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应该说，《阳历年》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

本来计划二〇二〇年元旦前给《青年文学》另一个短篇，内容已和责编沟通，只待写毕交稿，结果随着阳历年的临近，家里突然热闹起来，人口骤增，热烈程度让我无法静心把一个已构思好的短篇写出来。若干天过去，交稿临近，之前拍着胸脯保证手到擒来的短篇仍遥遥无期。我有点儿着急了。开杂志天窗不合适，人家给面子，这期给做个“小辑”，还刊登访谈，对谈的朋友也约好了，不能放大家鸽子，然后给出一个理由：最近我们家太乱了。

可是真的没办法写下去，注意力总被家中正发生的动静儿牵走，面对着电脑毫无头绪——写不出来也因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我延长坐在电脑前的时间，能写几个字就写几个字，毕竟是短篇，多写一个字，就离完稿又近一步。同时暗下决心，下次不能再打这种保票，写作跟泡方便面不一样，不是有了温度和时间便万无一失。

稿子进展缓慢，若按每日平均进度，到了截稿日，依然不能完成。而且我也不太满意这次的写作状态，一点儿不兴奋，本来这个题材挺让我激动的，还特有信心把故事发给责编。出此状况，我也长了记性，以后要写什么，别着急往外露。

除了枯坐在电脑前，别无他法。

一直这么熬着。就像“阿香婆”辣酱的那句广告词：熬啊熬，终于熬成了阿香婆……我也终于熬走黑暗，迎来曙光。不是此前想写的东西突然提速了，而是彻底歇菜，改头换面，决定另写一篇。家里的乱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跟它抗争只能自取其辱，心里更乱。乱到一定程度，便乱出一种秩序，出现文学的面貌。于是重新建了一个文档，命名《阳历年》，想试着写写看，不行还换回原来那篇，没想到一上来就顺利写出三千字。第二天，又是趁乱，乱而不慌，再写三千字。此后两天均是如此，最后乱中取胜，五天完稿。可见其现实主义程度。

当然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复原生活，除了现实，还得有个主义，这篇的主义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稀里糊涂狗变猪。

这篇意外的小说，写的也是各种意外，目不暇接的意外，给计划好的生活添堵、添乱。

人的一辈子会有很多意外。哲学一点的说法是，无常。

年近四十岁的八〇后应该对无常不陌生了。第一根白头发，第一回球场上被九〇后“生吃”， 第一次多熬会儿夜便胸口发闷……无常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最让八〇后必须接受的无常，应该是为人父母吧。当年跟老师和家长惯用的对着干那劲儿，面对同样跟你对着干的孩子，变成莫大的耐心和谆谆教导，紧贴流行的教育理念——对孩子不能急赤白脸——谁知道以后又会流行什么。

不得不感叹孩子的神奇。他们一天天长大，需要你操心的事情也在更新换代与时俱进。他们会的东西越来越多，突然有一天就知道了你的手机密码，第一次玩微信就会把他们觉得好玩的表情发给尽可能多的人，还会模仿你的腔调和人说话。越不想让他们掌握的词汇，他们越能快速从外面学到，并准确无误加以运用。每次他们推着滑板车平衡车自行车下楼的时候，你不敢不跟着，他们兴高采烈满头大汗，父母只能在一旁当个安静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把未实现的个人渴望深埋麦田之下。

玩到天黑，孩子回家了，属于大人的事务还远远没有结束。给孩子们洗澡、引导刷牙、把讲了二十多遍的故事再讲一遍，然后哼起摇篮曲（用手机放舒伯特版的还不行，就要听父母肉嗓子唱的），拍着他们的小屁股，并提前做出明天带他们玩什么的许诺，才有可能让他们入睡。为人父母后对一个现象颇有共识：孩子睡着以后的世界真美好呀！有个山西的朋友，做编剧，每逢此时，会给自己煮碗面，切几片肠，开罐啤酒，然后写几场戏。那场景，想想就香。

然后第二天早上，孩子不会管你是几点睡的，滋要醒了，一屁股坐你肚子上，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长此以往，心率比前几年快了，仿佛一个始终保持着热身状态的十项全能选手，随时有上场加入比赛的需要。多少年跟自己无关的六一再度成为重大节日；父亲节母亲节也要结合上亲子教育过一过了；时不常还要参加幼儿园的消防演习、圣诞联欢、亲子运动会；每到换季之时，又该带孩子去认识大自然了……心跳越来越快，没孩子之前的那种清净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什么都先停一停、得让孩子高兴”的气氛，每天都跟要过年似的。如果有两个孩子，那绝不会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年，试想，如果圣诞和春节赶一块了，唐人街的餐馆和超市得有多忙。

无论主动“过年”还是被动“过年”，总会留下些“年味儿”。当爹几年，肌肉发达了。从孩子几斤的时候就抱着，到了几十斤，还让抱——关键是也想抱——胳膊越来越粗壮，小腿的肌肉也发达了，到球场上又可以跟九〇后拼一拼了。过年也没什么不好的，混沌氤氲，万物待生。只是希望这年过得慢一点，毕竟更多的日子是跟年无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