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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同彬:“结尾将走向开放 或者戛然而止”

来源:《十月》 | 何同彬  2020年04月08日08:57

我不独自思考我所思考的东西

——乔治∙巴塔耶

早在1995年,翟永明就清晰地描述过她所主张和期待的“女性诗歌”的“成熟阶段”:“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新的自身审视, 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 一种超越自身局限, 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 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女诗人将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无论我们未来写作的主题是什么(女权或非女权的) , 有一点是与男性作家一致的: 即我们的写作是超越社会学和政治范畴的, 我们的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以及思考方向也是建立在纯粹文学意义上的, 我们所期待的批评也应该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和界定。”(《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写作的“超性别”甚至无性别、独立风格的声音、技术性、对一般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的超越、纯粹文学意义等观念,是这样一种女性写作愿景的核心,二十几年过去了,在“新女性写作”的范畴中出现的翟永明这组题为《灰阑记》的诗歌,似乎正是对这一愿景在写作学意义上的“呼应”或实现。

站在“时间中的裂隙”,“跳出战场,到战场之外或之上的领地中去”, 这是阿伦特描述的离开过去与未来、上升到“裁判”位置的卡夫卡的“目光”,我想这也是翟永明的“目光”。由此,这样一个非历史时间和生物时间的、写作学范畴的“裂隙”,就成为一个反映当代思想状况的精神现象,而翟永明的诗歌写作所展示的也就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扩展了的日常生活,甚至不是更具深度的“历史想象力”,而是阿伦特所说的,“它完全是一个精神场域,或者不如说是思想开辟的道路,是思考在有死者的时空内踩踏出的非时间小径……”但这种“之外”或“之上”又显然不是精神的自我孤立、简单向度的文学逃逸,它内含着“之中”或“之间”。“你总会找到最适当的语言与形式来显示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 并寻找黑夜深处那唯一的冷静的光明。”(翟永明)“黑夜”不是个人的黑夜、女性的黑夜,而是“每个人”的黑夜,诗人所要处理的经验必须要有与“每个人”分享的“共通”性。

在此我借用了巴塔耶、南希、布朗肖、阿甘本等思想家提出的“共通体”的概念,一方面强调翟永明诗歌面对一切共有经验和现实的分享性与参与性(即巴塔耶所说的,“我不独自思考我所思考的东西”),强调她的写作在思想层面上对文学疆域的拓展(通过“共通”,将哲学、艺术、语言、宗教等的思考引入诗歌文本内部),强调她的写作的敞开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更是从“共通体”的悖谬(“无用的共通体”、“否定的共通体”、“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等)出发,指出“共通”并非导向统一体、同一性,而是凸显“共通体”对差异、间隔、分裂的依赖:“‘我必须时刻刺激我自己走向极限,必须时刻在我自己和其他那些我渴望进行交流的人之间制造一种差异。’这暗示了某种含混:有时并且同时,体验只有保持可交流性,才能够如此(‘走向极限’),而它是可以交流的,只是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向着外部的敞开,一种向着他人的敞开,这样的运动激发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一种强烈的不对称关系:分裂和交流。”(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翟永明诗歌在经验的“共通”中如何建构出多义、分裂、无尽的“独立风格的声音”,以及文本中随处可见的“延异”和对完成的抵抗。

“结尾将走向开放 或者戛然而止”(《三女巫》),我无法证明我读懂了《灰阑记》这组诗歌,只能说是通过“分享”感受到了这些诗歌所指向的可能性的向度。《灰阑记》出人意料地质疑了“母性”——这一支撑母题的最具合法性的依据,追问的是作为争夺物的“我”:“我呢?我是什么?”“我可否说 我仅仅是路过此地/我只是偶然 掉进灰阑”,然而事实是,“无论向谁吩咐 母爱都像/滚烫的烙铁 死死将我焊住/一生都在灰阑之中/一生”。所以布朗肖在论述杜拉斯和“绝对的女性”时强调:“而这意味着,她无法把自己限定为母亲,限定为母亲的替代者,因为她超出了一切将她形容为如此这般的特殊性。由此,她也是绝对的女性(I'absolument féminin)……”《狂喜——献给一小块舞台上的女艺术家》有一种宏大的戏剧感,作为男性他者的“女艺术家”们成为围观之物,“我曾经被他压碎 形神俱散”,但通过“狂喜”、“自恋”,“我为自己捏泥成形”,最终,“……我将它们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由此女性通过标示自身匮乏、匿名的历史场景而实现了“在场”:“在场不是在空无面前的自我消解,而是自我消解于在场的倍增,这种倍增清除了在场和缺场之间的对立。”(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这也许是对男性白日世界同一化秩序的最大的僭越。《去莱斯波斯岛》表达的是女性写作永恒的“逃离”主题,这一逃离不是“娜拉走后怎样”的女性主义追问,因为它的发生根本与男权无关,毋宁是自我凝视、质疑之后的一次次主体的“分裂-生成”的循环,“留在原地”还是“驾诗而去”、“躺在莱斯波斯岛”已然没有了区别。《三女巫》也许是与《麦克白》的一次深度的对话,在这一对话关系中莎士比亚有关于人生、生存的无意义的观念被推得更远,或者说是对“无意义”本身的消解:女巫的预言已经失效,但女巫还在、不详和死亡还在,只是剧本和舞台早已变得寡淡无趣,而且在开放式的结局那里,末日都不是终点……

《寻找薇薇安》是这组诗歌中一个趋近“共通体”的总结,无论是“女性”对薇薇安的寻找,还是“我们”对薇薇安的寻找,目的都是达成一种“秘密的分享”,但正如南希所说的,“‘分享’本身并不存在,它不是事物,也不是个体或某种制度。‘分享’(partage)——这个词在法语中同时意味着分离和参与……”(《无用的共通体》)“寻找薇薇安/不关乎一个答案/为什么?……”翟永明在诗中非常清楚地予以了回答:“她不愿与世界分享”。这就是“共通体”的悖谬:薇薇安以拍摄十五万张照片昭示着她参与世界和分享自我的“愿望”,又以“从未冲洗”这样一种“不愿”的“分离”建立起间隔和差异。所以,“寻找”没有“答案”( “她未曾来到人间”),而“共通体”永远是“无用的共通体”、“缺席的共通体”。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分享”、“寻找”?还要努力实现文学的“共通体”?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被彼此找寻的诸存在的痉挛运动所不停地穿透……那么,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为其所诞生者而准备的笑话。”(巴塔耶)我想借此我也提出自己对于“新女性写作”的期待和理解:“新女性写作”的价值在于其“无用性”,她们(主体及文本)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任何看起来言之凿凿、目标一致的统一性、同一性都是“不合理”的,她们“不应该”聚集在一起,她们根本无法聚集在一起,而使她们在文学书写的意义上应该聚集在一起的唯一的合法性在于,她们渴望“分享”和“共通”,她们在向彼此、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同时,又努力构筑出醒目而“突兀”的间隔、差异、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