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东归》是刘斌立在2008年至2018年10年间写成的一部小册子。由于工作的关系，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区行走，远的要到海外，近的却是边陲，更多的是下沉到民间小镇。特别是后者，让他对整个社会的差序结构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我注意到，在辑录的46篇小说中，有16篇小说完全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其中的“我”或作为主要人物出场，或作为次要人物参与情节之中，但毫无疑问“我”的角色增强了作品的现场感、权威性和可信度，虽然有时这个“我”仅是因为叙述角度的需要。当然，也有时尽管叙述者不是“我”，却能从字里行间看出是“我”的生活印迹。《双城记》就十分委婉地陈述了这一层含义。故事说孩子出生证上按规定要有孩子父母所在地有关管理机构的认证，但不巧的是主人公关山是S市人，其妻是B市人，于是为盖好这个章，关山回原籍多次办理盖章事宜，却被管理机构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到最后关山迫不得已私刻假章蒙混过关。此外还有不少作品，叙述的事件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以至于让读者觉得，即使不是作家亲自实地调查过，那也是从新闻资讯上听来的。比如《谋杀》讲的是一位高位截肢的男子残忍地把一直呵护自己的姐姐推入一口废弃不用的枯井中。其中的“我”即是作为“案件聚焦”栏目的专栏记者，追踪本案并最终发现“谋杀”背后令人唏嘘的真情。“我”这个角色伴随着不同的叙述需要，或隐或显地蛰伏于各个不同的文本之中。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斌立与众不同的是，近年来他对少数民族的人或事保持零距离持续性的同情和关注。似乎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至转瞬即逝的叹息，都会传导到他的神经末梢上来。我们知道，早在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就提出以“瑷珲—腾冲”画出我国人口疏密分界线的著名论断，认为这条线不但是人口分布线，更是一条人地关系线。令人遗憾的是，10年来的经济地理“大变局”，却并没有让这条线抬高多少纬度，有的反而让这条线的色标更为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也可能正因为此，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扶贫、改革的力度。只不过，有些问题的解决却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生命线还相对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不但要面对草原的退化、土地的沙化、林场的封禁保护、人口的老化弱化、老手艺的失传、年轻人的流失，更要直面与后辈的情感冲突以及调适传统断层给他们造成的心理打击，尽管他们在时代的裹挟下亦步亦趋，尽管他们在心理上还保持着一丝传统的矜持、尊严和温情。然而，现实却无情地告诉他们，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斌立在这部小说集中，很明显地用了两种笔法来讲述他的行走故事，这便是闭合式的手法及留白式的手法。

闭合式的手法很注重叙事的起承转合，一件事的叙述要相当完整，结构也要相当曲折。闭合式的手法最接近于讲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斌立在这部微型小说集中，有不少篇什都使用了这个传统的手法。尽管他有时也要换换叙述的语调、调调叙述的视角以及亮亮叙述的立场，但明眼人却很容易看穿他的“叙述圈套”。

然而，当他在讲少数民族的人或事时，闭合式的手法显然不再起作用了，他无法用闭合式的镜头来对准这类题材的作品。更为夸张的是，1500字的容量也似乎失了效。其中结构性的留白尤其是结尾留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一个有序幕而没有落幕的力量博弈，是一个始终开放而没有休止符的小说世界。作者也不知道以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只能为小说中的人物祈祷。《转场的哈萨克》讲的是一个哈萨克族人“转场”的故事。据悉，哈萨克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每年都要在春夏秋冬辗转于四个牧场。文中父亲说服儿子参与一次“转场”的行动，带着上百只羊、马和骆驼，完整无误地实现一次大规模的迁徒，在传统的哈萨克人看来，这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仪式，也是一个哈萨克男子汉的存在性证明。父亲也知道，这样的仪式随着现代运输业的兴起和发达将越来越没有市场，也必将离他们的传统越来越遥远，然而他必须将这个“仪式”传承下去，这个传统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丢失。至于下一代会怎么样，小说没有深入下去而只是作了一个预示：儿子第二天就独自回城了。

这里与其说《转场的哈萨克》是对文化传统的咏叹，那么《哈兰下山》则相当于一曲传统文化的现实挽歌。我们知道，近些年国家在大兴安岭全面禁伐、禁猎，并在阿龙山下为鄂温克族人提供了定居点，希望山上的鄂温克人下山居住结束放养驯鹿的生活。然而，现实的美好愿望与传统的思维定势，总显得那么的隔隔不入，不但那些吃山里清晨新鲜苔藓的驯鹿难以适应山下的生活，就连那些传统的驯鹿人也不能完全适应生活的现代转型：“这些年阿龙山死的人可真不少，有被杀的，也有自己把自己‘杀’了的”……于此，读者作进一步补白或想象，以酒来麻醉自己的下了山的哈兰命运又将如何？

应该说，斌立笔下少数民族的人或事，每一幅画卷都留下有意味的空白。如《卓玛的17岁》用的是“情感留白”，作者对涉世未深的卓玛的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关怀。《达里诺尔的车辙》中大量使用了“对话留白”，我带着父亲前往达里诺尔湖，父亲的缄默或回答总有隔世之感——原来与我同行的是父亲的骨灰盒。当我要向达里诺尔湖撒下父亲骨灰时，护湖的蒙古族青年试图阻止，我赶紧向他作了一番解释，那青年“点了一下头，调转马头而去”，一切尽在不言中……

所有这些，都在督促我们沉静下来思考：10年来，轰轰烈烈的几乎无坚不摧的现代化进程，到底收获了什么，却又丢失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