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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沈尹默年谱》（郦千明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有点意外的收获。沈尹默籍贯浙江吴兴，1883年出生于陕西汉阴。他的回忆《我和北大》收入年谱第719页至730页，此文作于1966年1月，也出现在王世儒和闻笛编辑的文集《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中有这一段记载：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堃（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堃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这位在日本接待沈尹默和沈兼士的浙江留学生许炳堃现在很少有人谈及。

沈尹默游学日本九个月后回国，在陕西居留一年，沈兼士则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继续在东京读书。1907年，沈尹默和母亲一起回故乡浙江吴兴，不久到杭州教书。马裕藻当时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与沈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门下弟子。1909年下半年，沈尹默在浙江高等学校教授掌故史，年底又结识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的陈独秀。钱玄同1910年归国后到浙江，在教育界任职。辛亥后，沈尹默、沈兼士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单不庵等人在杭州频频往来，他们很快就将北上京城干一番事业，许炳堃又有绍介之功。1913年年初，沈尹默经他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推荐，决定去北大预科执教：

大约在1912年[应指壬子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那年（1913年）2月，沈尹默抵达北京，就北大预科史学教员职，住宣武门外海昌会馆（浙江海宁古称海昌）。从此之后，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黄侃等章太炎弟子也陆续进北大教书。沈尹默将省籍（浙籍）观念支配下的势位之争提升到对自己有利的“新旧之争”的层面上来解释：“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林纾是举人，古文挥洒自如，而且已积有十几年翻译外国小说的经验，译作之丰赡非他人可比，所写序跋更是我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源头之一，教授小说是合适的人选。除了周氏兄弟，教授这门课程绝非沈尹默或其他章太炎弟子的长项。林纾被迫辞职，不免愤愤，详情见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的《林纾家书》（夏晓虹、包立民编）。

何燏时（1878-1961）字燮候，浙江诸暨人，于1905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士学位，1912年12月至1913年11月任北大校长，他的前任是严复（章士钊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未赴任）。当时教育部曾以经费紧张为由准备停办北大，严复、何燏时都是保留北大的功臣，但是章太炎弟子都是在何燏时任上涌入北大，形成帮派，说明偏爱乡人是当时的陋习。何燏时也曾遭遇学潮，北大部分学生占领教育部，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英国学者狄更生见状大惊，心中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迷思也消散了。胡仁源（1883-1942）也是浙江吴兴人，继何燏时担任北大校长，直至1916年12月，接替者即蔡元培。浙籍教授专权，是许炳堃、何燏时和胡仁源无意之中造成的。

许炳堃与何燏时同为日本留学生。沈尹默记载：“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么另一位会不会是许炳堃自己呢？近日从1997年2月德清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现代德清名人》（德清文史资料第六辑）获悉一些许炳堃的生平事迹，他的学历只能说是日本大专毕业，但是他对民国年间浙江教育和工业事业的贡献是很了不起的。

许炳堃，字埏甫，号缄甫，别字潜夫，1878年生于浙江德清，1899年考取德清县学秀才（附生），翌年赴杭州崇文书院学习，预备乡试。1903年年初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小石川区清华学校补习一年后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织选科，1907年7月结业，同年9月至1908年9月先后在东京麻布区日清纺织株式会社纺纱工场和京都捻丝工场实习，随即回国应清廷留学生考试，考取优等，给工科举人，1909年春应清廷殿试，考取一等，以内阁中书任用，在北京候补。夏，由浙江巡抚增韫奏调回浙，办理教育和实业。当时的浙江已有好几所实业学堂。1910年初冬，增韫专案奏准创办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聘许炳堃为监督（校长），负责筹建，校址设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场官弄报国寺已停办的铜元局内。1911年3月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开学，设机械、染织两科，修业期限三年，一年后校名改为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改成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制延长至四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工校已增设化学科和电机科，并添加了几个工场和实验室。许炳堃还是国民党北伐胜利前杭州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前驱，他合股创办的企业，除了纬成和虎林两家丝织公司，还有武林铁工厂（即杭州机床厂前身），专门生产提花机、力织机以及各种机械配件。工校很多毕业生是江浙一带丝绸业的栋梁，如都锦生创建都锦生丝织厂。

在爱国热潮激励下，浙江工业界人士组织报国工业会，由许炳堃任会长，《报国工业会会刊》于11月创刊（至1925年共出版六期）。是年10月工校学生沈乃熙（夏衍）与杭州其他院校学生合办提倡新文学的半月刊 《双十》（11月1日改名《浙江新潮》），由于刊发文章《非孝》被政府查禁。1920年冬许炳堃当选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前任为经亨颐。由于许炳堃为浙江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成绩卓著，1917年至1920年先后获北洋政府的三、四、五等嘉禾勋章。1924年年初许炳堃因病辞去本兼各种职务，取别号潜夫，在杭州市郊寺院休养，第二年取法名圆照，信佛茹素。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改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为工学院，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三科，保留已开办多年的附设高、初级工科职业学校。1928年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浙江大学。可以说，浙大的工科来自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许炳堃也是民国年间的浙大校长之一。

抗战期间许炳堃隐居上海襄阳南路，从此就移家沪上，但也时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他在襄阳南路寓所自设一间“佛堂”，堂内点香，墙上悬挂一帧佛像。1950年许炳堃由浙江省人民政府聘任为浙江文史馆馆员，1955年特邀为政协浙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他在杭州应该也有住处。1957年他虚龄八十岁，在杭州的八位学生、下属还为他祝寿，并摄影留念。许炳堃1962年和1964年任政协上海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沈尹默晚年在上海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在上海政协会议上，沈尹默和许炳堃是应该有交集的。

1919年的中国，有很多事件值得记载，其中之一，就是那年成立的报国工业会关于如何“报国”的想法。许炳堃的《报国工业会会刊发刊词》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古代经书，自周官《考工记》外，专言工业，盖不数觏。汉唐以还，著作尤汗牛充栋。试检列代艺文经籍各志及各种书目以观，其专言工业者，亦寥寥罕睹。晚近文化日新，思想日进，潮流勃发，继长增高。或纵谈政治，或详稽伦理，而独于人生日用所需一刻不可离之工艺，转若以泛常视之，鲜有能潜心研究者，此非他人之咎，而工业家之咎也。夫事有专职，学有专攻。我辈既从事工业教育，则兴起振导、勉覆一篑，以开为山之先声，讵非我辈之责欤！间尝默察时势，权衡夫国与国相竞之理，窃谓救国虽多途，而工业为其一。结绳以降，重译所通，盖未有不恃智创巧术以为立国之基者，其可以偏废乎！同人等不自量其蚊负之力，欲以一得之愚，贡献社会，藉效喤引，私冀一时才智之士，咸稍稍敛其精神，于吾人生活切要所在，加以研求，意者识时之彦，亦有取于斯欤。

1919年不少刊物“纵谈政治，或详稽伦理”，固然重要，但许炳堃看到“智创巧术”和“人生日用所需一刻不可离之工艺”实为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其意义更值得今人回味。实业救国的思想常见于晚清，清末新政就把讲求实业当成国策，不过民国之后，这一脉思想和实践在历史叙述中已被归入另类了。夏衍和他一些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在五四时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校长许炳堃是温语相劝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会以当时的学生为是，以校长为非。也许许炳堃在日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让他体会到救国之难。学生发泄感情，心理上满足，却会沾染偷懒、暴戾的风气，最终无益于研求工艺，增强实力。正如鲁迅在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所说：“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鲁迅全集》，第3卷，第96页）

许炳堃1965年7月1日在上海襄阳南路388弄13号病逝，享年88岁。我的小外公莫善祥也是德清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五十年代初离开杭州，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襄阳南路166弄购置了一套石库门房子，离襄阳公园不远。他在五六十年代大概常去看望同住一条街的老校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