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下这样一个不管干什么都一味追逐高速度的时代，一个作家，能够把一部长篇小说反来复去地悉心打磨近十年时间，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叶弥的长篇小说《风流图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版）所经历的，就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按照作家自己在后记中的说法，这部长篇小说起始写作时间，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她准备分别截取1958年、1968年、1978年与1988年这样不同的四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写一卷，共计完成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虽然写作过程谈不上顺利，但经过一番努力，到了2014年5月，预计中的《风流图卷》第一、二卷发表在了《收获》杂志上。只不过因为责编叶开并不了解叶弥的四卷创作构想，所以在发表时误把第一、二卷标成了上、下卷。因为我是《收获》杂志热心的读者与坚决的拥趸，所以，其实，早在2015年，早在小说发表的当时，我就不仅已经读过这部作品，而且也还在脑海里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然而，也就在2015年，当叶弥提笔准备着手写第三、四卷的时候，她却忽然发现已经发表的第一、二卷，其实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处。问题何在？依照叶弥的说法，就是思想性的不够充分。

在后记中，一向以短篇小说创作而名世，并且在这一方面颇有心得体会的叶弥，坦承自己的短篇小说一贯依赖瞬时的艺术灵感。但问题是，“短篇小说可以用此法，中篇小说也可以偶尔为之，长篇小说一定不能靠灵感写作，要用全盘的构思。”那么，构思什么呢？“构思长篇小说的思想，也就是灵魂。”“构思的过程，也就是寻找思想的过程。每一部小说里面，都包含着它本身具有的内在的思想。就看写作者是否找得到。”既然意识到了思想性的存在与否对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那叶弥的寻找也就是必然的了：“然后开始寻找我这个长篇小说里具有的思想性，并明确它。到了2017年下半年，我想通了诸多问题，我也很幸运地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里应该具有的灵魂。长篇小说的灵魂，就是人物的灵魂。”就这样，在明确意识到小说的病灶所在之后，叶弥开始了自己不无艰难的修改过程。到最后，删掉了七八万字，增补了五六万字，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模样。或许因为修改过程太过于艰难，所以，叶弥才会在后记中做详细的记载：“至此，第一卷分别修改于2011年夏、2014年3月、2017年秋至2018年春。”“第二卷分别修改于2012年夏、2014年3月、2018年春至2018年初夏。”诚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叶弥之所以要把这些相关年份都记录在案，正是要为未来留下一份精准的历史资料。“修改结束后，鉴于《风流图卷》第一、二卷已完整地表达了某种思想，主要人物也经过种种磨难开始走向开阔。它具备应有的思想容量，故事走向清晰，人物性格的塑造亦已完成，作为一部独立小说，它是成立的。”①细细品味这一段话，其中一种自得意味的存在，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毫无疑问，叶弥的自得，与她对这部前前后后差不多耗费了自己十年心血的长篇小说《风流图卷》的满意度紧密相关。那么，这部《风流图卷》到底是怎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呢？首先，从作家早在2009年初始开始小说写作时就为自己择定的1958年、1968年、1978年以及1988年这样四个不同的时间点来判断，她这部聚焦于中国当代历史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实是潜藏着某种艺术野心的。很大程度上，叶弥如此一种事关长篇小说写作的构思，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学家黄仁宇那部杰出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如果说历史学家黄仁宇尚且可以把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看似波澜不惊的一个特定年份作为切入口，相当到位地透视表达包括大明王朝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弊端与症结，那么，身为作家的叶弥，就更有理由通过若干关键性历史年份的选择，来艺术性地表达她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一种感悟与认识。在差不多长达十年之久的写作修改过程中，叶弥之所以最终把原来的第一、二卷的内容作为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且在构想中要把原来的第三、四卷内容作为另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爱·扶摇直上》出版，除了她自己已经在后记中所说明的理由之外，我个人以为，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恐怕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性质变迁紧密相关。虽然看起来只是十年一个节点，但熟知中国当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1958年与1968年，皆属于政治高压的人性被禁锢时代，而1978年与1988年，则很显然是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迁后的一个人性解放时代。作为一位试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当代历史有所概括表达的作家，叶弥对此显然有着不失精准的判断。她在敏锐意识到原先完成的小说文本存在问题后，不仅能够在修改过程中做大刀阔斧的删削与增补，而且还断然将原来构想中的第一、二卷单独处置为一部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社会不同时段之间性质的根本区别，不管怎么说都是其中不容被轻易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为这部长篇小说确立了相对宏大的思想主题之后，紧接着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作家叶弥到底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不失巧妙地切入到社会与时代的内在肌理中。除了一贯的地理标识外，我以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成长小说框架的设定。首先是一贯的地理标识，也就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吴郭市与花码头镇以及香炉山等地域性要素。花码头镇与香炉山，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叶弥的短篇小说中，虽然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但却毫无疑问独属于叶弥的小说地理标识。需要略微展开一说的，是吴郭市。一方面，吴郭市肯定是一个虚构出的地名，但在另一方面，根据叙事话语中透露出的若干蛛丝马迹，我们却也不难判断出吴郭市的原型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注意到，在第227页，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今年四月，他无意中读到一本介绍吴郭市的书籍，看到他的先人怎样在这里造了一座座园林，怎样在桃花涧里斗鸭，怎样织锦、剪纸、绣花、画扇……纯鲈之思啊……寒山寺里的钟声夜半缠绵……客船和江枫渔火……留园的鸳鸯厅里清风送爽……总之，种种吃喝玩乐和风花雪月，把他迷得神魂颠倒。”别的且不说，单只是所谓的一座座园林，再加上寒山寺的钟声，以及客船与江枫渔火，我们就完全可以断定，吴郭市的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名城苏州市。而苏州市，也正是叶弥的出生与长期生活之地。一方面，从小说提供的若干细节看，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明明是苏州市，但在另一方面，叶弥却非得要刻意地把它唤作吴郭市（实际上，从谐音的角度来看，吴郭市也可以被读作“吴国市”。这吴国，自然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苏州市，正是吴国的所在地）。这里，除了作家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障眼法之外，作家一个潜在的用意，很显然就是要借此而揭示她自身的小说创作与故乡苏州市，与那片吴越大地之间一种内在的文化关联。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大程度上，也只有苏州这片看似柔弱实则内蕴风骨的吴越故地方才可以滋养出如同叶弥这样的一位作家。更进一步说，恐怕也只有叶弥这样一位女性作家，方才能够不惜耗时十年写出《风流图卷》这样一部风格化特征特别明显的长篇小说来。

与以上这些地理标识性因素相比较，《风流图卷》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设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现身的孔燕妮，不仅承担着最主要的叙事功能，而且也还是小说中最不容忽略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之所以把《风流图卷》理解为一部具有成长小说框架的作品，其具体成长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孔燕妮。小说一开始，就借助于孔燕妮的口吻，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因素：“哪里来的雷呢？晴朗天的‘雷声’调动起了吴郭人的兴奋激动，我在半醒半梦中听得周围邻居一片欢呼，我还听到我妈那脆生生的嫩梨嗓子说：‘礼炮响啦。庆祝吴郭解放九周年啦！落后分子都竖起耳朵来听听吧！’”晴朗天里怎么会响起“雷声”？却原来，是吴郭市在庆祝本市解放九周年。既然是九周年，那就意味着这一年是1958年。此外，更意味深长的一点恐怕却在于，叙述者之所以要用晴朗天里响“雷声”来形容吴郭庆祝解放九周年，其实暗指“解放”这一事件给吴郭带来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更进一步说，叶弥专门择定这一年来开始自己的小说故事，乃因为这一年，对于孔燕妮的个人成长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年我十五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九个年头……我也在这一年开始了我真正的人生之旅，我发育来迟，今年二月十五号才来月经，乳房从青梅大小的两个硬块变得膨胀和柔软。这以后，我懂得害羞了，不知不觉地还有些矫揉造作和多愁善感。”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初潮对于女性的生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叶弥以如此一种方式展开她的小说叙事，其成长小说意味的具备自然不容否定。“当天夜里，我的经期到了，它提早了九天。我听女同学说，在情绪激动时，身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那片温暖湿润的感觉在我的双腿之间弥散出来，我马上就醒了，心中充满了神秘感和探究的欲望。窗外月色如水，宇宙寂静浩瀚。我很想知道，天地之间，一个人，一个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知道了活着是为什么，才能明白大大小小的许多事。”由于经期的到来，不仅发育来迟而且初醒人事的孔燕妮，开始对自己生命的来历生成了强烈的疑问。我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存意义的如此一种自我诘问，就意味着晚熟的孔燕妮终于开始思考人生了。

或许与她所具体遭逢的那样一个以压抑人性的自然成长为显著特征的政治高压时代紧密相关，孔燕妮的成长过程显得特别艰难。由于常宝出人预料的被枪杀，万般无奈的孔燕妮，便以剃光头的形式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我不能毁坏别人，我就毁坏我自己。我毁坏自己，也是反抗。”但就在常宝之死让她倍感恐惧的同时，来自于父母男欢女爱的那种特别动静却又让孔燕妮获得了某种不无莫名的全新感受：“等到一些粗鲁而甜蜜的声音响起，我不知不觉已是眼含热泪。这些声音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是我前世里经常经历过的声音，今生一定会在什么时候也会开始制造这种声音。”更进一步说，正是父母在一起所发出的这样一些特别的声音使得孔燕妮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这种感受让我瞬间成长。我的父母缩小成了我的小孩，我变成一个温柔善良的小小母亲，悲天悯人，宽阔敦厚。是的，我站在这里，大腿笔直健壮，内心充满力量，具有庇护亲人和一切弱小的本能。”因为，“母性的出现，就是爱的开始。”父母在一起时所发出的那种“粗鲁而甜蜜”的声音，可以说是由他们的身体制造出来的一种生命启迪。正如同由父母亲制造出的声音会影响到孔燕妮的成长一样，更进一步地，我们就可以发现，《风流图卷》中孔燕妮的成长，每每都与他人或者自己的身体紧密相关。无论是率先发育了的女友唐娜如何引导孔燕妮认识自己身体的秘密，还是两人私会时杜克如何诱导着孔燕妮去触摸自己膨胀的下体，抑或还是孔燕妮对奶奶高大进与地主“老丝瓜”之间私密场景的旁观，可以说都是如此。这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孔燕妮身体的被侵犯，而侵犯者，不是别人，正是行为一贯野蛮的体育老师赵大伟。依照赵大伟自己给出的说法，他之所以要肆意污辱侵犯孔燕妮，乃是因为孔燕妮同情反革命常宝的缘故。被赵大伟肆意污辱侵犯也还罢了，关键问题还在于，就在孔燕妮委托班主任老蒋去求助于自己母亲的时候，母亲不仅没有及时施于援手，而且还竟然一脸不耐烦地把难题推给了同样远离现场的父亲。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直到“多少年后，我总是回想当年的场景。如果我没有让老蒋去找我妈妈，而是让她去找我爸爸，或者我爷爷，那么我是不是就能逃避掉那个沉重的被污辱的命运？”如此一个突发事件，对孔燕妮精神世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自然非常严重。在母亲这里，或许正因为对此心存内疚的缘故，竟然在事发后去农村逃避了整整两个月。在孔燕妮这里，却也因此而对母亲心生情感的芥蒂。这种芥蒂，一直持续到后来母亲收养了妹妹谢燕兵之后，母女二人方才真正得以冰释前嫌：“‘不拿你当敌人了。’我向她保证。话音刚落，我浑身轻松，头脑清爽，一念之间，竟有如此转机，竟有如此效果，我仿佛从阴暗的小巷子里走到了阳关大道上。这就是柳爷爷说的吧，思维方式正确，行为也就正确。行为正确，天地广阔。成长就是这么愉快，预示着某种新的开始和美好的未来，又是这么不合时宜，就是鲁迅，不也‘一个都不原谅’吗？我不管那么多，我想相信我对生活的感受。”由对母亲的耿耿于怀，到不再把母亲当作自己的敌人，这其中，孔燕妮一种自我精神超越与自我心智成长的意味，自然非常明显。

事实上，赵大伟的污辱与侵犯，对孔燕妮的确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即使在张柔和与张风毅姐弟已经陪着她多方设法之后，她还是对此无法释怀：“但光这样还不够，我想放纵一次，我要毁灭一次，毁灭以后才能挣脱桎梏获得重生。”在这种想法的主导下，孔燕妮把一个陌生男孩半夜约到了自己的房间。就这样，“我得到了释放，我用极端方法背叛了所有，放弃了所有，我再也回不到杜克那里去了。”更进一步说：“过去的时间发生了一件强迫我身体的事，昨夜，我的身体我做了主。杜克说得对，我寻找他，有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含义，现在我知道了，我只是让我的身体只听从自己的意愿。我做到了。”这里，从强迫我的身体，到我的身体我做主，叶弥写出的，首先是孔燕妮的一种精神分析学深度。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尽管如此，孔燕妮的成长过程却也并没有能够得以完成。具体来说，她十五岁时形成的心理创伤，一直到十年之后二十五岁，已经成为“111”军医院的一名医生的时候，都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平复：“除了张风毅，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混乱和挣扎——眼睛里闪烁的火光，是一场混乱的大火。”“从五八年我蒙受厄运开始到现在，十年了，我还是没能找到人生的开始。何谓‘开始’？‘开始’是现在的安心和未来的愉悦，我还在叛逆，远没有安心和愉悦。想起未来，我的心里涌出阵阵恐惧，连柳爷爷那样的人生都落入如此结局，我越来越怀疑人生是否有开始，我们是否一出生就落入如此结局，没有开始，只有结束。如果这样，人的伟大体现在何处？如果人类如此渺小，要怎样才能接受心高命薄的命运？”所谓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找到“人生的开始”，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孔燕妮艰难成长过程的尚未完成。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十年之后孔燕妮的成长过程中，她竟然又一次遭遇到了当年的恶魔赵大伟。只不过，这一次的具体情势发生了逆转，复仇与否的主动权掌握在了孔燕妮手里。但就在“我”拿着小手枪，激动得手都抖了起来的时候，一丝理性竟然占据了上风：“我十分确定，今天打死他，不能换来我的重生。我不假思索地朝河里扔掉手枪，跑上岸，一位女孩跑来问我：‘孔燕妮，你的枪呢？’我说：‘扔在河里了。’女孩似笑非笑地瞟我一眼，说：‘扔掉手枪，也扔不掉你的过去。’她说得对，我想扔掉所有的，可惜只扔掉了一把枪。”面对着曾经给自己造成极大精神创伤的恶魔赵大伟，已然掌握有复仇可能的孔燕妮最终做出的选择，却是把手枪扔掉，却是一种精神的宽恕。从长期以来的耿耿于怀，到最后时刻的宽恕选择，所充分昭示出的，正是她的一种精神成长，是她未来重新“开始”的一种可能。

赵大伟事件之后，孔燕妮的成长过程中，又相继发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事件。其一，是孔燕妮与那位只是萍水相逢的未名湖南青年的欢爱。在那个初夏的晚上，返乡途中的孔燕妮路遇一个一路走一路为人民服务替老百姓干活的湖南青年。面对这个感觉孤单的青年，同样有着强烈孤独感的孔燕妮主动给出了建议：“你不要慌。来，你坐过来。我们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给彼此一个安慰吧。”事情发生后，孔燕妮的感觉是：“我努力辨别黑暗中他离开的身影，这位陌生人得到了我的温存，他这一生中增加了趣味和意义。而我，陌生人的温情和努力，并没让我从中得到欢悦，我的血并没有因此热乎起来，不是欲望，也不是施与，只是对信念的认同。信念有多么脆弱，信念有多么无望，我十分清楚。我是为了脆弱和无望才和他共度爱河。”虽然看似荒唐，但实则上却是两个年轻人彼此间一种相互慰藉的手段。我们从这一行为中见出的，其实是孔燕妮自己的“脆弱与无望”。而“脆弱与无望”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孔燕妮依然处于成长的困境之中。唯其如此，孔燕妮才会被这样的一种思绪所缠绕：“我在睡着之前，还得想一想，刚才那件风花雪月的事是一念为之还是早就期待？为什么我此刻心中充满忧郁？”其二，是奶奶高大进与“老丝瓜”双双自杀后孔燕妮的自杀未遂。高大进与“老丝瓜”的自杀，对孔燕妮形成了极强烈的精神刺激：“我回去的路上，忽然脚下如铅一样沉重，身体里的力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倒在泥土路上，生无留恋，眼前看到我在防空洞被赵大伟凌辱，在常宝枪决现场，王来恩的鞭炮不断落在我的头上……四面八方，鬼魅齐来。它们围拢我，窃窃私语，纷纷试探着把手指戳到我脸上，它们的手指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片烧灼过的臭味。我挥舞双手，欲打落这些鬼手，恐怖的是，被我打到的鬼手，一个变成一双，一双变成四个。我的身体被密密麻麻的鬼手所包围，它们慢慢地互相融合，就快成为一张肉网罩住我了。而我这时候还是浑身无力，双腿麻木，动弹不得。我多么渺小，多么脆弱无能，这些我不怕的东西让我现在心生恐慌。我不是一直强打精神，寻求我的重生吗？我没有重生，我只有堕落。我把精神凌驾于肉体之上，却被人、鬼挟肉体而毁。”质言之，孔燕妮幻觉中生成的这无数双鬼手所构成的，其实极类似于鲁迅先生笔端的那个充满敌意的“无物之阵”。正如同孔燕妮幻觉中所忆及的一样，正是那些生命中不断遭逢的肉体与精神伤害，构成了这个严重困扰着她的“无物之阵”。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个由奶奶高大进之死所引发的来自于“无物之阵”的强势压迫，最终迫使孔燕妮切腕自杀未遂。她的自杀未遂，正是其精神危机的症候所在。

必须看到，在孔燕妮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她的恋人张风毅曾经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在目睹了父亲与张柔和最后的分手一幕之后，孔燕妮的内心世界被一种熟悉的忧伤占领。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她给张风毅写信，并在信中讲述了那个初夏夜晚发生在自己和那位陌生湖南青年之间的故事：“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一件事，我含糊地说，今年初夏，有一个夜里，我碰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也许是我被他不屈的理想所感动，也许是我内心太孤独、太虚弱……总之我想要温暖，也想给别人温暖。于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就像十年前那样，那一次是你带我去的，你想让我忘掉所受的伤害。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受伤害，也许是我自己在伤害自己。”“我最后毫不犹豫地写道：我不忠于自己，也不忠于他人。且不后悔。我该如何评价我做的这件事？”请注意，一直到这个时候，为孔燕妮所反复纠结的成长抑或“结束”与“重新开始”的问题，都与她的身体紧密缠绕在一起。对孔燕妮纠结的彻底解决产生了根本影响的，是来自于张风毅的理解与信任：“我收到张风毅的回信，他信里只有一句话：你是自由的——在任何时候。落款是：爱你的张风毅。”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当张风毅强调孔燕妮拥有自由权利的时候，他绝不仅仅只是在强调孔燕妮可以随意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同时其实也更是在强调一个人思想的自由。道理说来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很难想象，一个思想上总是缩手缩脚的人，竟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所谓身体的自由，实际上也就是思想的自由。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更为充分地理解叶弥关于小说结尾的处理。到小说结尾处，孔燕妮、张风毅他们一伙人结伴去看著名的钱塘江大潮。首先是张风毅指着潮水要求孔燕妮大喊一声，我是自由的。然后是孔燕妮的犹疑：“我说：‘我不敢喊，我没有得到重生之前，不敢喊这句话。”面对孔燕妮的犹疑，张风毅鼓励到：“你已经重生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就这样，在张风毅的启迪与鼓励下，孔燕妮终于面对着潮水大声喊出了“我是自由的”。更进一步地，孔燕妮还把同样的话语也送给了张风毅：“这一声是对张风毅喊的，是我对他的承诺。他承诺过我，我现在也承诺他了。”事实上，也正是在孔燕妮与张风毅他们两位观潮时互动的基础上，小说终于以如下一段极富哲理意蕴的话语结束了全篇：“给予别人自由多么幸福，喊出承诺的一刹那，我如在天堂，心中充满平静，我追逐情欲、爱、思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属于我的平静。”事实上，等到孔燕妮终于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确认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她那漫长且充满曲折意味的生命成长也就宣告完成了。只要通读全篇，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叶弥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情欲、爱、思想，可以说都是三位一体的。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到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了人物的身体因素上。

尽管叶弥在《风流图卷》中力图把时代推到比较遥远的程度，但在上下两卷中，却都有着时代背景简洁性介绍文字的存在。比如上卷的第122页：“从去年到今年，国家的事情很多，走马灯似的，一件连着一件，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反右派’运动，‘文化革命’运动（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政府在农村开设澡堂，取消城市的舞会场所，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对粮食和各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比如下卷的第244页：“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昔日安静的吴郭城内变得无比喧闹，锣鼓声时不时地响起，庆祝‘停课闹革命’，庆祝‘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庆祝‘打倒一切’，庆祝‘毛泽东思想吴郭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各个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再后来连砸烂某中学的一块劝学匾、怜花巷改成反修巷、剪烂某演员的高跟鞋也要敲锣打鼓庆祝一番了。”虽然只是极其简洁的事件罗列，但仅仅是这些事件的罗列，就已经把当时那样一种以人性的禁锢与钳制为根本标志的时代特征不无形象地渲染表现出来了。很大程度上，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女主人公孔燕妮，其生命成长过程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艰难，与她所不幸遭逢的如此一个以禁锢与钳制人性为能事的时代紧密相关。究其根本，孔燕妮的成长，正是在身体欲望与社会禁锢的严重碰撞中渐次完成的。

阅读《风流图卷》，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叶弥在进行描写时笔触的任性与汪洋恣肆。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如此一种任性与汪洋恣肆的笔触，作家方才格外成功地刻画塑造了包括柳家骥也即柳爷爷、奶奶高大进、常宝、陶玉珠等在内的一众行为举止看似多少显得有点怪诞不经的人物形象。面对着畸形政治时代的社会禁锢，这些人物形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不无惨烈的对抗。首先，当然是身为孔燕妮父亲孔朝山干爹的柳爷爷。柳爷爷可以说是当代一位有着突出名士风度的知识分子形象。只要我们认真端详一下他的朋友交往圈，就不难发现他社会政治身份的非同一般。“我没理他，继续朝下念：‘陈从周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在同济大学里接受大家的批判。汪曾祺、丁聪、聂绀弩也成了右派。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画土豆。丁聪和聂绀弩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储安平被送到长城脚下去放羊，听说日子倒也还好，天天用铁罐子装羊奶喝。还有吴祖光，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今年他也被押送到北大荒了。你还记得许宪民的女儿彭令昭吗？许宪民带着这个女孩子来看过你的。你记得吧？这女孩子后来考上北大中文系，改名叫林昭，她也成了右派了……’”这一封由孔燕妮读给柳爷爷听的信，是她的父亲孔朝山游历一番，拜访了若干柳爷爷的老朋友之后，专门写给干爹柳爷爷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信中提到的陈从周、汪曾祺、丁聪、聂绀弩、储安平、吴祖光以及林昭等，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可谓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叶弥之所以要让这些实有其人者成为柳爷爷的朋友，一方面的可能，是要强化柳爷爷这一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却也隐隐约约地暗示读者，身为市政协副主席的柳爷爷这一人物形象，极有可能是存在真实生活原型的，尽管我们的确无从猜测这位生活原型究竟是哪一位。但不管怎么说，有生活原型也好，没有生活原型也罢，柳爷爷在那个讲究齐整划一的集体时代对自我个性的坚持，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我们注意到，针对孔朝山信中所提及的以上一众朋友，柳爷爷曾经给出过这样的一种说法：“你不要朝下念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的这些老朋友小朋友，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生活的兴趣……”关键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柳爷爷，不仅如是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如是做。一方面，他的确没有主动介入过所谓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诚所谓“食色性也”，一直把享受生活当作自己最高人生追求的柳爷爷，除了讲求美食之外，就是对美色不管不顾的追逐：“他洗头发要放自制的玫瑰花油，给鼻子使用鼻烟壶。喝茶用的是大彬紫砂壶，冬天的暖手炉是张鸣岐的，压书用一块碗口大的羊脂白玉。口腹之欲不用说了，裤裆里的家伙也从不克制。每天还要有中草药泡脚丫。”尤其后一点，更是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与年幼的定彩姑娘之间。唯其如此，柳爷爷才会成为孔燕妮的母亲，一位可谓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谢小达的仇恨对象：“听了柳爷爷的话，我想，柳爷爷有时候说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我妈妈不喜欢他，不愿意和他来往走动，所以我也不大能多听柳爷爷的惊世骇俗的教导。我妈妈敬重的人，是《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鸡毛信》里的张连长，《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董存瑞》里的赵连长……他们艰苦朴素，胸怀世界，胸有无边疆土。而柳爷爷贪图享受，没个正经。我妈认为，柳爷爷的身体，从头到脚，他都认真对待，唯独不会认真改造他的旧思想。”质言之，柳爷爷与革命者母亲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是，一个要身体，要生活，另一个却只要灵魂，只要所谓纯洁的革命。尽管在柳爷爷的理解中，自己并不招谁惹谁，只是一味地坚持着自己长期养成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格调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那样一个政治凌驾于一切生活事物之上的时代，即使你拼命想方设法地试图远离所谓的政治，这政治到头来也会径自找上门来。具体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无意间冒犯了所谓革命的尊严而已。结果，就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柳爷爷果然惨遭劫难：“原来柳爷爷的朋友柳亚子前天病逝在北京，晚上，柳亚子的亲属通知他参加哀悼会，但是昨天下午他又接到一个电话，向他宣布了一个决定，说柳亚子的哀悼会请他不要去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问对方是谁，电话就挂了。他心里一紧，有点不好的预感，就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探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他可能会被市里定为‘右派’，而且也是本市最大的‘右派’，还要连降三级行政级别。他倒也不怕，想大半辈子吃喝玩乐，也值了。”听闻即将被打入政治另册的消息之后，柳爷爷便开始整理自己的收藏品：“‘廿八斋’里，柳爷爷让定彩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盘点家里值钱的东西，自己用毛笔一一登记在册……做好这事已是天亮，柳爷爷却精神抖擞，他把册子给了定彩，说不久就会用得着，国家可以用它赚点外汇，换些粮食回来。对于他的这些收藏，他喊了一句不吉利的话：‘我享受你们也够了，该让别人来享受你们了。’定彩说：‘你索性把我也送出去吧。门口那癞皮叫花子，他还没老婆呢。’”未料情况果然如此，过了不几天，就有一位自称公安局余科长的人登门宣布柳爷爷必须去参加劳动改造：“这人站了一阵，突然对我爷爷大喊：‘柳家骥，你听着，我是公安局政保科的，姓余，科长。今天晚上六点钟在体育馆门口报到，上车到漂湖农场劳动改造。听好了，只允许带自己的替洗衣服。’说完，扬着脸就走了。”没想到，等到柳爷爷依嘱来到漂湖农场报到的时候，方才发现，却原来，那位余科长纯粹是谎报军情，柳爷爷根本就不在劳动改造的名单之中。“这样柳爷爷才得以在七月二十号晚上返回家里。其时他光脚穿了一双不合脚的草鞋，身上只穿着白夏布汗衫和短裤，手表送给那位管教干部了，皮箱给另一位干部了，花麻大褂、灰麻绸长裤、皮鞋和袜子都给犯人扒了去。”但即使是如此一种看似子虚乌有的谎报军情，却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政治形势的不容乐观。事实上，也正是面对着这样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对时事早已洞若观火的柳爷爷，才毅然地采取了抱着昙花纵火自焚的自绝行为：“柳爷爷抱着那盆将开的昙花，正端坐在柴堆上……柳爷爷说：‘退后去。你不要再碰我的柴火。’他忽然隐到火里去了，从火里传出一句话：‘我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改造”二字。’说完就无声无息了。这句话，算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遗嘱了。”但千万不能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即使在纵火自焚之前，柳爷爷也没有遗忘和定彩的男欢女爱：“柳爷爷见到将开的昙花，精神大振，一把拉了定彩甩到床沿上。那定彩的大屁股刚碰到床边，两条腿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用了全身心的力量，那腿竟打开到不可思议的角度，几乎成了一百八十度。”一个人，能够在毅然决定赴死之前，仍然从容不迫地行男女之事，柳爷爷其实是在以如此一种尊重生命的方式，在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禁锢做强有力的抗议。

然后，是那位身世说起来很是有些传奇色彩的奶奶高大进。生性习惯于追逐时尚的高大进，三十七岁的时候就抛家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去了。没想到，在延安，由于三角恋的缘故，无意间失手杀死了情敌小张娃娃，结果被“保留党籍，削职回家，参加当地的革命运动。”出示回到家乡的高大进，依然保持着革命的惯性，把自己家以及夫家的土地和财产全部都依照革命的要求分给了穷人。具体来说，她从一位可谓是大公无私的革命者向生命享受者的人性蜕变，是在喜欢上“老丝瓜”之后开始的。“老丝瓜”原名大司，本来是一个地主的儿子。没想到，由于父亲死的早，所以，“就把他本人定了地主，‘土改’时定的。家财都分光了，就一间屋子和他妈、老婆三个人住着。”到后来，由于岳父家也是大地主的缘故，他老婆也自杀了。只剩下“老丝瓜”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这个人之所以被称之为“老丝瓜”，乃是因为他虽然老了但却依然厉害（其实也就是生命力的强盛与坚韧）的缘故。很大程度上，正是“老丝瓜”在奶奶高大进生命中的出现，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一个是有着光荣人生履历的革命者，另一位却是被打入政治另册的地主分子，高大进和“老丝瓜”之间的如此一种跨越阶级界限的感情，自然为当时的社会禁锢所不容。就这样，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时候，由于这种跨阶级的感情，再加上奶奶曾经的曲折人生经历，他们的被批斗被折磨就无法避免了。面对着如此一种在劫难逃的命运，高大进与“老丝瓜”坦然地选择了以双双自杀的方式弃绝人世：“我奶奶找了草纸和一截铅笔，写了几个字：‘各位亲朋好友，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随手塞进口袋，然后倒了一碗温开水化开砒霜，忽然怀疑起‘老丝瓜’：‘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回去吧。’‘老丝瓜’说：‘迟早是一个死，早几天又何妨？没有你，我活着没有意义。再说你一个人到那边去，没有我陪着，我也不放心你。你这人风风火火，丢三落四，没我怎么行？’”就这样，奶奶高大进和“老丝瓜”一起，用实际的行动为自己的一部风流史画上了终结的句号。

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展开分析的，是那位因王来恩的检举告密而早在一九五八年就被处决了的护士常宝。“那么王来恩为什么敢写具名的检举信？王来恩写的时候想：他妈的，我怕谁？常宝没爹没娘，没儿没女，连丈夫都没有，打起架来她都找不着人，不怕她。写好了信，她黑灯瞎火地去扔在了老杜的院子里，然后，他还顺道去看了常宝。他敲常宝的窗户，隔着窗子，把他写检举信的事告诉了她，说了检举的内容。最后说：‘说起来我也是革命的功臣，可你他妈的从来没正眼瞧过我……叫你张狂？人模狗样的。还以为自己是满汉全席，人见人爱呢。……不多。’”由以上这段叙事话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检举者王来恩一种见不得人的猥琐心理的存在。常宝本来是医院里一位特别讲究生活品味的漂亮女性，王来恩长期觊觎却无法得手，只因为常宝平时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就此而言，王来恩的检举，其实是典型不过的一种挟私报复行为。他的检举，对常宝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样，也才有了常宝后来自杀未遂，被孔燕妮父亲救起这样一种情节的发生。既然已经被检举，那接下来的故事肯定也就是常宝的被批斗：“第二天下午放学回来，我看到医院的运动场上坐满了人，整个部队医院的医生战士加上家属都在这里。常宝的头颈里挂了一双男式破球鞋，站在前台接受批斗。她披头散发，露出的脸面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多少带有一点滑稽色彩的是，常宝邻居们所谈论着的她的罪行：“常宝的邻居们对前来调查的人员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第一表现在穿上，第二表现在吃上，她经常拿一只小锅子煲各种营养汤吃。因此，这个小锅子也有罪，要与她一起接受批斗。批斗小锅子？是的，批的就是它！常宝是资产阶级的话，它就是资产阶级帮凶。常宝是反革命的话，这只锅子等同于反革命家属。”只因为曾经煲过各种营养汤，所以连同一只小锅子也要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帮凶而受到批判，这就是那个畸形政治时代的荒唐逻辑。被批斗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到最后，常宝竟然就因为王来恩如此一种简直就是莫须有的检举而被处决，而付出了特别惨重的生命代价。那么，常宝到底因为什么行为而被王来恩检举呢？只有到了事发之后，孔燕妮才从女友唐娜那里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杜院长，我有一件事向你汇报。我今天下午，看到常宝在她的屋里，叉开双腿，把她那个生孩子的东西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她不好好改造自己，反而用这种方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这封信一式三份，一份给你，一份给市政府领导，一份给公安局，你要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明明是一种毫无羞耻感的偷窥行为，到头来却变成了王来恩的无端诬告。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偏偏就是这种诬告会发生作用，到最后，常宝获致的罪名居然是：“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用卑劣的手段发泄反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但千万请注意，针对常宝的行为，在小说中作家叶弥也非常巧妙地借助于唐娜之口给出过相应的评价：“她死了真可惜。其实，人家在家里晒太阳，晒什么东西，别人是管不着的。”明明是一个人的隐私行为，到最后却充满诡异色彩地导致了这个人的死罪，这，就是那个畸形政治时代发生的一出荒唐闹剧。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忽视的一点是，常宝的获罪竟然同样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缘故。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柳爷爷、奶奶高大进与常宝他们几位的死于非命，其实都跟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极端珍视与爱惜紧密相关。事实上，倘若我们要为叶弥的这部《风流图卷》提炼概括若干关键词，身体恐怕是其中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语词。说到身体，另外一个必须被我们提出来加以专门讨论的命题，就是叶弥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孔燕妮的男友张风毅设定为《曼娜回忆录》也即《少女的心》这一手抄本的作者：“这一天晚上，张风毅默默地思考他那些不成熟的想法，神游天外，忽然手中的笔就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曼娜回忆录》几个字。这几个字帮他打开了思路。曼娜是他的隔墙邻居，或者是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女同学……不管这个曼娜是谁，她一定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她的个性像孔燕妮，可爱、独立，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他要告诉世人，这位了不起的女子怎样为个人幸福而奋斗，怎样在严苛的环境下伸张自由的精神。当然，她还必须承担教化男女的任务，就像干娘一样……”只要是从那个不正常的畸形政治年代走过来的朋友，就都知道，《曼娜回忆录》曾经是那个年代广为流传的一个手抄本，曾经因为其中对曼娜的性描写而被看作是黄色小说。正如同前面曾经提及过的柳亚子、吴祖光、林昭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样，在这里，叶弥又一次巧妙地把真实存在过的事物，嫁接到了《风流图卷》这一小说文本之中。嫁接倒也罢了，关键在于，这一被嫁接的真实文本为什么不是别的，而是《曼娜回忆录》呢？事实上，只要我们把《曼娜回忆录》与柳爷爷、奶奶高大进、常宝、陶玉珠、孔燕妮以及张风毅这一众人物形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叶弥的主旨其实就是要试图对人的身体或者干脆说就是肉体有所张扬与表达。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疑问，那就是，叶弥的这部长篇小说既然被命名为“风流图卷”，那么，究竟何谓“风流”？或者说叶弥心目中的“风流”究竟应该作何解？结合我们前面所进行的文本解析，以我所见，叶弥此处的“风流”，其实首先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男女风流韵事的那样一种肉体意义上的“风流”。从这一方面来说，唯其因为他们身处于一个禁欲主义大行其道的畸形政治年代，所以这一众人物形象肉体上的张扬才具有突出不过的叛逆与反抗的意义和价值。但更进一步说，除了所谓的肉体风流之外，更重要的，恐怕却是精神层面上的“风流”与“风骨”的意思，是对思想自由与个性独立的一种坚持。无论是柳爷爷的纵火自焚，还是常宝的被枪决，抑或是奶奶高大进与“老丝瓜”的双双自杀，包括陶玉珠、孔燕妮以及张风毅等在内，这些人物形象身上都突出地体现着一种与那个社会禁锢时代相对抗的精神风骨。更进一步说，这些人物形象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以任性、怪诞与放达为显在标志的所谓名士风度来。究其根本，假若说当年的阮籍与嵇康他们是在以如此一种任性、怪诞、放达的行径来对抗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的话，那么，叶弥《风流图卷》中的柳爷爷、奶奶高大进、陶玉珠、孔燕妮、张风毅等一众人物形象的看似不合常理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做如是解。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叶弥这样一位看似柔弱的女子，能够在《风流图卷》这部长篇小说中写出一种坚硬、刚强的精神风骨来，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向她表达最充分的理解与敬意。

 

注释：

①以上所引内容均见《风流图卷》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2018年12月19日晚23时3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