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衍

1984年，在北小街46号家中，夏衍与孙辈的合影。

夏衍和沈芸

沈芸

年轻时的夏衍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近日重点推出由封面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组织评选和发布的2019·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其中与图书相关的“年度十大图书”“年度十大非虚构”“年度十大诗集”候选书单发布，引发广大读者积极反响，热烈好评。目前，投票活动正在封面新闻app上火热进行中。在“十大非虚构”候选书单上沈芸《一个人和一群人》引发很多读者兴趣。沈芸是谁？虽然在作家圈并不经常见其露面，但她在夏衍研究、非虚构写作领域，成就卓著。沈芸与爷爷夏衍在京城一起生活了20年，亲情深厚。得到了爷爷言传身教，吸收了很多来自祖辈及其亲友圈丰盈的精神营养。爷爷去世后，沈芸从回忆爷爷逐渐走向研究爷爷。她写出《祖父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等文章100多万字，参与编辑的书有《90年代的“第五代”》《夏衍全集》等。

记忆是有血有肉的

封面新闻：《一个人和一群人》中关于人、景、物的回忆和描述，风格简练、克制又带着深情。尤其是《六部口街14号的来访者》《南竹竿胡同113号》两篇，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为文能力，首先跟您的天赋分不开，此外还应该跟您爷爷夏衍对你的点拨有关系吧？

沈芸：在琦君散文奖的获奖感言里，我曾说，我的这部分写作原动力都来自记忆，记忆是有血有肉的。很幸运，我有一个很高的天赋，是爷爷在基因里传给我的：记性好！我爷爷的记忆力是没得说的，历史上那么多大事件，他亲历了，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母亲（我们的太祖母），他的二姐（我们的姑奶奶）及她现在世的唯一一个女儿（我叫五姑姑，95岁了），都继承了这一脉，这些女性都是记忆力超群。

封面新闻：身为夏衍先生的孙女，您与爷爷一起生活了20年。从爷爷那里受他言传身教，您如今回顾看来，自己获益最大的有哪些？

沈芸：我爷爷对于二三代后辈没有功利要求。他对小孩子，尤其他喜欢的女孩子是很宠溺的。譬如杨绛先生跟我的姑姑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她们一起下干校。《干校六记》（杨绛著）还提到过，钱杨准备回京，我姑姑和女友去挖荠菜，包馄饨给他们送行。杨先生说过：“夏公对女儿没有太多的要求，很宠爱，也很放任，他女儿爱打扮，很烂漫，就是一副爸爸女儿的样子，我觉得挺好……”的确是这样。我爷爷如看到我今天能够继承他部分的写作才能，会很高兴。但是，对于社会成就，他不会强求，他会认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就足够了。

枝叶与根茎的道理

封面新闻：夏衍先生是电影艺术家。你大学学习的专业也是电影。你从事的学术研究，重点领域就是电影。但您曾经写道，爷爷希望您回到文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上来。因为作为一个人综合教育的基础，电影的面太狭窄，不足以支撑知识结构的全部。现在回想爷爷的话，您有怎样的感触？

沈芸：上电影学院，我很兴奋。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大门。我虽然跟着爷爷看电影，也见过很多电影人，像白杨、夏梦、张瑞芳、于蓝、南北二谢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见到他们都很稀松平常，他们会经常到家里或医院来看我爷爷。他们大人谈话，也不会把我一个小孩儿轰出去。但是，这跟系统学习电影完全不是一回事。

到了电影学院，每天填鸭式看电影，所有话题都离不开电影。一下子找到了天之骄子的感觉，飘飘然。可是，我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是在电影学院授过课的，他讲剧作，就是《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那本书，他很清楚电影学院教学的长项和短板，他其实更希望我去读中文和历史。现在我也懂了，上有多少枝和叶，下有多少根和茎，这是一棵树生长的道理，也是一个人成长的道理。

我们从本科就学电影的人，普遍视听感觉好，毕竟几千部中外电影积累下来的优势，而且是童子功。我毕业后做电影专业杂志编辑，有这点知识还是得心应手的。但我爷爷对我写的电影文章不以为然，他根本就没看过。后来我转去做专职研究工作，接受电影产业史的写作任务。这时压力就来了，史学底子不够，文字生涩乏力，方法论不足。此时此刻，我总想到我爷爷对我说的那些话，字字箴言！仅靠电影学方面学识，不会让我的写作之路走得很远。

触摸时代的脉搏和灵魂

封面新闻：您从一个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到进入“夏衍研究”，让读者看到了与学院派论文不一样的夏衍研究，更深刻了解到夏衍的人品文品，性情细节。写散文与做“夏衍研究”之间的平衡，是如何把握好的？

沈芸：我不会按照学院派论文体来做“夏衍研究”，很多那种格式化文体写出来的“夏衍”，让我读起来，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承认这些学问的价值，但是我自己做不来。我是从研究年表和书信进入夏衍研究的。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没间断过，也不着急拿出阶段性成果。我很迷恋这一研究过程，有意思！每每触摸到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脉搏和灵魂的时候，我的满足感能让我沉浸很长一段时间。写研究性文章，我一定要恪守史料，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大胆地推测，小心地求证”。至于文章形式，我觉得还是由内容决定的，如果能做到“文史哲”融为一体，把学术论文写成散文体，那我认为是行文中值得追求的一种高级境界。

另外的一条平行线，是我写的大量非虚构散文，是关于记忆的。记忆不是单纯的回忆，不应该成为个人情绪的单向度宣泄。要让自己的记忆有生命力，一定学会把控情绪。《一九七五，那一年的夏天》，是写我爷爷从监狱里出来，为了配发他写的《我的家史》，《文汇报》的总编辑郑逸文的评价是：会写。我理解她说的这两个字，是在说，把控情绪对于一个写作者很重要。这篇《南竹竿胡同113号》，《花城》的主编朱燕玲是第一时间给予肯定的，她说，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我相信，她们都看到了，这种对记忆的坚持是有力量的。

经典电影伴随我长大

封面新闻：您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对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有怎样的看法？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沈芸：我看电影，和在学院时相比，方向不是很一样了。当自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了以后，忽然有一天觉得很无趣，看电影时，初心的快乐没有，有的是脑子里在课堂上学来的一堆条条框框，再后来就发现，与普通观众的欣赏距离越来越大。这不好，要回到初心，回到原点。当然，我们这种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永远都不再是一张白纸了。但回到一个快乐观影的观众状态还是可以有的。跟读书是一样的，阅读首先是想读下去，看电影，开头的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很重要，它决定了你坐不坐得下去。

封面新闻：您格外喜欢的影片有哪些？

沈芸：我有很多典藏影片，这些经典电影伴随我长大，也会陪着我变老，像《美国往事》《天堂电影院》《肖申克的救赎》等，我都能背出来了。可电视里一放，一听到片中音乐，我还会再看，就像很多人读《红楼梦》。我喜欢的电影，我会反复看，而且一定要在电影院里看，像《一代宗师》《小偷家族》《聂隐娘》《罗马》都是去看了好多遍。我也很喜欢《唐顿庄园》，赏心悦目。电影和文学，都是表达，最终都是在讲人，只不过是方式不同。

封面新闻：接下来还会继续写跟您爷爷相关的回忆性质的随笔或者散文吗？我是非常期待的。

沈芸：我最近手头还在写，不过因为年底手头的事情有点多，文章开了一个头，没写下去，速度有点慢。就像贾樟柯说的，写作是一种生理需要，不吐不快。我总是要耗到不吐不快的时候，就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