民党士兵的车过钱塘江。车到了钱塘江，又说要继续往下开。几个司机都意识到，再这么开下去，永远不能回去了。他们弃车而逃。车上的士兵，一个山东籍的连长持枪过来追赶他们。司机哪里是对手，被追上了。爷爷求告说，家小都在苏州，这么一走，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1949年初。那一天，士兵松手，放走了爷爷。

后来爷爷的处世方式很简单，挣多少花多少。朝鲜战争爆发后，司机成了紧缺人才，汽车公司抽签，要调司机去前线。被抽中的司机大哭，说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呢。爷爷就说，算了，我替你去吧。回到家，奶奶哭了，说我们家还有4个孩子呢。爷爷在朝鲜，开了1年车，安然回到苏州奶奶和4个孩子身边，后来又生了3个孩子。

路内的父亲是7个孩子中的老大，完全不会开车，进化工厂做了工程师。路内也不会开车。倒是路内几个堂表兄弟后来也做了司机：有的在企业机关做司机，有一个是辅警，开110警车。

1979年，爷爷过世，这一年路内6岁。他对爷爷还保留的一点依稀印象，是爷爷后来留在苏州城内开长途汽车。他带小路内走过一次自己的线路：从苏州到常熟，再从常熟开回来。

时代转折时的“咔咔”声

那时的苏州，不是现代大众媒体语境里的梦里江南，而是一座实打实的工业城市。河道密集，沿河的工厂把废水都直接排入，这场景和当年苏州河边的上海人的生活有些类似。如今惹人遐想的园林古城，当时恰恰是本地居民都想逃离的居住区。因为老房子里普遍没有煤卫设施。大家都想去新村住。而新村边上，都是新建的工厂：化工厂、纺织厂、火柴厂、肥皂厂、毛巾厂、玻璃厂，还有路内技校毕业后去工作的糖精厂。

在厂里，路内当过钳工、操作工、电工、值班电工，三班倒时，看小说、憋小说，和路人打架，和领导打架。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经过长长夜路，发现路灯间隔颇远，走过一段黑暗，才能走进光亮，有时碰到当中的路灯没亮，就要独自走过一段很长的黑暗。后来，他以这个阶段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以工厂青年路小路为主角的系列小说。

但工厂生活对成年人来说，并非都是如此恣意飞扬。在下岗大潮来临时，有时走在新村里，会忽然听到楼上爆发哭声。那是一户自觉无希望的工人寻了短见。

路内后来在小说中常常写到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有路内眼中的苏州。这是一个和评弹里的苏州截然不同的苏州，是个和苏童笔下的苏州也不一样的苏州。那时候苏州很小，陆文夫笔下的旧式诗意世界离他们很远，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压力却是迫在眉睫。

不知道新村里的哭声是从哪一天开始消失的。最后使一切恢复平静的，唯有时间。

路内在谈到自己的写作观念时曾写道：

“活过40岁，能理解什么叫‘就像昨天’。那是真正经过变形的时间，在这里，一代人销声匿迹。那似乎不是自愿的，而是基于某种外力，你按着消失者的足迹去探寻，最后又发现他们似乎确实出于自愿。因为这种缺乏依据的自愿，对后一代人来说，昨天是不应该存在的。”

在评论家黄德海看来，路内将千禧年到来前后的十几年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几乎能听到时代在这一转折期骨骼艰难转动时咔咔作响的声音”。

那些在旧日熟人社会中长大、熟悉旧式工人新村和国有工厂生活语境的孤独的孩子们，已经长成了大人。正是这些大人，又走到今天，成为当下新一批青少年的父母。因此，这千禧前后的十几年的时段，实际上定义了两代人。

自我身份的重构

疫情对路内的生活节奏影响不大。作家本来就是一群“御宅族”。即便没有发生疫情，路内日常除了买烟、买菜，也不太出门。他不用支付宝，也没有申请随申码。上午对他来说是午夜，下午他会看书会友，晚上接孩子放学，到孩子入睡后，他会写一点。如果他熬夜，不是因为写作，而是为了打游戏。

2014年，路内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当年，路内初中毕业，他的父亲建议他进技校，毕业后可以被分配进国营厂，生活有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国营单位”。

在《雾行者》中，路内描写了一种轻与重、永恒和脆弱的微妙对照：许多昔日在国有工厂的青年工人，流动到沿海城市的新建工业区。

国有工厂的厂房，一般来说庞大、厚重、可靠，给人一种将永远存在于地表的感觉。而沿海城市新建工业区里的建筑，普遍轻盈，看上去随时可以被拆除。但在时代的浪潮面前，青年们却离开前者，赶往后者。

这些青年既不是城市中心高大上的白领和精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裤脚沾泥的农民。他们也许并非毕业于一流名校，但也都受过教育，不算赤贫，也没有暴富。他们租房子、打零工、谈恋爱、谈文学，身上没有《平凡的世界》式的面对苦难的奋斗劲，因为他们毕竟已经没有温饱之忧。他们因为工作的派遣或者私人原因，从一个城市流转到另一个城市，但始终没有进入城市的中心地带，而是一直在城乡接合部游走，如迁徙的动物一样逐水草而行，可他们也并非如食草动物那样温顺易屈从。

路内在小说中，着意写了一群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或是丢失了身份证，或是使用了临时购买的假证，或是刻意伪造了身份。身份的暧昧不清，既是字面上的，也是隐喻里的，是一个转型期时代年轻人必须自我回答的问题——既不能复制父母的轨迹，又不能按照以往的经验生活，而后面更年轻的人似乎已经准备充分、目标明确地赶上来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究竟在哪里？新世纪的钟声响起，“并没有人告诉他们，一切又该从哪里开始。”

但可以肯定的是，路内并不将这群迷茫探索中的青年定位于底层人物。

他说：“有人质疑，这些从内陆或者二、三线城市涌入沿海城市的打工青年，会不会使用那么多书面语，会不会一直谈论文学。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二十年多前，只有在当地最聪明、最有闯劲、最有想法和追求的人，才会离开原来的环境外出谋生。由于面对的是未知的世界，他们无法如前辈一样从既有的书本中获得指南，也不能像后来者那样通过网络信息去了解未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于上一代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通过自身经验去认识自我。”

但认识自我的道路是艰难的。路内用书中人的口吻，写到一个年轻人的困惑：

“小时候我见过渔民，他们就是这样，一出海就要很长时间。海上什么都没有，生活非常枯燥，他们在船上工作，走了很远的路，却像是没有经历过任何路程，只有一天一天时间的计算，最后他们还要回到岸上。他们漂泊，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见到，仍然闭塞无知，因为海洋太宽广。”

被抛掷入庞大新世界中的年轻人，具体划分到日常时，也就是被两点一线的轨迹牢牢固定。除了工作场所和居所，他们的生活非常枯燥简单，比起原来的乡镇生活，或者曾经的国有工厂生活，现在的青年，他们可能既是见过世面、引领时尚的，同时也是闭塞无知、无所适从的。

因此，在路内看来，让这样一群人谈论文学，并不显得违和。事实上，这样一个人群特别需要谈论文学，他们以此来应对全新的高速变化的世界，用文学观来遮盖世界观，“就像一个赤裸的人，没有衣服，拿一块布遮挡身体。”

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回到路内的女儿。

一次，路内去学校接女儿，看到两个女生吵架，互相用英语骂对方，很难听。路内心下大骇，想：10岁出头的孩子，究竟是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孩子们对父母的反应才感到大惊小怪。对出生在新千年后的孩子来说，恋爱、交往，甚至性，早已不是话题禁区。

他们波澜不惊地谈论这些词语，带着不以为意的态度，或许已经完全不能理解父辈，曾用什么样悸动的心，向往过爱情对生命的唤醒，会为一句旧日恋人的话语潸然泪下。

现在，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触手可及的，一切未来的路径都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从某个角度来说，过曝的孩子们，也失去了等待和渴望本身带来的美好感受。

几年前，路内的女儿念小学一年级，她在书架上摸到了一本《喧哗与骚动》，看到了密密麻麻没有标点符号的那几页。按照语文考卷的要求，她提起笔，在所有该加注标点的地方进行了加注，还告诉路内说，不是很难。

而路内回忆自己读福克纳时候的高山仰止，“还处在一个解题阶段，可能当时的风气也是如此。”“福克纳对于英美文学的贡献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看清的是他对土地、宗教、人的解释。后来有一本福克纳的中文译本，忘记是哪位译者老先生在序里写了一句：福克纳从来也没能把他的哲学讲明白。我也就不想再搞明白了。”但眼下，女儿对待经典的态度，让他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对“先锋”的继承方式。

问他过了40岁是否感到不惑，他说他更年轻时就已经不惑。“因为长久以来对许多东西不在乎。”因为不在乎，所以不拘泥，因此不困惑。

他曾经给《申江服务导报》写专栏，他曾熟悉的编辑、记者朋友也都四散在天涯，由平面媒体定义生活方式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如人坐舟上，也不觉得在动，等回过头去看，才晓得已经离出发的岸口很远。隔着盈盈一水间，已经可见不可及。

《雾行者》在今年1月出版，新书刚刚发布，路内接受了一批采访。谁也没有想到，疫情发生。后来，路内对年前曾采访他的记者说，应该重新做一次采访，因为“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相比群体的极端痛苦经验，小说还是太乐观，因为它带有幻觉性质，合上书才是现实的开始。你很难说这个世界接下去会变得如何，“人不可能经历所有的苦难，小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引文。无论如何，所有的安慰、成长、感情，都只对活着的人起效，死去的人听不到了。”

他说他已经着手在写一本新小说，有时几天能写几万字，有时一天只写几百字。也许有一天他会写到这次疫情，但不是此刻。

路内，作家，1973年出生。主要作品《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慈悲》《雾行者》，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奖、春风图书白金奖等。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