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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叙事一直是中国作家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频繁采用的文本形式，《金瓯缺》《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重要作品均是如此。这些小说将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变局，浓缩于某一家族、家庭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际遇中，以人物命运的转折起伏来折射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如今，凸凹的《京西之南》堪称这一类作品的最新收获。这部小说由一则极具创世寓言意味的故事开启，讲述了古姓一家人扎根于京郊榆林水村后的家族史，作品以古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政权建立、土地改革、“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年代的经历为线索，以虚实结合的笔法，讲述了近百年来发生在房山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

家族史叙事的作品中，一般都会把某一人的命运作为家族兴衰的核心，这样的人物塑造成功了，整部作品的故事脉络和文学品质就具备了扎实的支撑。《京西之南》中，承担着这一功能的人物显然就是古月。小说中，他的父亲被汉奸杀害，大哥因怪病早逝，弟弟、侄子被日寇的大炮炸得粉身碎骨，嫂子在自残肢体后独自栖身荒屋，这样的情节设置，给这一人物的命运镀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感。然而，他不但没有被苦难命运压垮，反而越发呈现出乐观昂扬的人生姿态。家园被毁、亲人遇难后，他加入了抗日队伍，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却在家乡即将解放的时候，因为擅自行动违反军纪而被处分。他丝毫没有因为失去了看似光明的前途而懊丧，反而精神百倍地和妻子乔祺燕回到家乡，并一起建设家乡。

作品里关于抗日战争部分的叙述，作家更多依赖于历史资料。而当故事进入到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就有了更多的在场感和地域性。在和平年代，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得到了更多的展现，语言更加鲜活饱满，情节也更富有生活气息。这时出现于小说中的吴春山、白鼎轩等人物，有的生长于本乡本土，有的则是在时代和命运的裹挟到这里。古月作为转业而来的当地基层干部，此时他的身份其实兼具双重意味，既是“京西之南”发展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又是一名因为军旅生涯而有了某种外部性视角的观察者、评价者，“（他）已不再是警卫员出身的一介莽夫，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时势的造就、土地的涵养、人民的哺育，使他成了一名有思想、有韬略、有政策水平，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基层领导者，他的生命有了质的变化。”于是，作家可以更加灵活、从容地借此人物，艺术化地展示出对历史过程的思考。

“文革”中，古月被遣送回榆林水村劳动改造，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退缩，反而觉得“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草药，既可以治病又可以打牙祭”。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他为了多为农民干实事儿，虽已退居二线，却心甘情愿听从老首长的召唤，来到邻省的田间传授农村工作经验。

从人物的经历来看，古月这一人物显然有原型，他的身份、职业、经历和普通农民相比固然有其特殊性，他在部队上、在县一级领导岗位上的种种经历，更是远在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之外的，这正如他对老领导刘秉彦所说的，“从榆林水村到县城，有近二百里的路程，如果不是跟着您在队伍上干过，做梦也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个地界”。但是，恰恰是因为他的经历的复杂性和身份的多元性，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冲击的承受者，作家正是通过呈现他面对苦难时的姿态，集中体现了“京西之南”的人们的秉性和气质。

除了用自己的命运来结构全篇，古月的作用，还在于通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出场，引发出对新一轮社会形态的变迁的描述，并引出更多人物的出场。例如，在抗战时期，他参军入伍，也带出了八路军旅长刘秉彦和卫生队护士乔祺燕。前者是他毕生的导师，后者则成了他的妻子。而乔祺燕作为医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她在京西建设医院、服务农民的过程，其实也是建国后地方建设的缩影。

当然，对古月在叙事功能上的论述，并不意味着否认古月这一人物自身的生命力。实际上，他的个性是极具层次感的。如果说整部作品中上百个正式出场人物的性格，组合起来可以从不同侧面呈现京西人特有的性格特质，那么，古月的性格，就是京西人个性的集中体现。在他身上，北方山区农民、八路军战士、农村基层干部等多重身份实现了有机融合。而且，他的生命里，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倔强果敢的生命力。就像作者借白鼎轩的视角所看到的，“这个古月，虽然已经是县政府的领导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有农民的粗俗和朴素。”小说中，古月对于战争年代中的枪伤和在批斗中的摔伤，始终是在“快活地承受”。

很多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往往被作家赋予阐释自己的历史观的功能。但从《京西之南》来看，作家对古月的创作意图显然不止于此，小说实际上通过古月这一个人物撬动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情节，通过蛛网般的辐射效果，刻画出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并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整个京西的历史面貌、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这样的叙事结构，无疑为今后的家族史题材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