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生不逢时的：刚好到了懂得看书的年龄，却赶上举国书荒，几乎所有好书都被当成毒草“封杀”了。当时，既无书可看，也无学可上（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那是一段非常饥渴难熬的岁月。因此，这种自幼落下的“书渴症”（这是我自造的一个专用名词），就跟“消渴症”（即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样，是足以相伴终生，无药可解的。即便到了书源充足的年代，依旧不间断地犯病，见书就想买，不买就难受。

我最早拥有的书，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多是充满童趣的童书漫画，我没有赶上这样的好时光。当时，家里有个小阁楼，主要放置一些杂物，也不让小孩爬上去。我就很好奇。一天，趁家里大人不在家，我偷偷爬了上去，胡乱翻腾一气——没想到，奇迹出现了：我竟然翻出了两本厚书，都是繁体字的竖排本。那就是我最早拥有的两本书：一本书没头没尾，但是有故事；另一本首尾齐全，书名叫《中国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我如获至宝，赶紧爬下来，把书藏在我的床底下。

从此，我的“读书”生涯正式开启。我之所以把“读书”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那时我刚学认字，繁体字更不认得，完全是连蒙带唬囫囵吞枣，能把故事看明白，下次再见到这个字，也就认得它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看那本没头没尾的书，里边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非常吸引人。我把这本书全都看完了，也不知道这本书叫啥名字——直到改革开放后，这本书再版了，我才知道这是本《吕梁英雄传》。

我七岁半的时候，学校终于复课，我可以上小学了。很快，我就得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借书渠道”：一个是父亲偶尔会从工厂“封闭”的工会图书室里，给我“顺”回几本小说看；我快速看完，他再快速送回去。据父亲说，管图书室的叔叔是他的师弟，这个渠道大约维持了两年。还有一个渠道，是从小同学手里借书看——这个小同学嘛，就是我在学校广播室里的“搭档”、女同学李瑾。我也不知道她家的书是从哪里得来的，反正隔不了多久，就有一个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被她带到播音室。我拿回家看完，再悄悄还给她。陆陆续续的，我从她那里读到了许多苏联小说：《海鸥》《提萨河上》《阿里泰到山里去》《形形色色的案件》《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这一度是我俩的“最高机密”，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俩结婚也已三十多年了，照理说，保密时限早就过了，就在此解密吧！

我开始大规模买书是在1977年调入天津日报以后。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很多世界名著都再版了。我还清楚记得，那时候一听说新华书店要放新书了，我就利用午休时间跑到天津和平路新华书店去排队——当时买书是要排长队的——排到之后，饥不择食，见啥买啥，直到把兜里的银子全部花光，然后背着大包兴高采烈地往回走。有一回，走进报社大楼时，正好碰上主管我们部门的报社编委柳心先生，他一见我买了这么多书，显得异常兴奋，转天就在部门开会时，对“爱读书”的年轻人大大表扬了一番。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我购书的高峰期，也是我如饥似渴的读书高峰期。不过，这两大“高峰”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峡谷”，那就是金钱的拮据。

我一开始在南开区人民武装部工作，当时月工资是17元。第二年，我被调到天津日报，工资是19元。后来因我业绩出色，报社特批“提前转正”，也只有36元。这点钱对于买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何况，这段时间还要恋爱结婚置办家什……用天津土话说，真是“罗锅上山——前（钱）紧”。幸好是把李瑾娶回家了，她知道我爱书，就想方设法从碗边儿上抠出钱来，供我去买。所以，我对上世纪80年代购进的那些书们，感情最深厚，读得最精心，我甚至记得每一本书的购买过程，那真是“本本皆辛苦”啊！

当然，我们为这些书们也付出了代价——1993年初，我举家南迁至深圳，印象中，只带了30箱书——那都是精挑细选千里迢迢运来的，每本都是“宝贝疙瘩”。刚来深圳时没有房子，住在招待所里。可是书箱子已托运到达，我只好跟好友张家勇商量，把这一大堆书箱子先寄存在他的临时住处。请报社派了一辆人货车，从火车站把书箱子运到家勇兄的楼下，车就开走了。他家住在五楼，没有电梯。我和李瑾面面相觑，心里有点发憷。当时的深圳还没处去找帮工，我俩只好一趟趟搬书上楼。当我们把全部箱子都搬了上去，我俩几乎都走不动道儿了，坐在楼道里喘息着，心里却抑制不住兴奋——书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们看着这些沉重无比的书箱子，好像灵魂一下子就有了归依！

我们的代价在十多年以后“兑现”了——2004年，我俩都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而且都是老病根儿，一朝爆发了。医生说，肯定在什么时候，你们让腰间盘受损了，不然不会……我俩同时想到了那次拼尽全力搬书的往事，没错，那就是我们为书们付出的代价——但，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