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此刻被困在盒子里的想必不只我一个。

小区处于半封闭状态，从1月29日到2月21日，我只出了四次门，电梯和走廊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隔着口罩都能闻得到。街上没几个人，偶尔有公交车开来，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司机载着空气在路上游荡，这是我在广州经历过的最安静的一个春天。

出租屋朝北，少有阳光，把门打开一条缝，就有风钻进来，冷冰冰的。因此，在这30平方的空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其余时间看电影、跟着摇滚乐摇晃、画画，偶尔放下瑜伽垫活动身体，把书架上的书翻了一遍，却没读多少页，半个月没有刮胡子，房间乱成一团。

自认为是喜欢独居耐得住寂寞的人，关在出租屋的这段时间，却没能写出几个字。心里并非没有写字的念头，只是看着网上的新闻感到焦虑。小区附近医院救护车的声音、门外消毒水的气味、隔壁邻居的咳嗽声以及自己的感冒，都让我无法安宁。

接到写创作谈的任务，我才在电脑面前尝试着写字，有些事情总得去面对，黑暗固然会降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想办法度过这个黑暗的过程，等待白昼的到来，《巨鹿坡一号》所写的也是这样。

2019年初，我在喜马拉雅上面听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夜间听书是我用以应对失眠的方式。从《锌皮娃娃兵》到《我还是想你，妈妈》，再到《我不知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每个晚上听到的内容都异常沉重。于是，心里自然而然就冒起一个写这篇小说的念头。

我从未到过东京，也不曾去过北海道，对我而言，“巨鹿坡一号”这个充斥着死亡与病痛的疗养所可以安排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与“巨鹿坡一号”的距离都很近。“巨鹿坡一号”收纳的是被“核”伤害的人，“我”前往隐没在山林里的疗养所，参加曾经的病友玉子的葬礼，企图为黑暗的过去画上句号。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去解释，也很难去理解，活着可能只是生命本能的一种表现，可是人只活一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一直尝试在我所有的小说里弄明白“活着”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安排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命运中生存。直至今日，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所谓活着应该追求的意义，到头来觉得活着不过是度过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时间的载体。

虽然只是时间的载体，而且每一个时间的载体都有其尽头，但我们以生命的形式存在和石头以石头的形式存在同样具有意义。玉子、淑子、阿拉多夫以及“巨鹿坡一号”里所有的病人，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活下去，他们的身体是不完整的，他们每天接受药物疗养，他们每天在花坛前活动，不过是为了证明被病痛打败的并非自己。

身在黑暗中，只有发亮才能看清楚自己，“巨鹿坡一号”的病人痛苦地活着，是为了让生命中的某个片刻在记忆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不过是想更真实地去感受时间，这可能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们都处于黑暗中，有的人没有看见自身的光，因此觉得白昼遥不可及。

《巨鹿坡一号》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小说，在去往白云机场的路上、在候机厅里、在广州到北京的航线上，我完成了小说的三分之二，抵达酒店以后又迫不及待把剩下的三分之一写了出来。我今年27岁，写小说有几年时间了，对自己的小说始终持有质疑，发表并不代表着什么；所写的内容有没有人看、写出来的是否有意义，这个很难去评判。我始终在坚持用最简单的文字去写最复杂、最沉重的故事，我可以像西西弗那样搬运石头，假如我能够盗来天上的火，那可能就是我最能引以为豪的事情。

今天我又出了一趟门，街上的人和车渐渐多了起来，我还是比较习惯人头攒动、热闹喧嚣的广州。“有时候人真的很脆弱，但是只要有一股力量推着我们向前，我们就会特别强大，就好像如果我们静止不动躺在地上，一群蚂蚁就能把我们吃掉，但是如果我们在高速行驶的飞机上，我们就是一颗子弹，我们能穿破任何东西。”这是《巨鹿坡一号》里的一段话，送给此刻仍处在黑暗中的我们。

以上是我在盒子里的胡言乱语，《巨鹿坡一号》是我第二篇被选载的小说，两次都是《小说月报》所选，对此我十分感动，感谢《小说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