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齐聚北京，参加南方周末举办的2019“N-TALK文学之夜”。在活动现场，麦家、李洱、陈彦、付秀莹四位作家与现场三百位观众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经验，以及对于文学的思考，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文学之夜。

麦家：“文学就是夜晚的月光”

文学从哪里来?在麦家看来，文学来自夜晚。1960年代，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回忆三岁时第一次读到济慈的《夜莺颂》，他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学人”。“文学化身为一只夜莺，而不是清晨的山雀，这就是文学的出生问题，因为文学是从夜间来的”，麦家说。在他眼里，很多原初的文学经典都与夜晚有关，比如《荷马史诗》是夜晚写的，《一千零一夜》是在深夜讲给国王的故事，《红楼梦》也是夜晚的作品，因为大观园里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观园这个黑屋子，他们经历的都不是日光下的事情。

“文学到底是什么?今天，我觉得文学就是夜晚，文学就是夜晚的月光。”麦家在演讲中说。万事万物离开月光照样可以生存，而“文学真的有月亮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并不发光，而且貌似是没有用的，但我们还真的离不开它，它有一种王国维所说的‘不用之用’‘无用之用’，眼下并没有用，无法现学现用，但放到人生的长河中去，它又可能是有大用场的，有时候甚至能救命”。

如果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算一下，人们会发现，在白天讲的主要是道理和知识，而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晚上讲的。麦家表示，“我经常说，一个经常看小说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小说里那么多人活得那么艰难困苦，相比之下你凭什么自杀?如果你喜欢文学，就让文学滋养你，就让夜晚养养你。如果你的夜晚，精神特别活跃丰满，可能你离文学就特别近，你的生命可能会特别生动，也是特别细腻，特别饱满，离自杀也特别远。”

陈彦：文学与戏剧的双向滋养

陈彦是中国作家里为数不多的横跨小说和戏剧的作家，他在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戏剧和小说创作经历。他走上戏剧创作道路其实很偶然，当年他18岁，陕西镇安县文化局的领导让他写一个舞台剧，参加省里的学校剧评奖，他就写了一个九幕话剧《她在他们中间》，讲一个女教师和一群高中生的故事，这出剧获得了省里的大奖，从那以后，陈彦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陈彦第一部引起反响的长篇小说是《西京故事》，他一直思考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进城后的精神皈依感和生命撕裂感。“我从乡村走来，到城市以后始终比较关注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当时，陈彦长期浸泡在陕西几个大的农民工集散地，做了大量笔记，为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之后的《装台》再次聚焦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他称之为“后农民工”，就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为别人搭建舞台的人。这两部作品完成之后，他才意识到小说创作对自己的重要性，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准备日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主角》。

为此，他花了一年零四个月，阅读和重新阅读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却没有找到写《主角》的感觉，又回头读中国的四大名著，读明清世情笔记小说，读元杂剧。“我要写的《主角》，是以戏曲表演艺术为生活依据的角色，还是要回到中国传统来寻找这些东西，最后读着读着，尤其是从明清笔记和元杂剧的那种对世情、社会烟火气的深度关切中，一下找到了《主角》的写作感觉，很快就进入到写作状态。”

陈彦发现，在中国，小说和戏剧分得很开，写戏剧的小说家不多。“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的感受不一样，小说创作出来经常听到的就是读者的反馈，但是戏剧现场就会反映。像萨特他们为什么觉得需要进入戏剧这个实验场，因为你的哲学抽象力、破解社会的能力，马上从观众现场的反应中就能敏锐地捕捉到。”

在陈彦看来，剧场是文学的重要源地，他的创作经历也表明，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有巨大的互补作用。“我自己感悟到，戏剧创作对小说创作是有巨大滋补作用的，小说对戏剧更是，它们是一种双向滋养的作用。”

付秀莹：作家都是“对此生心有不甘的人”

70后作家付秀莹以抒情的语调讲述了自己从乡村到城市，在文字里走过的千山万水。多年后，回想起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时，付秀莹想到了一个画面，当时她在石家庄的一个中学做老师，一天下课后，她看到一位自己尊敬的老教师夹着讲义走过，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底牌，忽然感到一种不甘。幸运的是，那年她拿到了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从此人生多了一个选项。

在付秀莹看来，写作者都是对此生心有不甘的人，他们不甘心人生如此短暂，要替人物经历世间的千山万水。“我想这世上应该没有白白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最后的道路都指向梦想之地，每一条路都是必经的，每一粒落在你鞋子里的灰尘都不是白白落下的，对于一个作家，它们或早或晚都会来到我们笔下，化为我们笔下的人物，化为我们笔下人物的种种，悸动、颤栗、喜悦、哀伤。”

“我们都曾经尝过它的咸味。翟小梨嘴角的微笑，大约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表情之一种。”付秀莹通过自己新小说《他乡》的主角翟小梨，描述文学与人的关系：翟小梨走过的道路，或许正是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地理意义上的千山万水，究竟是可以丈量的。而精神意义上的山重水复，或许只能文字去丈量。文学就是精神的历练和成长。

李洱：“一个没有受过严格现代主义训练的作家，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

去年底《应物兄》出版后，引发了大量争论，演讲一开始，李洱就表示他对所有讨论都接受，因为他认为当代小说的标志就是质疑，就是对话性。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李洱听到这样的说法非常高兴。

对李洱来说，文学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质疑，一种对话，文学的目的是表达差异。“即便他是伟大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即便他是更加伟大的但丁，你也要对他们的话保持质疑。这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你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敢于与他们对话。”他举了一个有关托尔斯泰的例子：一个作者问托尔斯泰，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像他这样闻名的大作家。托尔斯泰说，你具备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所有优点，但你缺乏一个成为大作家的缺点，那就是偏见。“他所说的偏见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李洱强调。

李洱回忆，1980年在华东师大读书时，校园里的文学青年有很多争论，焦点是现代主义，整个1980年代中期，他们那一代人完全被西方现代主义吸引。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时，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作家们重新关注和现实的关系，也重新关注曾经忽略的19世纪盛行的批判现实主义。在这个时期，李洱走上了文学道路，第一篇小说《导师死了》写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因此他的文学道路从一开始就与他的先锋主义兄长们具有差异，尽管他乐于承认自己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进入新世纪后，新的现实扑面而来，无可躲避，李洱的视角深入到农村，写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后来又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写出了《花腔》。

“一个没有受过严格现代主义训练的作家，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李洱说，“当你要表现目前复杂现实的时候，你必须采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李洱认为，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也希望更年轻的作家在写现实主义的作品时，应该受到现代主义的训练，应该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在对谈环节，李洱进而补充道，中国的现实主义其实也来自国外，我们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但没有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相当长时间里，我们所受到的现实主义的影响，或者说在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我们的写作越来越变得浅显，越来越成为简单社会现实的反映，使得我们的现实主义道路，本来应该越走越宽广，现在是越走越狭窄，这个时候现代主义进入之后有可能拓宽渠道。”

在今天写长篇意味着什么?

在阅读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写长篇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四位嘉宾的最新作品来看，除了麦家的《人生海海》20万字，其他三位作家的作品篇幅巨大，付秀莹的《他乡》31万字，陈彦的《主角》78万字，李洱的《应物兄》87万字。写《主角》时，有朋友对陈彦开玩笑，别写那么长。而《应物兄》最长的时候写到了200多万字。擅长写中短篇的苏童就有一个苦恼，他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的一个趋势是“长篇沙文主义”。

关于长篇小说的长短问题，李洱的一个解释是和经验有关，当一个作家的经验复杂到某个地步时候，必须用长篇这种体量表达自己的经验，他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作家，而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通过短篇表明某种情调，也可以成为伟大作家，因此很难用篇幅衡量一个作家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

而陈彦则认为小说创作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以老子和庄子为例，老子简练，庄子行文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但都很伟大。而付秀莹则谈到，写作体量巨大，首要条件是要求作家身体健康，因为特别消耗体力。

当天的活动特别设置了一个“好书互赠”环节，每一位入场观众携带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领取一张凭证，所有书籍由工作人员编号。活动结束后，场外排起长队，观众凭借“好书互赠”凭证，在出口票号箱抽取号码牌，抽取由四位作家亲笔签名的个人书籍以及主办方精选的书籍。在这样的传递中，文学从一个心灵抵达另一个心灵。

N-TALK是南方周末主办的精英演讲秀，每次活动邀请商业、文化、科学、设计、艺术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人物，讲述他们的创作热情、奇思妙想与人生奇遇，分享创见和智识。连尚文学系本次N-TALK文学之夜的指定文学阅读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