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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立:恩师王富仁先生四题

来源:“保马”微信公众号 | 宫立  2020年05月02日09:25

5月2日,是恩师王富仁先生逝世三周年。将四篇小文编在一起,题为《恩师王富仁先生四题》,以为纪念。《王富仁的“呐喊”:中国需要鲁迅》,原刊于《出版广角》2013年第10期。《王富仁笔下的“作家印象”》,原刊于2018年1月1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王富仁与〈新国学研究〉》,原刊于2019年5月15日《中华读书报》。《王富仁老师印象小记》,原刊于2017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一、王富仁的“呐喊”:中国需要鲁迅

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幸存者言》《春润集》《昔我往矣》,记录了钱理群老师、吴福辉老师、赵园老师的经历、感受、思索和体悟以及他们独特的精神姿态,让我得以了解我所尊敬的三位师长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年的心路历程。如今又读到安徽大学出版社新近隆重推出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之一《中国需要鲁迅》(2013年6月版),虽然这本论文集未能把王富仁老师研究鲁迅的文章全部编入,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当做一面镜子,来反观王富仁老师三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心路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独属于他的精神姿态。

王富仁老师在《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一书的自序中曾做过这样的表白,“假如有人问我,你最看重哪个中国现代作家?我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鲁迅!”的确如此,王富仁老师几乎把他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鲁迅研究。无论是写鲁迅,还是写其他什么题目,王富仁老师始终都在“阐述一种观念,一种与鲁迅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的观念”,他总是选择以鲁迅的眼光读人读史。

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据王得后老师回忆,唯一一个不是代表而被选中了论文的,是王富仁老师。这一篇唯一一个不是代表的论文—由“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活动组”从173篇中选出30篇编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是王富仁老师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收入本书的这篇论文只是王富仁老师《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的总论。王富仁老师还通过对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的比较研究,阐释了为何“在鲁迅前期小说与中外文学遗产的多方面联系之中,它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联系始终呈现着最清晰的脉络和最鲜明的色彩”。

当然,写《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时的王富仁老师只算是在鲁迅研究界的新人,真正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还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本书所收的《〈呐喊〉〈彷徨〉综论》是他博士论文的“摘要”,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一经刊出,就引起极大震动。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我们应该“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首先发现并阐释《呐喊》和《彷徨》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他的主要观点是要区分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放在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中来理解和分析,《呐喊》和《彷徨》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里被折射出来的。王富仁老师此时的研究就是想努力摆脱凌驾于自我以及凌驾于鲁迅之上的另一种权威性话语的干扰,用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

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中曾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限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可谁能想到一篇博士论文竟然被某些人扣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的罪名,比如陈安湖在《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中就说,“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我觉得确乎可以说,他已经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可王富仁老师正如他的研究对象鲁迅一样,并非是可以随意就被吓倒的人,他有山东人的倔强脾气,他无视这种非学理的责难,继续他的鲁迅研究征程。

王富仁老师的专著《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结合他对中国社会和鲁迅研究的思考,简略地考察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梳理了中国鲁迅研究演变的历史脉络,并对鲁迅研究的前景作了概略性的预测。当然他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更多地侧重于论,而非史料的梳理和发掘。鲁迅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有的侧重于鲁迅思想家的侧面,有的侧重于鲁迅文学家的侧面,而王富仁老师坦言他更为重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侧面,本书中所收的《鲁迅哲学思想刍议》即是证明。正如高远东老师所说,“鲁迅的文学是在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的关系中发生的,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鲁迅的文学则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的人阅读鲁迅的作品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眼里的鲁迅自然也就各有不同。王富仁老师继而又写了《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单从书名就可知他眼中的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始终清醒的“守夜人”。本书所收的《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鲁迅与中国文化》即是对“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

大体勾勒完了王富仁老师鲁迅研究的轨迹之后,我们再对他的研究特色和行文风格略作分析。关于这一点,已故的樊骏老师作过最精确而又最简洁的概括:“王富仁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但更多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问题,他总是对研究对象作高屋建瓴的鸟瞰与整体的把握,并对问题做理论上的思辨。在他那里,阐释论证多于实证,一般学术论著中常有的大段引用与详细注释,在他那里却不多见,而且正在日益减少。他不是以材料,甚至也不是以结论,而是以自己的阐释论证来说服别人,他的分析富有概括力与穿透力,讲究递进感与逻辑性,由此形成颇有气势的理论力量。他的立论,也往往是从总体上或者基本方向上,而不是在具体细微处,给人以启示,使人不得不对他提出的命题与论证过程、方式,作认真的思考,不管最终赞同与否。他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不管是他的博士论文还是《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研究专著,都鲜明地体现了樊骏老师所说的这一点。虽然王富仁老师是“最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但他的文章明白如话,绝不是八股文式的“高头讲章”。钱理群老师的文字是富有激情的,“堂吉诃德”式的呼喊,王富仁老师的文字则是老年人的“呓语”,虽然絮絮叨叨,但只要是认识汉字,能说中国话的人都可以读得懂他的文章。他的学术文字正如他每次报告的口头禅一样,是“闲聊天”式的文字。我认为最好的文章(不仅仅是学术论文)都应该首先做到“明白如话”,也许只有做到了“明白如话”,“每一个词句就像一个漆弹打出来,要击中人,在人的身上破掉,最好颜色再染进他的衣服”。

当然王富仁老师除了具备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对文本细读的艺术鉴赏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本书中收录他解读的《狂人日记》《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学界三魂》《青年必读书》等篇章,尤以从语言的艺术角度对《青年必读书》的解读最为精彩。鲁迅的这篇文章一直引起各种争议,存在各种误读和误解,这是笔者目前看到的解读《青年必读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他说,“只要我们不以自己的先入之见轻率地对其进行否定性的判断,只要我们愿意理解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会更切实地考虑当今中国青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就会更切实地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会更切实地思考中国书和中国文化以及外国书和外国文化”,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不断丰富这篇杂文的具体内容”。

鲁迅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自身的研究让更多的人走近鲁迅,了解鲁迅,以至理解鲁迅。面对关于鲁迅的各种质疑,作为资深的鲁迅研究者,王富仁老师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章培恒老师所言,直到今天,鲁迅“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一个,但同时也是受歪曲、污蔑、攻击最甚的一个”。对于部分作家、学者非议甚至否定鲁迅及其鲁迅研究这一现象,王富仁老师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这是正常现象,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是一个“焦点人物”,鲁迅研究也是一个“焦点问题”,“对某一个焦点人物或焦点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该承认别人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而不能对别人的异议采取一种不能容忍的态度,或通过外在的力量来压制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同时强调:“作为一个作家或者研究者,他对鲁迅及鲁迅研究的异议应该来自于他对鲁迅及鲁迅作品的真实思考,而不应该是来自于他的某种主观需要,如通过发表对鲁迅及鲁迅作品的异议来泄私愤。”也就是说,“研究鲁迅应该从鲁迅出发,非议甚至否定鲁迅也应该从鲁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印象出发,更不能因为不能或不敢正视现实人生的实际问题便把目光转移到鲁迅身上,企图通过鲁迅来发泄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或现实人物的不满。”他在本书的前言《我和鲁迅研究》一文中,从外国文化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四个方面对非议甚至否定鲁迅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作了细致地解读。

王富仁老师2011年在《文艺报》撰文《中国需要鲁迅》,说“关于鲁迅,我已经说过太多的话,至今仍然有许多话想说。我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我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因为鲁迅的思想就是“立人”思想,过去需要“立人”,现在需要“立人”,将来仍需要“立人”。记得康德曾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批评。如果宗教想以神权的名义,法律想以威权的名义逃避批评,那么只能加深人们对它的疑惑,从而丧失它们尊严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的东西,才是配享受理性的尊崇的”。因此,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无论是鲁迅,还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都能“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并且也值得拥有“理性的尊崇”。

二、王富仁笔下的“作家印象”

王富仁老师曾自白,“假如有人问我,你最看重哪个中国现代作家?我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鲁迅!”的确如此,他几乎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鲁迅研究,先后写有不少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与专著。王富仁老师以鲁迅研究著称,但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鲁迅,关于郭沫若、曹禺、端木蕻良、闻一多等现代作家,他也写有专论。他擅长写长篇论文(单是一篇为别人著作所作的序有的就长达七万字),同时他悼念李何林、薛绥之、单演义等师长的随笔,也别有味道,很耐读。因此,我们在关注他的鲁迅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他对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既要关注他的学术研究,也不能忽略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探索。

王富仁老师的散文集《蝉声与牛声》收有一组名为“现代作家印象”的专辑,分别写了郭沫若、郁达夫、许地山、闻一多、朱自清、老舍、巴金、林语堂八位作家。后来阅读老师生前自己编的著译目录,才知这些文章发表在《太原日报》上。为此,笔者特意去了一趟太原,在山西省省图书馆查阅了《太原日报》,才知老师自1993年1月7日至1994年11月10日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上设有“现代作家印象”专栏,涉及的作家除了以上8位,还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成仿吾、张资平、茅盾、叶圣陶、冰心、庐隐、郑振铎、徐志摩、王统照、俞平伯、冯至、李金发、梁实秋、汪静之、林徽因、冯沅君、艾芜等25位作家。

王富仁老师称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母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骨骼”、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剪彩人”、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扩音器”、郑振铎是“文学界的老黄牛”、庐隐是“新女性生活的探险家”、朱自清“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郭沫若“他一生都是一个青年”、郁达夫“他在精神上是个孩子”、茅盾“企图捉住中国历史发展脉搏”,冰心“她是我们的大姐姐、小母亲”,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里,他将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分了十六七个派别,对于不同派别的鲁迅研究之间的分化与传承等都作了一一梳理,从而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不同时期的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色。在“现代作家印象”专栏里,他为每位作家作了素描。

他给每一位作家的称谓,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站在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的角度,从文化观念、文学观念、成长背景、知识储备等诸多方面,对作家的形象与风格作了本源性的探究。

假如让他在现代作家中任意挑选一位作家作为自己的文学老师,他没有选择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理由是:

我不选鲁迅。鲁迅的文章,不是学来的。没有鲁迅的那种气质、那种性格,你千万不要学鲁迅,—越学越糟!而假如你真正具有了鲁迅的那种气质、那种性格,你不从鲁迅那里学也会慢慢写出像鲁迅的那种文章来。学鲁迅,不用拜他做老师,看他的文章就行。他的文章比你实际看到的鲁迅更是一个真实的鲁迅,你看到的那个鲁迅未必是一个真的鲁迅。

我也不选郭沫若。郭沫若自己的变化太快,这类人不适于当教师,学生跟着郭沫若学习,会感到无所适从,刚刚理解了他的意思,他自己又变了。

茅盾比鲁迅、郭沫若都好些,但也不细致,我觉得茅盾的作品从整体上看是伟大的,但没有一篇可以拿来做范文读,他的最著名的《白杨礼赞》也不是精粹的散文,要让他指导学生他会忽略掉好多对于学生来说不应忽略掉的东西。

胡适只能教大学生,并且最好是教属于学术研究而非文学写作一类的课程。

他选择了叶圣陶和朱自清,并非仅仅从写作技巧的指导上说的,而是从整个的思想和人格上说的,他认为无论是叶圣陶还是朱自清,都不是纯学院派的学者、教授,“他们的思想始终有一种前倾力,他们愿意理解青年,理解新的思想潮流,尽管他们自己与青年学生们的思想有所不同,但他们能主动理解他们、包容他们。这样的老师对青年有好处,就是能够为青年提供独立创造、独立追求的机会,不会扼杀新的生机”,“作为一个教师,叶圣陶、朱自清两位先生的思想、道德、人格都是很标准的”。

单是从《我们的好老师—叶圣陶印象》这段对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诸作家的比较中,我们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就能够感受到每个作家的不同特色,当然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王富仁老师对鲁迅的偏爱。

王富仁老师并未将这些短文悉数收入他的集子,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写有这类文字。不过,笔者注意到当代作家成一在《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4期写有《关于历史》,注意到了“现代作家印象”专栏:“我不知道《太原日报》副刊怎么会组到这样好的文章(对我来说,这肯定是我在一九九三年的报刊上读到的最好的文章了):为王富仁先生开一个名为“现代作家印象”的专栏,大致每周一文,每文专‘说’一位‘五四’以来比较著名的作家,每‘说’都不长,一两千到三四千字。我陆续看了十来篇,可以说是篇篇都‘说’得精彩。它之所以是‘说’,因为既不同于‘论’,也不是‘记’,自由挥洒,妙‘议’纷呈,特别是‘说话人’的风度魅力亦历历可见。”

另外,王富仁老师在《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长文里,还对沈从文、穆时英、施蛰存、张天翼、废名、丁玲、张爱玲、张恨水等作家的小说特色作了精彩解读。他称张爱玲是“女性小说家中的鲁迅,她像鲁迅一样俯视着人类和人类文化,并且悲哀着人类的愚昧,感受着人生的苍凉”,“她的小说精细但不小巧,有趣味但无媚态”。

王富仁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朱金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撰有鲁迅、老舍、曹禺专章,当然,无论是“作家印象”专栏,还是《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都可看作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书写。

三、王富仁与《新国学研究》

当我们从事学人研究时,不单要关注他个人的学术成果,还要关注他的学术活动。吴福辉老师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陈平原老师主编过《学人》《现代中国》,陈子善老师主编过《现代中文学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富仁的编刊经历。王富仁老师与钱理群老师、刘纳老师、吴福辉老师等轮流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他还主编过《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不过倾注了他较多心血和情感的当属《新国学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连载了王富仁老师的《“新国学论纲”》,长达14.5万字,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也不无误读。王富仁老师的挚友钱理群老师就曾提到,“我自己就曾经望文生义地认为,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就是要站在他一贯坚守的五四新文学的立场,对传统国学进行新的研究与阐释,以和新儒家区别开来;我是赞赏这一努力的,只是因为不在兴趣范围之内,也是自己的学力所不及,就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一些年轻朋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以为这意味着王富仁从原有的新文学、新文化立场有所倒退。”实际上,关于“新国学”,王富仁老师在《“新国学”论纲》中说得很清楚,“‘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民族的学术应该有一个新的整体的观念,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起一种彼此一体的感觉”。因此,他创办《新国学研究》,“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王富仁老师无论是倡导“新国学”还是创办《新国学研究》,都是为了“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自2005年5月创办至2015年9月共出版了13辑,其中前6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7辑由中国书店出版。

《新国学研究》所刊发的论文,既有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如《舜文化的阐释与演进》《〈庄子〉析义》《〈老子〉解义》《<楚辞>新考五十例》《〈左传〉晋国卿族研究》《周初诗歌创作考论》《由中晚唐诗词关系看曲子词的演变轨迹》《论唐宋渔隐词》《明清之际所谓的“有用之学”》《诗文中清初流人的“殊方”经验》;又有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如《现代大学中文系的知识体系—以六所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为中心实证考察》《奋身起南纪,丹心照汗青—记“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翁照垣将军》《张奚若年谱初编》《为“折衷派”正名—重建文学革命发难与响应的历史图景》《1910—1920年〈小说月报〉大事年表》《胡适中国小说史研究系年》《老舍六十八出京戏“系改”剧目提纲手稿》《废名的小说及其观念世界》《女人与衣: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服饰描写研究》《历史射进现实—以姜文2007年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为例》。

《新国学研究》所刊发的论文,既有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如《牛津大学藏西人搜集出版的部分中国民俗书籍》《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研究》《清代潮汕海上商贸及手工业的发展》《潮汕近代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宋代潮州进士述论》《粤方言书面化用字特征研究》;又有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如《论T.S.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左翼丛林中的“鲁迅传统”—“丸山鲁迅”及其他》《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小说人物》《“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竹内鲁迅”的原型意义及其限度》。

《新国学研究》除了内容的丰富多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为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了足够的言说空间,“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

另外,《新国学研究》的作者来源广泛。从地域上说,既有来自大陆、香港的,也有来自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从年龄上来说,既有30后(如王得后)、40后(如赵园)、50后(如张文江),又有60后(如李山)、70后(如梁鸿)、80后(如裴双),既有学术名家,也有学术新人。

王富仁老师除了忙于编务工作,自己也为《新国学研究》贡献出了《“新国学论纲”》《老子哲学的逻辑构成》《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殷商文化与河南文学》《庄子的平等观—庄子〈齐物论〉的哲学阐释》《庄子的自由观—庄子〈逍遥游〉的哲学阐释》《庄子的生命观—庄子〈养生主〉的哲学阐释》《樊骏论(一)》《学识 史识 胆识(一至二)》等数篇长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学说和思想均作了极具哲学意味的阐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看来,赵园老师是理解王富仁老师的,她在《送别富仁》中感慨:“在汕大办《新国学研究》,意图也更在‘冲击’,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开疆拓土,也以之抵抗以‘国学’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潮流。限制了刊物的影响的,却不能不是一代人知识学养方面的缺失。以富仁的清醒,对此未见得没有预估。也因此他的努力在我看来,有几分悲壮”。无论我们对王富仁老师的《“新国学”论纲》以及他主编的13辑《新国学研究》持何种看法,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王富仁老师是以严肃、热忱的态度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和践行他的学术理念的。

四、王富仁老师印象小记

在汕头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基本每天下午都和王富仁老师,还有他的“三儿子”(王老师有两个儿子,一直让北京的几位学术界的好朋友羡慕不已)胖胖(一只已经陪伴了老师八年的小狗)去水库散步。每个下午我们三个“爷们儿”就这样成了校园里固定的风景线,一个接近70岁的大男人,一个接近30岁的青年,一个9岁的“孩子”(其实算起来我还不如他大呢),随着夕阳西下,随着水库升起的一团云雾,随着三三两两的行人,走在最美丽的校园里。

我们谈着刚正不阿的誓死捍卫鲁迅的硬汉子李何林先生,谈着王瑶先生最后憔悴离世的时刻,谈着曾经是50年代北大穿着最酷的王信老师,谈着弥勒佛式的钱理群老师在上世纪末“新课标风波”中的“煎熬”,谈着“冷酷到底”的赵园老师(这不是贬义词,赵园老师是我最喜爱的学者之一,“冷酷到底”只是形容她的文字的犀利,见解的深刻)和慈善和蔼的王得后老师的学问,还有他们的幸福生活。开始时,是我们仨每天都会一起漫步校园,慢慢地,我也需要多准备一些“学术食粮”,老师也需要继续他的“作序人生”,胖胖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后来它还当了爸爸,有了自己的小狗狗),我们仨也就少了些见面的机会,不过还是可以一个月见几次的。三年,我们仨不知道一起走了多少路,跑了多少路,因为胖胖想优雅地做绅士的时候我们就走;胖胖想勇猛直追,那我们也就只有“舍命陪君子”了。

老师是淳朴的。每当说起窝窝头(是用玉米面做的,最好是贴在大铁锅的边沿上,饭烧熟了时,黄腾腾的、金灿灿的窝窝头也就新鲜出炉了),老师就笑呵呵的,好像捡了个大元宝。老师说,他最喜欢像以前的农村人一样,吃饭的时候,端着大碗,蹲在墙角边,唏哩呼噜地大碗吃玉米糊,喝个底朝天。

老师是可爱的。每当胖胖看到要亲密的伙伴,风风火火地去勇猛直追的时候,老师也会不顾年迈,与他的“三儿子”共进退,直到胖胖乐了,老师也精疲力尽,但老师是快乐的。因为胖胖是他最小的“三儿子”,也是已经陪伴了他九年的最亲密的朋友,陪伴他写文章,陪伴他度过每个日日夜夜,尽管胖胖在家里很调皮,总是咬着老师的拖鞋,但是老师总是乐呵呵的,因为胖胖是他最忠实的伙伴,胖胖带给他的是无尽的快乐。

老师是严肃的、认真的。当学生表现出对学术不认真、不严肃的时候,老师会大发雷霆,毫不在乎学生的面子,直到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而“改邪归正”。当学界一片跟风海外,要腰斩“五四”,否定“五四”时,老师义正词严,始终坚持“五四”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性,始终坚持“鸳鸯蝴蝶派”小说、旧诗词、伟人诗不能入现代文学史。每次其他学者邀请老师写序,老师一般都会写出真正高水平的评论文章。老师不会在文章中写任何吹捧等不符合实际的话,总是会就作者这个学术题目谈自己的看法,每次老师都是把序文当作一篇学术论文来作。老师为梁鸿师姐的博士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所写的序《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洋洋洒洒几万字,从殷商文化一直谈到当下的河南籍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特色,为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正名。当我看到这篇序文所列的参考文献中有胡厚宣、胡振宇所著的《殷商史》的时候,我想到了2008年陪老师去福建师范大学主持论文答辩,在去福州的长途汽车上,老师就在读这本学术著作。我当时翻阅时,看到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刘新生著有《中国悲剧小说初论》,老师为此写了长达7万字的序言《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此文2002年9月入选《江苏社会科学优秀论文精选》,并荣获一等奖;2002年12月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可见老师写序文的认真。后来汕头大学为老师出版了《王富仁序跋集》三册,据我自己所知,这三册并未搜全老师所写的序文,还有不少遗漏。老师是把序文作为一种事业,如梁启超所言:“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期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老师是谦虚、低调的。在台州学院召开的2004年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与老师通信二十多年的方伯荣在与老师交换名片时,发现老师的名片上简单写着: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老师当时已经是名满学界的学者,是新中国后第一个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博士,著作等身。连比“严”上加“严”的严家炎老师还严格的樊骏老师在一篇文章中都称王老师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但每次在与老师交谈的时候,王老师总是对我说:“我那哪是做学问,只是写写文章而已。”老师每次作各种学术报告的开场白都是“今天我们只是闲聊天,也没有什么深意,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说错了,你可以指正。”但每次报告前老师都是事先与报告讲座的组织者商量好,听众是哪些人,听众想听什么,他都会尽力满足听众。即使是普通的学生社团邀请老师,老师也是认真对待,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如期而至。

老师是多情的。当讲述郭小东为了建设学校,劝服家人捐钱,给家人下跪的场景时,老师在开题现场面对老师和学生失声痛哭。当老师听到上级主管部门下命令捐款的时候,他会拍案而起,老师在乎的不是钱,在乎的是这种命令让一种“人间真情奉献”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数字。老师不止一次捐款,面对矿难,他呼吁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我们不要冷漠,需要“人间真爱”,需要恪守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已博士毕业并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老师也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依然还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鲁迅研究专题课,依然在写关于鲁迅与顾颉刚的长篇论文,依然在呐喊“中国需要鲁迅”。前段时间去医院看他时,我发现桌子上还放着《萧军日记》,上面写满了先生做的批注。

要想深入解读王富仁老师的为人为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写这篇印象记的初衷本是记述自己与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最终却变成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完后没几天,突然被告知,王老师于2017年5月2号晚7时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