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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冯·叙多:骑士的优雅

来源:文艺报  | 黑择明  2020年04月08日08:41

瑞典演员马克斯·冯·叙多不久前以90岁高龄辞世。

但是绝大多数观众对他的名字是茫然的,必须提醒一下,他扮演了当红美剧《权力的游戏》里的“三眼乌鸦”时,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地“哦”一声。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马克斯·冯·叙多是世界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几个演员之一。在一个没有基本演技的明星都会被“吹爆”、送上热搜的时代,似乎“演技”已经是个可疑的词。前一段时间,表演类综艺的被追捧,也佐证了这一点,例如,连有的“导师”都把装腔作势的“感动”当作好的表演。

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去“吹爆”真正的演员,因为他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卓越贡献一望而知,他们的表演本身就是电影杰作的一部分。

诚然,马克斯·冯·叙多演过100多部电影,每一部都不曾辜负自己的角色,但只有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才和他是完美的相互匹配。

人们通常乐于将演员的形象和角色联系起来——或许正因为如此,英国某海报公司为纪念马克斯·冯·叙多的仙逝,邀请我国著名设计师黄海设计的纪念海报上,正是死神笼罩着骑士——《第七封印》讲述的是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一个归来的十字军骑士与死神较量(下棋)的故事——或许是设计师刻意要避开“博弈”这个影片的核心意象,力图发挥新意,舍弃了“下棋”。只是离开了人与死亡的博弈,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和星球大战或是“权游”一样的平庸了,特别是在全球当下特殊的语境下,人类是否能战胜病毒,如何战胜,影片已经给出了答案:骑士虽然被瘟疫死神收割,但他从未害怕、退缩,并尽他的全力爱人、救人,面对死神,在这种极为考验人性的情境下,他始终保持着骑士的(或者说人本主义的)优雅和尊严,这本身便是战胜;最后逃出生天的马戏团小丑一家,更是强化了这种战胜。冯·叙多本人与生俱来的、耀眼的优雅气质,使他不用怎么去演就令人信服。他的外形即便在最挑剔的女观众看来也是毫无指摘的。他有典型北欧男性的外表:身材颀长、瘦削,却很结实,给人力量感,纯正的、浅色、闪亮的金发(这一点很稀有,金发一词并非指咱们认为的“黄头发”),北欧天空一般的灰蓝色眼睛。 但奇怪的是,我们很少为他本人的英俊外表所吸引。

当然,在这部影片中,冯·叙多也演绎出了骑士复杂内心的层次感、信仰的动摇,以及为何最后我们会深信其高贵的原因。但这并不是他最好的演出。

当然,能塑造离本身形象条件很远的角色,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本事。比如在伯格曼导演的《处女泉》中,冯·叙多扮演的是一个爱女被歹徒强暴杀害,为女儿复仇的中年农村地主。其实他当时还很年轻,但他同样使你信服,这是一个农村的父亲。 影片里他在密室中手刃三恶徒的桥段,对于看惯了浮夸的功夫片的我们来说,真实朴素得令人吃惊。

关于好演技常见的见解中有一种倾向认为,能演出一些极端的、偏离日常生活的角色才是好的演技。例如冯·叙多出演过各种内心阴暗的变态、巫师,但此种见解是相当平庸的。这些角色对于冯·叙多而言,就好比他在游戏中客串马里奥大叔一般。

对于演员来说,真正的考验是演“普通人”,是演出普通人人性的复杂、丰富、饱满。这意味着演员首先要理解自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身上普遍的人性,不依靠夸张、离奇的肢体语言和声嘶力竭的台词,让观众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自己,这样的启迪并不是每一部影片、每一个著名演员都能给予。

这样的情况通常只能发生在伟大的导演和伟大的演员之间。我们不妨通过伯格曼的两部电影来说明。在大导演当中,伯格曼恐怕是最喜欢给演员极大发挥空间的,他也常常将成果归功于演员——无论导演真实目的是什么,演员的创造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娜的受难》(The Passion of Anna,1969)经常被译作《安娜的情欲》或者《安娜的激情》。从这个译名我们可以看出伯格曼电影从来就与大众绝缘,从来不是轻松的休闲娱乐。作为一个从小就徘徊在基督教信仰边缘的艺术家,Passion一词本来具有的宗教意义,蒙难、受难、蒙受羞辱,正是伯格曼这部影片的关键词。冯·叙多扮演的安德列亚斯和丽芙·厄曼扮演的安娜,他们都在“蒙难”,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都因为别人的所谓“好意”而蒙羞,因而被践踏的感觉更加深重。而安娜又将这种羞辱反作用于安德列亚斯。安德列亚斯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判过刑的男人,他来到一个小岛,以为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结果他发现自己依然根本无法逃离。安德列亚斯坦承:“我害怕蒙羞,那就像地狱一样,我接受蒙羞并忘却它……我没有死,但却活得没有尊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但大多数人活得没有尊严,内心充满蒙羞、郁闷、愤懑。他们只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知道没得选择,即便选择了也不会有结果。一个人可以厌恶蒙羞吗?这是我们必须存在的疾病吗?我们总是谈论自由,可自由不是蒙羞的毒药吗?或者只是迷幻药。蒙羞的人就要忍耐吗?我不能这样活着……”这部影片的“蒙难”指的正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因为痛苦而喊叫的权利,因为他们惊扰到“上层人士”的岁月静好了。

问题是演员要怎样才能把这种蒙羞感和反抗演出来?而且是在台词极少的情况下? 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里面穿插了几段对演员的采访:对于他们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冯·叙多是这样说的:“他想掩饰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是个监狱,他成了岛上的犯人。作为一个演员表演最大的难度在于,台词很少的时候怎样表达这种感受”。

然而他的表演并没有时刻在想着这些感受要如何表达,而是将表演建立在对真实的生活的反应中,安德列亚斯真实的软弱流露在看到被陷阱捕捉的小狗那一刻,那是真实痛苦的流露;但他也会穿上西装, 参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艾里斯的晚宴,也似乎很得体;在和安娜的关系中他是被动的,直到无法忍受,不断刺穿对方的伪善。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表演都基于角色对于生活的立场。例如,安德列亚斯去看被岛上的居民迫害自杀的约翰最后一眼。在这短短的一分多钟,他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动作,只是用了几个眼神就让我们觉察到他的“物伤其类”,隐藏的愤怒和反抗。

《羞耻》(1968)是另一部冯·叙多的表演发挥了极大作用的伯格曼电影。本来这部影片是伯格曼对于1968年世界动荡时局的回应,但两位主演,即冯·叙多和丽芙·厄曼的精彩表演完全避免了某种政治观念的传达。

塔尔科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极为称赞冯·叙多在《羞耻》中的表演:

“……我们来看看伯格曼的电影《羞耻》。里面没有任何演员传达导演理念、诠释形象的概念……它完全隐蔽、融化在角色鲜活的生活中。影片的主人公们被环境所压垮,他屈服于环境,因此,他从不向我们传达任何思想,以及对影片中所发生的事件下任何结论,一切留待电影整体,以及导演构思去解决。他们的表现何等出彩!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他们孰好孰坏。我永远不认为主人公冯·叙多是个坏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好的和坏的部分。影片中没有作任何评判,因为演员的表演中看不出来任何倾向性。导演在电影中环境的设置利用是为了研究在这些环境下,人性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而根本不是为了图解某种预设的理念。

马克斯·冯·叙多这条线索拍得何等深刻。他是个很好的人,一个音乐家,一个善良而敏感的人,他貌似胆小鬼。然而并不是所有勇者都是良善之人,懦夫也未必就是坏蛋。诚然,他身体虚弱,性格软弱。他的妻子比他强很多,她有足够的力量战胜自己的恐惧。而主人公马克斯·冯·叙多却是无力的。他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而深受折磨,他试图隐藏,躲在角落,装聋作哑——他这么做,就如同一个孩童,真诚而幼稚。然而,当生活与环境迫使他做出防卫时,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恶棍。 他失去了以往内在的善。然而,全部的戏剧性和荒谬性在于,因为这种新的特质,他变得为妻子所需要,而她则从他这里寻求支撑和救赎。同时她一如既往地鄙视他。当他扇她耳光,叫她‘滚’的时候,她依然匍匐在他身后。这里有某种传统的消极的善与积极的恶的理念。然而这一切表现得何等复杂!主人公在影片的开头连一只鸡都不敢杀,然而他一旦找到了防御手段,就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无耻之徒……”

塔尔科夫斯基的观察是敏锐的:战争,或1968,并不是影片的目的,只是用来揭示人性的手段。战争是将人类残忍和反人性因素合法化的最为明显的例子。在战争状态下,冯·叙多演的音乐家瞬间就失去了他的优雅——他那从前表面化的人文主义者、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这与《第七封印》中的骑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优雅是“君子豹变”,而不是“小人革面”。冯·叙多生动而准确地演出了人的怯懦——在极端情境下,怯懦和恐惧会让理性良知缺席,激发出潜藏的恶。而这同样也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作为演员的冯·叙多不仅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演出了这种复杂的人性,真正体现了作为一个演员可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