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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与龚自珍穿越3个甲子的相逢 1839:历史转折中的龚自珍

来源:海南日报 | 梁君穷 蔡葩  2020年01月03日09:10

余世存近照

12月8日至10日,为期两天的“朱雀涅槃——南方文化空间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在三亚小洞天举行。来自北京、广州、深圳、南京、天津、香港、海南等高校和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作家、诗人高小康、张远山、陶东风、刘刚、李冬君、徐晋如、纪德君、孟宪实、单正平、何向阳、孔见、邵宁宁、隋丽娟、周泉根等共40余人相聚三亚,论剑天涯,共同探讨南方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内涵、特点和作用。著名学者、作家余世存被邀请参加此次盛会,与多位文化学者聚首鳌山之侧,参与南方文化空间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的交流。

余世存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3年前,他推出《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一书,受到多方关注与好评,书中,余世存重温了人与天地万物感应共鸣的古典时光,解读中国人千百年来证实的存在与时间。

此次来琼,余世存的另一本新书也已面世,这部名为《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的新书,是余世存对龚自珍人生关键时刻的剖析,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发端的那个转折年代的一场回顾。今年又是己亥年,重读3个甲子前的《己亥杂诗》,余世存眼中的龚自珍,又能获得哪些启发呢?

讲述一个更立体的龚自珍

余世存曾在访谈中表示,当代人对龚自珍既熟悉而又陌生。可能许多人都能背几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名句。陌生在于当代人对龚自珍强大的思想资源没有太多了解。

余世存在书的序论《我的或我们的龚自珍》中说到,“龚自珍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天赋和能力,甚至我们的小学课本中都要录入他的诗。不幸的是龚自珍的真面目当时很多人都不清楚,一直也被误解着,许多人还将疯狂、古怪、好色、赌徒之类的标签贴在他身上。

龚自珍受到当时的阮元、段玉才、刘陆锋、李兆洛等一流学者的高度赞扬。他在数学、地理、军事科学、经学、方言、水利、农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也得到了程文同、徐兴波等专业人士的认可。

余世存谈到以前读书人喜欢玩一个叫“集龚”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在熟读龚自珍的诗的基础上,把它的诗句拿来不断地转接,从而变成一首新诗。他的315首《己亥杂诗》就可以打乱顺序,在这首诗里面挑一句话,在另外一首诗里面找一句话,最后拼凑出一首新诗。这个游戏,在同治光绪年间就开始流行。冰心就曾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集龚”游戏。

在书中,可以感受到余世存对龚自珍是有偏爱的,他在绪论中直言,龚自珍可以说是康梁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是五四启蒙思想家中的启蒙思想家。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

尽管存在着这种偏爱,但在书的行文过程中,在对龚自珍作自述的过程中,余世存有了相当大的克制,他在尽力展现一个立体多面、面目鲜活的龚自珍,而非教科书中那只会满面愁容忧国忧民的刻板面孔。

历史转折中的龚自珍

1839年四月二十三,龚自珍离开了京城,回到杭州和昆山。“他停了又停,一路吃着,一路相遇,一路话题、诗歌和话语,灵感迸发。”余世存认为,龚自珍这9000里路不是混乱式的逃亡,而是对47年生活的解脱。

到了1839年,整个大清帝国已经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是来自海上,更是整个大清帝国内已出现了由来已久的肌理病症,用嘉庆皇帝的话说叫“因循疲玩”,用龚自珍的话说是“万马齐喑”,朝野上下,人浮于事,形胜于实,庸懒于政。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将在此后的几年里蜂拥而至。

在当天的论坛上,余世存说到,中国人的生命情怀或人生的需要,往往就是家国天下情怀或者说个人、家、国、天下的认同需要。

在龚自珍身上,也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他也曾目标远大,幻想像王安石登堂为相,实现自己的理想救斯民。他也曾经在殿试中“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他在归游的路上,还写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的满含抱负之诗。

从入世的角度来看,龚自珍的成就并不低,是一位对现代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和费孝通等人的思想上,甚至维新变法、五四运动中,都有龚自珍思想的影子。在近现代的知识精英中,龚自珍是一个必读对象。胡适在给读者开一个最低要求的国学书目的时候,就包括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对现代人的精神参照

终其一生,龚自珍也只混上了一个边缘部门的中层干部,内阁中书和礼部主事等,而且一生仕途不顺。47岁的时候,他的叔父当了高官,成了他的上司。按照当时官场规则,他必须避嫌,所以龚自珍只能选择提前退休回乡。

也正是这一次转折打开了龚自珍新的人生一页。余世存认为,这个时候的龚自珍释放大半生的压抑,至此毕其功于一役,“几人怒马出长安。”怒者,奴心也。只有怒,才能从房奴、钱奴、官奴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从北到南作逍遥游。

余世存在一段访谈中提到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在前两年快逼近50岁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生命的危机感,让他想起了龚自珍,并重新来著龚自珍的诗集。在那个过程中他发现,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年油腻男,“才发现这代人已经被社会这么讨厌了。”

到2018年底的时候,余世存发现2019年是己亥年,便生出了把龚自珍的诗集奉献给大家的想法,于是他就用第一人称写了这本书,相当于替龚自珍写了本第一人称的精神心灵自传传记。

1839年的龚自珍,似乎与现在许多中年人的状态一样,他有了家室之累:正室侧室,一双儿女。他的身心经历了疲惫的淘洗,碌碌求索而不可得志。同样他也并没有在为官的时候实现财务自由。甚至在他出京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送别他。

余世存在书中还说道,他的一个朋友去武当山生活了一年,一个年轻人辞职去西南地区旅游了六个月。当他们回到北京时,他们都由衷地感到自由与资金的多少和名声的大小无关。

1839年,对龚自珍来说也是这样的日子。解脱后的龚自珍一路游走,一路写下了315首七绝,他写诗如同当代人发朋友圈一般,既有我们所熟知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样的忧国忧民,也有“拉得藕花衫子婢,篮舆仍出涌金门”般的生活杂事。

余世存认为,龚自珍既是油腻腻的,也曾迷失了方向,他“善于应付杂事,愚笨狡诈”,但最终龚自珍还是找到了自我,“童心回归我的梦想”,他的9000里旅程和315首诗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