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汤成难的创作谈我们了解到，小说《月光宝盒》来源于2014年的一桩新闻事件：“四个河南耍猴人在黑龙江被捕……这个案件折腾了半年多，最终耍猴人无罪释放……”后来，汤成难看到一张耍猴人的照片，“被照片中耍猴人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打动”，“于是我想借一个与猴子一同成长的孩子的视角，展现猴戏家族的兴衰。”

“猴戏家族的兴衰”，是作者认为的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很容易让我们以为这将是又一篇承担着表现传统文化消亡、民间艺人无奈坚守等沉重的文化命题的小说。事实上，那桩新闻和与之有关的“猴戏家族”根本没有成为这部小说的主题，这部小说唯一可以描述为主题的是“成长”，这也是汤成难自称“迷恋的主题”，她近期的另一篇小说《寻找张三》（《钟山》2020年1期）同样是优秀的童年视角的成长小说。

成长，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孩子与一个动物共同成长的岁月”是这篇小说的所谓主题，或者不如说是帕慕克意义上的“小说的中心”。我不愿意用“主题”这个概念简单化这篇小说的核心，其实，几乎没有中心性的主题这一特点构成了它最动人的“氛围”。“阅读现代小说……是为了感受其氛围”（帕慕克），因此，毋宁说我们阅读《月光宝盒》就是为了感受“一个孩子与一个动物共同成长”的氛围，我认为它几乎没有延伸出什么清晰、明确的主题。我想这就是托卡尔丘克特别期待的那种“新型故事的基础”：普遍的、全面的、非排他性的，植根于自然，充满情景，同时易于理解。一个耍猴家族的孩子正在经历着她幸福又悲伤的童年，她悲伤的不是家族、家庭的贫寒和奔波，悲伤的是那个自己心目中的“哥哥”、玩伴儿、“踩筋斗云的齐天大圣”阿圣，其实不过是一个“父亲”猴戏里的道具；而她为了维护自己的执念而建立的与“父亲”、与世界充满仪式感的对立，在成长的历程中又是那么脆弱不堪——阿圣不过是她人生的过客，却是“父亲”无法割舍的“骨肉”；然而，当“我”觉得一切不过已是往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只小手拍在我的后背上”……成长是命运，是各种纯真的执拗与误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普遍性的天真、感伤。

托卡尔丘克说：“文学正是建立在对自我之外每个他者的温柔与共情之上。这是小说的基本心理机制。”“温柔是对另一个存在的深切关注，关注它的脆弱、独特和对痛苦及时间的无所抵抗。”也许因为与自己童年的成长经验有关，汤成难在塑造猴戏家族的独生女——“我”的时候投入了极大的“真诚”，这使她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温柔的讲述者”——以帕慕克所说的小说家的天真的、感伤的语调。

并不是童年视角就能获得小说的天真，“孩子一般，顽皮的，可以设想他人”是“小说家天真的一面”，但要真正实现小说家的天真，就必须同时意识到要探索小说家“感伤——反思性的一面”，也即小说的技术性层面。这在帕慕克看来就是模仿别人的生活、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他人的能力，也即在小说的总体布局和综合世界，或者说小说的景观中“成为另外一个人”、“创造一个更加细致、更加复杂的自我的版本”。

从新闻到小说，汤成难必须要通过成为那个耍猴人的独生女“我”来实现和完成。她体验过童年与狗成长时获得的“最残忍的道理”，并且感受到那个把一个动物遗忘的毫无痛楚的过程不过是“突然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屋子，听到身后的门锁咔嗒一声关闭了”。这些深刻但有限的经验距离“创造一个更加细致、更加复杂的自我”还很远，但这种独特的体悟的确给了汤成难“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虚拟的制高点，让她以及读者得以体验到“小说艺术可以提供的主要快乐和奖赏”：“小说带来的挑战和极大乐趣并不发生在我们根据主人公的行为推测其性格之时，而发生在我们至少以灵魂的一部分设想他之时——以这种方式，即使只是暂时地解脱自我，成为另外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他或她与世界的多样形态打交道的方式——我们的感官呈现给我们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水果和花朵、每一件事情。依据这些实在的感知才产生了我们对主人公的认同感，而这才是小说艺术可以提供的主要快乐和奖赏。”（帕慕克）

《月光宝盒》得以成为一篇优秀小说的原因，也正在于汤成难以灵魂的一部分参与了那个耍猴家族的“我”的成长，以温柔的深切关注呈现了那个被周遭世界和现实边缘化的执拗、纯真又不乏冷酷的“我”。小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成熟小说家的心胸，景观的呈现、人物的出场、故事的嵌套、旁逸斜出的枝节……都在虚构的现实幻境中扎实地围绕着“我”的心境、性格展开，都是帕慕克所说的让小说成为一片大海的“不可缩减的神经末梢”，“每一个节点都包含主人公灵魂的一小部分”。借用帕慕克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形象的认可，我们也可以说：《月光宝盒》之令人难以忘怀在于无数个精确描绘的小细节。

我抿着嘴笑起来，笑声溜出来，在黑暗里微微震荡。我使劲捂着嘴，即便如此，笑声还是从指缝里奔跑而出，像豆子似的散落在我四周，弹跳着，起伏着。我继续笑着，笑得前俯后仰，笑得眼泪横飞，笑得脸上涂满了泪水，笑得——不敢睁开眼睛。

小说的结尾让人感伤、动容，同时也伴随着简单的快乐。我们读到了汤成难所希望我们读到的“感动”和“真诚”，但这一切和所谓的“致敬耍猴人，以及我们消逝的童年”没有关系，她其实是在一个新闻性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心”之外，缔造了一个更加有价值的小说的中心。而这个“中心”本身是去中心化的，它虽然有自身稳定的秩序感，却仅仅模糊地指向“命运”这样一种小说的景观或小说的“伟大的整体”。这让我再次想起托卡尔丘克在诺奖获奖演讲中想念的“那个茶壶所代表的世界”：“创作一个故事是一场无止尽的滋养，它赋予世界微小碎片以存在感。这些碎片是人类的经验，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我们的记忆。温柔使有关的一切个性化，使这一切发出声音、获得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并表达出来。是温柔，让那个茶壶开口说话。”

是温柔，让那张“耍猴人的照片”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