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浙江和云南两家教育出版社邀请我写江南与边地精准扶贫，进入历史视野与全球化大背景乡村叙事，两个乡村，前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当省委书记时的联系点淳安县下姜村、后者是他两度回信的云南贡山县独龙乡。展现在眼前的，一个是南宋年间的古村落，一个是千年的民族原始部落。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南北东西，地位不同，却有种贫困代际传承，那就是富庶江南钟鸣鼎食锦衣之地，同样有贫困之村，遥远的边地更是刀耕火种原始社会向全球化背景过渡。

2018年秋天和2019年夏天，我去这两个扶贫乡村，生活了近三个月，我常问自己，这两个村为何吸引我，并且让我有行走与书写的憧憬与激动，最主要一点，强烈地域反差和文学的陌生感。下姜村，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而成了全国关注的重点，让人想起过去红极一时的典型。独龙乡，自然是最后秘境。比当年的墨脱还有魅力——人神共居之所，住着19位文面女。采访路上，我带了两部书，一部是第一位走进独龙江的中国作家冯牧的散文集《滇云揽胜记》，其中数万字是独龙江行纪；另一部是美国人易劳逸著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400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他观察与研究明末和清末的社会动乱，引证了大量的数据，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人口爆炸，到了一定的基数，土地承载不了，流民甚多，饿殍千里，必然发生社会的动乱和暴乱，乃至革命。这是一条历史周期律吗？明末人口1.9亿，大清顶盛时3亿人，王朝便开始衰败、动荡，直至政息人亡。而现在中国13亿人，且进入了小康社会，随着精确扶贫的落实，2000多万人将跨越贫困线，结束代际贫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千年、世界百年的治理奇迹。看一个国家是否有大国正大气象，运数是否紫气东来，看它如何对待弱小的民族和穷人，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有无希望，看它如何对待老人、孩子与女人。就精准扶贫而言，必须做出这种历史哲学的和道德的评判。下姜村的新农村建设，浙江省一个村子投4000万，4万个村庄，总数1600亿。

国家斥巨资，下大气力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意义何在呢？无论是在下姜村，还是在独龙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独龙江，与独龙族群众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我深刻地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族群众的那一句祝福：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讲盛世，就是给老百姓足够日子休养生息，不扰民，不折腾，无战乱、内乱、宫乱。而现在，农村休养生息已达41年，一轮一轮的惠民措施出台直至大规模的精准脱贫。为农民做了这么多大事、好事、善事，共产党功莫大于焉，应该自信。

我用的是非虚构文体，跨文体写作，写我眼中的独龙江，正在经历千年巨变，脱贫攻坚如火如荼的独龙江。在独龙江，我遇见了火塘，坐在火塘旁边采访边吃早餐、晚餐，对于这场堪称中国奇迹的扶贫攻坚，必须有一个精确的叙事定位，必须有一种思想的照亮，一种人类精神的慈航。作家理应成为坐在火塘边讲故事的人，这种照亮就是独龙族的火塘篝火，温暖，温馨。我常说，中国文学不缺故事、技巧、语言，缺的是想象，缺的是长夜篝火般的思想照亮与人性的温度，作为这场攻坚的采访者、参与者、见证者、书写者，两个村，我驻了三个月，还有西藏，三月桃花开的时候就去，但还是觉得时间太少太短，半年甚至一载，才会有最终的发言权。

在杭州下姜村和云南独龙江乡采访时，我关注到一点，贫穷与幸福指数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并非水涨船高，也非浪跌水涸。即便是这样的落后贫困地区，那里的百姓依然能够顽强地活着，他们与贫瘠的土地、高耸的大山、湍急的河流达成了生命协议，这几乎是贫困地区的共性，但是，更大的共性在于，由于没有工业产业，经济落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优于发达地区，是生态环境的头等舱；同时由于偏远交通不便，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过度的打扰，从而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传承，有田园牧歌，有浓的化不开的氤氲乡愁。

我不是在这里赞美贫困，歌颂落后，我只是阐述我关注到的现象。

我以为作家的叙事定位，真的要走出千年不变、千人一辞的旧式文人的农耕文明乡愁与田园牧歌式的咏叹，告别那种哀歌般啸吟和挽歌式的惆怅，乡村的恶与善与生俱来，中国农村的田园牧歌不再。城市与乡村，乡土中国和超级都市，我们的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是二元的，相应的，在文学叙事上也有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两个截然不同的叙事领域。常规意义上的解读，就是城市优于乡村，然而步入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之后的中国，还会是旧时模样吗？在做出历史判断和道德评判之后，再归结于人的书面，定位于人，扶贫的与被扶的家庭，切入这个村、这个乡、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百年、甚至是千年的历史宿命，在一独特的哲学审视和艺术审美谱系下，写好人性复杂的面孔。

简单地说，就是一张老面孔，一张新面孔。文面女，从改革开放时的80多人，仅剩下19人了，她们是独龙江的文化符号、精神密码，比如昆明民族村的董春莲，就是第一个走出独龙江，走入贡山，走向昆明，走向世界的人，相信她们真的能够给我们文学书写带来文学的驱动力、原动力。还有这些文面女的子女们，有的考上了大学，在全球化剧烈的竞争环境中失败而归，又返乡了，如肖龙、木秋云。还有嫁到贡山、昆明，成家了，养了几个孩子又离婚而归的，草果大王木利全和他的三个女儿，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内心创痛和复杂，更呈现了人的多面性。

新新人类面孔，如献九丹村第一书记杨文彬，是开着跑车、牵着狗来扶贫的。孔当村第一书记何睿、马库经历过生死劫难的龚娟婵，还有下姜村的姜丽娟等，一群崭新的“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为我们的文学所陌生。对于他们的文学书写，更有意义，更有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