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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壮族作家赵先平创作的《穿过密林》为例，比较新世纪背景下革命历史叙事与 1950-1970 年代红色经典小说的异同，通过对文本的地缘性、民族性审美特征的分析，揭示了新时期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发展线索，同时，红色叙事研究应从文学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整体关联的角度来辩证地认识革命历史叙事因为“艺术性”缺失而被贬低的学术偏失。基于创作主体生存的时代环境的变化，将革命战争中的矛盾冲突还原成文化的冲突、人性的冲突，将不失为新世纪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寻求突围的审美向度。

关键词：赵先平《穿过密林》 红色经典 革命叙事

红色经典涵盖的意义非常广泛，既包含 政治、伦理、信仰、道德等范畴的文学想象， 又指向民族精神结构以及历史形态的乌托邦 想象。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小说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成长。红色叙事在 1950-1970 年代成为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潮。 然而，新时期现代主义理论背景下，“红色经典”的概念在批评视野中通常因为其宏大叙事的特征而带有某种贬义。1990 年代怀旧氛围中红色经典再次走进人们视野，迎来了价值重估的机遇。如果从超越文学的角度，确切地说，从文学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整体关联的角度来看，红色叙事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其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以建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为使命的主旋律文学，红色经典具有传承民族精神、统一价值认同并以此树立国家威信的文化功能。基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审美独立性的认识，如果说红色经典小说是其所诞生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审美呈现，那么，作为一部地方革命历史小说，《穿过密林》同样是一部力图与新时代背景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尚相呼应的主旋律作品。它讲述了一代充满理想和斗志的青年在左江地区参加革命斗争，一步步成长为革命组织者、领导者的辉煌历程。

一、边地革命历史叙事与红色经典小说的同源性分析

当代文学史上，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但融入少数民族元素、边境地域元素的红色叙事似乎并不多见。赵先平企图在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学表达中定位选题的价值诉求。广西左江流域地处中国西南边 陲，但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的革命形势也曾风云激荡，当地壮族人民群众中的先觉者 同样怀有崇高的革命情结。因此，边地革命史的书写在继承红色经典美学基因的同时，也不乏基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审美开拓。赵先平革命历史叙事的观照角度，正如小说标题和封面所蕴含的精神指向那样，穿过边缘的“密林”地带，就是为了迎来一缕新生的阳光。这个意义上，主旋律的叙事主题、地缘性的叙述视角是《穿过密林》的主要叙事特征，构成了关于这部小说叙事美学进向的重要线索。

边地革命传统构成这部小说叙事的精神原动力。大新县志记载，1929 年 11 月，中 共中央特派员邓斌（小平）从右江出发，经过雷平去龙州开展革命活动。1不久，革命活动初现成果。1930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到达雷平县太平街，活捉土官李德普，宣讲革命的道理，还把十多只步枪送给当地自卫军。太平街青年周珍光等六名青年参加了红军。2《穿过密林》的叙事资源显然来源于此。革命文化形成左江地区革命传统，构成了 1940 年代中后期青年一代革命者觉醒和成长的精神动力。从叙事结构来看，这部小说中的革命故事是借助明暗两条线来铺开的。一条线围绕林月亮、杨美河等进步青年在 1940 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活动展开，作为主线贯穿主体故事的发展。他们组织读书会、秘密农会做思想动员工作，组建左江支队，并通过统战工作策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周炳南，最终成功发动了平圩起义。另一条线是发生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左江地区的革命活动，作为暗线或者副线参与叙事， 与青年一代的革命活动形成审美想象的互动，并在伦理意义上为壮族青年革命志向的生成提供了精神逻辑。

林老三、杨忠仁、何建昌、黄铁匠结成“四老同”，他们参加过红八军赤卫队，名震黑水河，左江一带尽人皆知。老一辈革命者的斗争虽然失败，但为后一代人前仆后继的革命意识的形成树立了道德伦理的高标。在小说叙事中，作者再三提到前辈革命者在红军时期埋藏的一百多只步枪和几十箱弹药，从叙事功能来说，这些武器不只是在林月亮们革命活动的紧急关头发挥实际作用，更是两代革命者精神接力和传承的象征。同时，家族史与革命史并置的言说方式与《红旗谱》 《三家巷》等红色经典具有同源性。不同的是，就后者而言，革命伦理是超越并颠覆家族封建伦理的。革命的结果是原有亲属关系的破灭。因为“阶级论所追求的正义，是一种人为的德性而非自然的德性，红色经典中包含着人为德性对自然德性的超越”3。前者并不“人为”地强调“阶级论”，而是在家族革命传统精神的传承意义上锲入家族叙事的。这种时间线索维系着小说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革命历史的文学想象。因此， 超越或打破现成秩序、建构乌托邦世界的意义空间，不妨可以看作是作者向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

与红色经典一样，《穿过密林》在精神气质上同样秉承了中国古代文学想象中慷慨悲歌的传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气节，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的生命哲学等传统民族精神，构成这部小说中最显著的伦理标识。这与作者对地方“革命者”的理解有关。与麦家写作中对秘密工作者所怀有的崇敬心态一样，赵先平的写作无异于一种“祭神”活动。孔子“祭神如神在”包含了对信仰者的一种预期：祭神者要保持对“神”的崇敬之心。作者正是怀着对英雄的敬仰之情来处理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的。赵先平说，“在创作《穿过密林》时，我试图塑‘神’：林月亮、杨美河、黄谷流等人身上都有‘神’的影子和意味”。4小说开篇就从林月亮学武练就的耐打的“奇功”写起。街头仔的拳打脚踢不但没有让他疼痛难忍，反而使他快感如潮涌。在作者略带陌生化的叙述中，这个形象一开始就让读者感觉非同寻常。小说后面，这种“神”性体现在林月亮的智慧和谋略方面。尤其在桂林军校学习 后，林月亮逐渐走向成熟，成长为经验丰富的革命者。成功营救小学教师马忠出狱后，作者借助当地群众之口发出赞叹：“林月亮 和杨美河真是神仙下凡，救命恩人来了！”5作者塑“神”的人物观使人想起红色经典小说中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大上”的“神化” 处理。当然，塑“神”的审美诉求并未使作者遵照红色经典套路，把人物放在紧张激烈的大规模战争和冲突场面中进行道德和伦理 的拷问，而是落实到壮族青年走向革命的日 常细节描写中，并通过土匪、基层官员为了求得自我生存空间互相勾结、各怀鬼胎的描绘，反衬出打入乡村政权中的“白皮红心”革命者的英勇、智慧与正义。

在人物处理上，这部小说与红色经典并不完全相同。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开放程度不同，现今“小时代”与五六十年代时代语境迥然有别。创作主体理解“革命”、观察“历史”的心态和视角也会有所差异。红色经典叙事中，创作主体对人物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英雄”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而新世纪时代语境下，创作主体对人物的理解发生变化，虽然革命者仍然是崇高人性的化身，但作者抛弃了红色经典中脸谱化的人物处理模式，而强化了关于革命者的成长、 成熟的渐变过程的描写，所以“英雄”的形 象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二、以地缘性与民族性凸显边地叙事风格

从上文对《穿越密林》与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叙事的同源性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讲述革命历史故事在诸多方面的异同。如果说上文在主题、人物、结构的处理上与红色经典进行了比照，那么，下文就这部小说所凸显民族性和地缘性的叙事风格进行分析。与红色经典对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呈现不同，赵先平把叙事时空选定在桂西南的黑水河一带，抓住了叙事空间的“沿边”和“跨境”的地理特征6，而审美对象则对准地下革命者与国民党基层官员，而不像红色经典那样把战争双方的高级将领、高级官员作为小说主人公。小说情节主要围绕起义 的谋划和准备展开，而避免了严格意义上的 两军对垒式的军事文学模式。

奇异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以及壮族民 风民俗的描写体现了民族革命叙事的审美风格。首先，小说中的自然风光凸显了桂西南的山水地貌，例如，那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风光，险要、巍峨的小连城，以豪迈和奔放著称的德天瀑布，都是中越边境颇富地方特色的景观。其次，在人文环境描写方面，作者几乎做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如，对桂西南边陲壮族屋宅结构的描写：

林家就在安平屯西头。一间三厢两 边用土砖砌成的木制瓦屋，上下结构， 中间用一寸来宽的长木板铺隔着，上面 住人，下面圈着牛猪鸡鸭和杂物。与许 多桂西南边陲壮族屋宅的内部布局一 样，林家的石梯是用料石逐级垒砌而成。 上了石梯，就是竹木铺架而成的凉台， 凉台较宽，能坐一桌人吃饭，平时一家 人晚饭后就在凉台上纳凉聊天。凉台下 面置放着从山上打来的柴薪，码得整整 齐齐，一看就知道女主人是个勤快的人。 进了家门，就是厅堂。厅堂左边厢房是 林老三的寝室，右边是大儿林太阳的 寝室。厅堂前设有一张八仙桌，供着香 炉，香炉上面的隔板正中，钉着块林家 堂上历代宗亲之位的木牌……后院满园 葱绿，随着季节而种的菜类，四季常青， 除了供自家吃用，还能喂养家禽。后院 正中有一扇竹门，方便自家出入以及与 隔壁邻舍交往。7

这段文字是对林家院子的精细描绘。作者以繁复的笔致勾勒出了桂西南边陲村落壮族屋宅的内部结构的外形特征。壮族农家院落通过石梯、凉台、厅堂、厢房、后厅、厨房、门梯、后院等单元的逐一介绍，获得清晰而精微的呈现。同时，院子里的物件，如柴薪、家禽、八仙桌、香炉、木牌、餐具柜、火灶、水缸、菜板架、石磨、石春、木磨、篱笆等，这些壮家村民常用的器具，还有牲口，借助作者的细致描述，形成了对祖国边陲乡村空间的原生态呈现。同时，小说对边地人文景观的勾勒中融入了壮族经济社会生态的描述，如林老三、杨忠仁经营的木炭业，何建昌的布行，黄谷流家的铁匠铺及其表姐家土榨糖作坊等，壮乡市镇的手工业描写在小说中为革命活动的展开营造了真实的社会历史环境。

从审美功能来看，这些自然风光和文化环境的描写并不是游离于小说叙述之外的，而是与人物的精神成长和革命活动的展开融为一体的。桂西南饮食文化中，苦丁茶属于重要特产。这部小说中，作为穿针引线的叙事中介，苦丁茶如冰糖葫芦的中轴，串起了一系列故事场景和情节。土匪马习虎喜欢喝苦丁茶，才有了刘叔的送茶，林月亮的采茶，也才有了后来梅金取茶报信等情节。由此可见，在叙事的推进中，即使是一件小小的特产，也发挥了重要功能。又如，在描写小连城上的古炮台时，作者通过班主任刘老师之口讲述了几十年前发生于此的悲壮故事，激发了主人公林月亮的革命意识。小说中这样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林月亮依稀看到爱国将领苏元春、冯子材、陈嘉正用自己的身体顽强地与敌人抵抗。他仿佛又听到大炮 的轰鸣声，看到了从炮膛里弥漫开来的白色 烟雾，闻到了刺鼻的火药味……”8林月亮睹物思人，觉悟到自己有责任“铲除”和“荡涤”龙州城杀机四伏的“肮脏”和“丑陋”9，尤其在梁大琪的革命启蒙下，林月亮从其手 中接过革命书籍时感觉“特别重”10，这暗示了壮族青年从被动启蒙到自觉体悟革命，再到勇敢走向革命并夺取革命胜利的心理渐变过程。

壮乡民风民俗参与地方革命叙事是这部小说值得称道的审美追求，也是这部小说区别于五六十年代大规模革命战争题材红色经典小说的重要特征。革命历史叙事中，民风民俗的描写往往游离于人物与情节之外，但《穿过密林》在风俗画与革命史的融合方面作了尝试。“送灶”风俗，壮族春节期间别具风味的饮食，大年初一请六畜喝伶俐水，歌圩活动以及舞狮、舞春牛等。其中，“入赘” 是黑水河一带源远流长的婚俗，打破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男子“嫁”入女方家庭后，不论生男生女，孩子都视为传宗接代的继承者和养老的可靠人选。而小说重要人物杨忠仁与安和街美女梅金，也正是在黑水河畔山歌擂台择才选女婿的风俗描写中出场的。小说中关于民风乡俗的描写并非可有可无，也非单纯为了展示一下壮乡民风民俗的画面， 而是参与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建构。以杨忠仁之死为例，赵有德杀害杨忠仁不仅是因为他是红八军撤退后武器的保管者，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在争夺梅金的山歌擂台中杨忠仁对赵有德的奚落所结下的仇怨：“狗尾巴草长在臭沟边，为的是让蚊虫吸附。苍蝇逐花不自量力，丑陋之态令人厌恶。”11这表明，风俗描写与革命叙事是互相纠缠的，显示出作者结构小说的叙事心机。

从地缘性角度来看，边地空间的审美构造也显示了《穿越密林》革命叙事的地缘性特征。边地革命者的活动与越南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地缘关系来看，越边平歌村四面环山，是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边地小镇，因此也成为中越两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革命根据地。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开展斗争，梁大琪把左江临时工委设在此地，一是便于完善这个后方革命根据地，二是指导左江地区十几个县的革命斗争。又如，越南华侨农振东的住处几乎成了联络包括越共领导人在内的越方人员的秘密据点。农振东利用一些关系建立“关系户”，将“关系户”组织连接起来，构成从广西龙州城进入越北太原地区走廊的中间环节。同时，他又打通从龙州北部经由靖县、云南进入越南凉山的秘密交通网。因此，边地视角为革命历史叙事打开了异质的审美空间。边地国际因素渗透在革命历史传奇的讲述中，这恐怕也正是《穿越密林》区别于当代红色经典叙事的审美价值所在。

不得不提的是，作为壮族作家的革命历史叙事文本，《穿过密林》在叙事语言上凸显了壮语化汉语叙事的艺术魅力。赵先平在壮乡环境中成长，自小受到壮族文化的熏陶浸染。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作者对地域民族文化的书写，更体现在创作主体第一母语壮语思维在小说语言的语法规则上的呈现。壮语在话语秩序通常是定语后置的。赵先平对革命历史的讲述中，习惯于把重要的中心语素前置，而把修饰语置放于中心语素之后。比如，“老街上也有些许客栈。有的客栈，一长溜的雕花窗很是好看，就像有一位美丽的女孩者雕花窗的背后等着她的情郎。在老街，每隔一小段路就有下码头的地方，一样的青石阶梯长长地伸到江边”12。又如，林月亮找周炳南借钢板、蜡纸刻印革命传单时说 ：“老周呀，人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可我借你的这些东西，要用很久的，可能没得还你这么快。”13这种壮语化的叙事语法 打破了惯常的汉语规则，丰富了当代小说叙事话语。此外，小说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民间俚语、俗语，比如，“锁啦对铜锣，够你敲（瞧）的了”，“你不嫌我箩疏，我不嫌你米碎”， 等等。这些地方“土语”并不对阅读构成障碍，反而凸显了少数民族幽默、风趣又锐利、泼辣的性格。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这种民族化的故事讲述方式对习惯于纯正汉语叙事的读者来说确实不乏陌生感，构成了赵先平边地革命历史叙事的地缘性、民族性的审美风格。

三、西方现代性理论与革命历史叙事的本性

现代性理论引入后，“红色叙事”研究存在不少问题。吴秀明列举了当代“红色叙事”研究的“误区”：一是将“革命”本质化浪漫化，而没有考虑到“革命第二天”的问题。二是对“革命”的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将很难真正还原历史的本真，而如果一味“去革命”“告别革命”，可能会遮蔽“革命”本身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三是将西方现代性理论简单引入来讨论“革命”，又可能会导致对“革命”的误读。所以，他认为，只有将革命放到历史的进程和脉络中去考察，才能对“革命”作出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的合情合理的评价。14应该说，这种观点触及了“革命历史叙事”的本体性问题。它意味着从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中，根据中国特殊“国情”透视中国革命与“红色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人物情感的处理方面，《穿过密林》以个体情感服从集体情感，或者说，诗性情感让位于革命情感的方式回应了红色经典的叙事逻辑。小说对爱情、亲情、友情的处理在人物的革命活动中徐徐推进，展示了革命年代边关地区民众的质朴、善良的民族性格。作者致力于一种革命化“情感”书写。这种“情感”中的人性美、人情美使人想起孙犁《荷花淀》中的美丽女性，革命者之间、革命者与当地群众之间的情感既世俗又高尚。林月亮与何丽、杨美河，梁大琪与淑贞，黄谷牛与俏依等，几对恋人作为红色后代，血脉里传承着红色基因。他们因为革命的信念互相倾慕，爱情也因此升华为革命友情。值得注意的是，梅金虽被奸狡巨猾的土匪马习虎所掠，但仍与山外革命行动相应和，配合了林月亮们的行动。这表明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处理是遵循红色叙事逻辑的。或者说，诗意的空间让位于革命意义的指向，暗合了当代红色经典叙事传统。在小说中，作者借助刘阳与郭亮的对话对这种经典叙事模式再次作了回应。刘阳邀请郭亮观赏龙州城的夜景，郭亮回答说：“我非常想欣赏这里的夜景，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最迫切的，是把省委的指示迅速传达下去，让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使有辉煌革命传统的左江地区成为敌人的葬身之地。等龙州城再回到人民手中之时，我们再来欣赏这里的夜景也不迟嘛！”15这段话暗示了在红色叙事中集体话语大于个人话语，革命叙事的乌托邦逻辑优于人性图景的诗意化想象。

这段对话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红色经典所预设的话语秩序限制了文学写作的多样 性。红色经典的审美价值因此一直受到学术界诟病。但细究起来，这种认识终归是一种西化思维作祟所致。殊不知，西方现代性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而“革命”可以说是串联当代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重大主题，它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与当代文学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决定了我们不能以纯专业、纯文学的视角、概念、范畴去评价红色叙事，否则，“革命”本身所蕴藉的丰富内涵容易被遮蔽。 因为当代文学管理机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规范主旋律文学创作的，这样一来， 评估主旋律文学的尺度就需要超越纯粹的专业化或审美化的视角，而更多以整体性、系统性和全局性的历史观点，在文学与国家意识、文学与中国革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中重估主旋律叙事的审美价值。很大程度上，红色经典的审美目标恐怕不在“有意味”的形式探索，而是“力图在史诗的意义和境界上为一个崭新的历史形态确立记忆的合法性”16。所以，红色经典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文学主题的政治性。毕竟，主旋律叙事是乌托邦现实主义视域中的国家叙事，文学意义上的虚构必须在国家中心话语认同中展开，纳入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国家文学想象体系。

上文所论，国家意识或政治主题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来说，并非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而是主旋律题材小说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革命历史叙事到了新时期以后所发生的审美变迁。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策略、历史观念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尤其“新历史主义小说”对正史的质疑和解构以及对偶然性、神秘性的推崇，完全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关于革命的文学想象，八九十年代如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现实一种》、格非《敌人》等，新世纪以来如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受活》、 贾平凹的《古炉》等。如果说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的视角是聚焦于“革命”本身，那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把视线转移到革命者内心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以及个人的命运。所以，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氛围》中提出“后革命”概念17。这里的“后”大体有“after”和“anti”两层涵义。一是新时期属于“后革命”时代，文学开始关注与“革命”相关的命题，二是对“革命”本身的反思。《我的帝王生涯》基本就是一部权力斗争史，“英雄”形象是缺失的，所有行为都出于人的欲望。这显然是对传统的红色叙事规范的颠覆。

基于现代性、后现代性思维的“新历史主义”叙事对传统革命历史叙事构成挑战，那么，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如何突围，甚至在审美意义上形成一种大气象、大格局呢？我认为，这也是当前主旋律文学创作之瓶颈所在。文学是人学。这已是老生常谈。然而这句话对主旋律文学创作来说尤其重要。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小说创作中，个体话语淹没在集体话语的海洋里，复杂的人性被国家意志所置换。如果要改变这种审美的失衡现状，最关键一点就是，如何把革命战争的冲突还原成文化的冲突、人性的冲突。与赵先平《穿过密林》中的林月亮一样，藏族作家阿来《尘埃落定》中主人公同样属于成长型人物形象，但这个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历史内容，远不只是围绕土司制度的战争与革命，也包含着文化的冲突与人性的冲突，或者说，作者把革命历史叙事还原为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这种“还原”犹如乔良《灵旗》将战争中你死我活的行为冲突还原为人性的冲突，陈忠实《白鹿原》把家族矛盾冲突还原为思想文化冲突那样。从叙事视角、叙事策略以及历史观念来看，《穿过密林》显然属于传统革命历史叙事，它不仅蕴含了作者缅怀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而且在边关文化、民族文化的题材开掘上下了不少功夫，为新世纪革命历史叙事的拓展提供了新鲜经验，然而，如何适度借鉴“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方法，如何实现革命历史叙事视角的“向内转”，如何拓展小说的人性空间和文化空间，恐怕仍然是作者需要细细思量的问题。

注释：

1 2大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新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6、346-347 页。

3 王寰鹏：《论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意义建构与 文学表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4 潘全山、庞尉婷：《本土意识 地域色彩 时代特征——本土作家赵先平新作〈穿过密林〉印 象及其访谈录》，《左江日报》2019 年 7 月 30 日。

5 7 8 9 10 11 12 13 15 赵先平：《穿越密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4、37-38、 45、49、85、99、30、161、154 页。

6 据县志记载，黑水河是跨越中越两国的河流。 参见《大新县志》，大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4 页。

14 姜悦、周敏：《聚焦“红色叙事”，反思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 12 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嘉兴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

16 杨匡汉主编《惊鸿一瞥：文学中国 1949-1999》，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17 [美]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作者单位：广西文联文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