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个春天，文坛老将集中发力，喜抽新芽——86岁王蒙捧出新长篇小说《笑的风》，78岁冯骥才再续《俗世奇人》，多年写乡村生活的贾平凹在第17部长篇《暂坐》里转向城市，刘庆邦再度将文学聚光灯投向黑黢矿山，周梅森继《人民的名义》后谱写姊妹篇《人民的财产》……无论是坚守擅长的现实题材继续开掘，还是从既定的写作风格版图中辟出一条新径，这群“长跑高手”深凿生活和时代的泉眼，勾连出当代中国文坛笔耕画卷中的醒目风景。

倾听普通人的心跳，不愿错过“小说黄金时代”

去年底，王蒙中篇《笑的风》首发《人民文学》，后被多家杂志转载，“写完了却没放下，出现了一个在我写作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发表后的小说又把我自己‘抓住’了。”王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又花了两个月增写了近五万字，一次次摆弄捋理了全文，最终成为现在的“升级版”长篇，单行本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小说通过讲述作家傅大成的婚恋故事，以多变的视角与活泛恣肆的语言，借普通人的命运起伏盘点中国近70载风云际会，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处处饱含时代标志性信息。“《笑的风》内容多，留的余地也较多。你可以理解为是风送来的笑声，也可以说风笑了，也可能说笑乘风来，也可以说风本身是笑的。我从上一个发表的文本中，发现了那么多孕藏和潜质，那么多生长点与元素，那么多期待与可能，也还有一些可以更严密更强化更充实丰富的情节链条因果、岁月沿革节点、可调整的焦距与扫描。”聊起挚爱的文学创作，自诩“高龄少年”的王蒙语气中透着昂扬——我们赶上了到处有戏的小说黄金时代，“许多故事等待我的修饰，等待我的投入，我必须再加一大把劲，延伸，发挥，调节，加力，砥砺，制造真正的新长篇小说。”

同样聚焦时代前沿和现实题材，作家、编剧周梅森即将推出《人民的财产》。“如果说《人民的名义》是命题作文，那么《人民的财产》是我一生最渴望写的作品。”他说。这一次，作家把洞察人性的背景从反腐现场转移到国企改革一线，小说讲述了京州一家有着80年壮阔历史的大型企业腾挪发展的故事，从中管窥转型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

重返文学起点，新答卷带来何种新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名家新作中，有的作家试图跳开大众熟知的写作轨迹，或是切换书写视角，冥冥中呼应了自己多年前的文学起点。

比如，贾平凹新作《暂坐》以西安为背景，尝试呈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描摹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在心灵上彼此依偎的单身独立女性群像。“我写的多是现实生活，最早写家乡，后来扩大到整个秦岭地区，不过都绕不开农村。但我在城市生活40多年了，除了《废都》，几乎没写过城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高兴》不算城市题材，写的还是农民工生活，所以《暂坐》是写城市的久违新作。”

近年来以短篇和非虚构为主的刘庆邦，重新将目光投向他文学生涯的“起源地”——煤矿题材。从事创作近50年，刘庆邦发表的第一个短篇、第一个中篇、第一部长篇小说，都离不开煤矿题材。“这与我的矿工生活经验和长期保持与煤矿的紧密联系有关。矿工生活是我文学创作的一口井，井里有我取之不尽的能源，我一直在往深里挖。”刘庆邦告诉记者，煤炭在地下埋藏得越深，纯度就越高，发热量就越大，他希望自己的小说也是这样。于是，长篇小说新作《女工绘》展现出富有时代感的画面：一批结束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女工，走进古老沉寂的矿山，山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发，春风荡漾。她们的爱情是顽强的，如向上的生命不可遏止，压抑中的诗意，构成了后知青时代女工群像“大观园”。

有别于此前《断层》《红煤》《黑白男女》组成的“煤矿长篇三部曲”，《女工绘》更侧重女性视角，以女矿工华春堂找对象的曲折过程为主要线索，对比性地连缀起众多女工的不同命运，有辛酸也有温暖，有命运的重压也有人性的尊严，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浓郁 “津味”跃然纸上，地域书写如何出彩

“《俗世奇人》里这些人物个个标新立异，只好上来一个写一个，不觉间又是18篇。”谈起为何续写《俗世奇人》系列，出生在天津的冯骥才毫不吝啬对“天津这地方那些非凡的凡人”的偏爱，而“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对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

前不久出版的《俗世奇人（叁）》，延续了“壹”“贰”的风格，18个小故事串起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奇人异士，他们强韧剽悍的性格瑕瑜互见，无不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文字短小精妙。光看目录“大关丁”“告县官”“崔家炮”“弹弓杨”“棒槌壶”等，加上冯骥才为该系列手绘的18幅插图，冯式“津味”扑面而来。而冯骥才全新随笔集《书房一世界》则辑录70余篇精妙短文，皆以作者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娓娓道来，串联起人生细节，邀请读者走进他的“心居”。“对于作家，惟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

如果说20世纪八十年代后，冯骥才、林希等以天津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市井掌故为基本故事要素，引领文坛市井写作风潮，那么第二代津味作家代表王松，则承上启下书写天津风俗文化与人性地理。他的长篇新作《烟火》从天津老城北门外“侯家后”胡同讲起，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百余年。浸润着天津市井文化的各色小人物，如做拔火罐儿的老瘪、刨鸡毛掸子的王麻秆儿、狗不理包子铺的高展柜等，交织成一幅地域长卷徐徐展开。“这部作品琢磨透了天津风俗文化与人性物理，一切用满是津味的细节说话。”《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评价，从整个市井题材的创作史看，《烟火》在对世道和各种生命迹象的充分容纳之上，对人的内心之“正”的追索，是有大成气象的。而这“正”，正是透过机言巧语、穿过求生苟活、浸过世道杂味的天津人的底色和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