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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怀旧与情感结构的转型——再读王蒙“季节”系列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姜肖  2019年12月26日00:39

记忆是一种象征资本,每一次对记忆的讲述都是一次话语整合,重要的往往不是记忆的内容,而是记忆的形式,以及重构行动的情感结构。自1993年起,王蒙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1993)、《失态的季节》(1994)、《踌躇的季节》(1997)、《狂欢的季节》(2000),重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相较于作家80年代对语言和文本形态的探索,这四部小说行文显得更为质朴,钱文等青年的心理轨迹和人生命运以线性时间顺序陆续展开,其间充斥着大量抒情性与议论性的排比句式直抒胸臆。在这漫长的记忆重构中,比起并不陌生的知识青年社会主义革命成长史,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有旧可怀”(1)的作家如何在记忆的镜像中安顿自我,这份一个人的“历史证言”(2)能否提供理解1990年代文学的有效方式。

01

对集体主义的热忱和皈依是这场记忆重述开始时最鲜明的情感姿态,不过,在喷薄欲出的向往里,也存在着一些不期而然的困惑。集体主义意识内部隐私空间造成的缝隙总是时隐时现,在革命历史重述之侧,青春期性别意识所承载的个人话语成为小说链接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场域的浮桥。

记忆重写里的少女们都面临着成为“冬妮娅”或“苏菲亚”的抉择。小说开篇关于“保尔·柯察金与爱情”的读书讨论会上,抛出了“保尔为什么一定要与冬妮娅分手”的问题,成为个人与集体意识形态的潜在对话线索。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1930年代便被译介到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话语体系实践的代表和革命精神的写照,受到大众欢迎并不断再版,在195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热情,成为彼时青年成长的“教科书”。(3)对爱情的抉择过程是保尔在革命之路上不断剔除自我而逐渐坚定信仰的见证,少年保尔的爱慕对象冬妮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化符号,被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毫不犹豫地去除了。保尔的抉择作为叙事伦理隐含在彼时诸多文本的结构中,影响着社会主义新人青春人格的塑造。多年后,1950年代被遮蔽的“冬妮娅”在1980年代重新被发现,这个纯情明朗、热爱文学的乌克兰少女成为彼时青年人怀恋的对象。1997年《读书》杂志上刊载了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将爱欲的私人化与革命激情的总体性对立,意图释放被压抑的个体,“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的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的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的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4)如果说对“冬妮娅”的记恋是对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恋爱”模式的有限拆解,那么,《恋爱的季节》则凭借对青年女性婚恋和情感状态的“旁观”,成为对左翼抒情话语的一次不彻底的回归。

小说以周碧云内心一次短暂的情感冒险开始,在这次自我博弈中,她完成了对集体主义道德内指的构造,“情书”所象征的隐私空间成为一种特殊的罪感伦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情书’这样多是不光彩不伟大的,起码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个人的私事的过分膨胀,是一种旧日的颇有些黯淡的往事留下的影子,是缺少革命的阶级的与行动的内容的空虚。……她应该先考虑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再考虑远非全面发展的舒亦冰和她周碧云自己”。(5)在周碧云的体悟中,革命空间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光明世界,不允许存在任何幽暗的角落,于是,被划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恋人舒亦冰很快就被集体主义化身的满莎所取代了。然而,尽管周碧云坚信对爱情的选择是一种本能的服膺,“一次小小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小小冲突,一次小小的思想斗争。她胜利了:新战胜了旧,公战胜了私,工作战胜了个人,无产阶级战胜了小资产”。(6)但当舒亦冰出现时,她仍旧情难自已、歌哭无端,本我青春期欲求的短暂释放突然涨破一以贯之的自我道德规训蔓延开来。不过很快,来自“女同志”们的集体教育便遏制了周碧云躁郁的逃离心态,将其重新纳入从“冬妮娅”到“苏菲亚”(7)的成长轨道,在此之外,只留下周碧云一个诚惶诚恐的表情。

“苏菲亚”这位20世纪初被译介至国内,寄托着彼时民族国家想象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救国女侠形象,作为成长原型嵌入小说中每一个女性青年的自我形塑,最具代表性的是积极教育周碧云的“女同志”洪嘉。在那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手法的开头里,一场青年的聚会上,第一个登场的便是洪嘉,典型人物形象细节的素描将性格身份传达得活灵活现,“她只有十九岁,长着一个浑圆的、孩子气的脸。她的眼睛不大,但极为灵动,精神十足。她的鼻子尖尖的,嘴角自然地翘起,一副天真、乐观、透明的样子。她最喜欢穿一身劳动布的工服裤,显示一种女工式的质朴与爽利。天一凉她就外加一件皮夹克,皮夹克不系扣,她再把双手往工服裤的口袋里一揣,就更加精神——你会觉得她像一个苏联姑娘”。(8)与周碧云的革命道德内指建构不同,洪嘉的罪感来自于原生家庭,父辈的缺席使得她性别身份的认知在精神之父的寻找中不断生成,而革命道德填充了对父辈的渴求,成为自我得以完善的根基。于是,洪嘉的一切行为皆源自对革命精神的热望,“革命+恋爱”的抒情结构成为洪嘉故事的主旋律。“革命者应该恋爱,恋爱本身似乎就带有革命的味道,大胆地去追求幸福,勇敢地去接触禁果,沉醉于一种高尚而又热烈的激情。但是革命者将怎么结婚呢?像旧社会的先生、太太、老头子、老婆子一样地过日子?她不太情愿……”(9)颇有意味的是,在洪嘉的精神构造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冬妮娅”的形象——被革命文化空间驱逐的继母。与继母的精神交流是洪嘉对革命道德一次偶然的自我出离。从北京到大连,小说用地理空间的转变给精神空间打开了缺口,“她恍惚觉得,有另一个洪嘉留在了大连。那个洪嘉要更温柔些,更爱弟弟、父亲和不走运的一辈子别再想翻身的继母些,要更平凡乃至于更庸俗一些,更要好说话一些,更随波逐流一些也更省心一些”。(10)

很显然,无论是面临抉择的周碧云,还是以女性豪杰为原型的洪嘉,都在生成自我的过程中游移在“冬妮娅”和“苏菲亚”之间,呈现出难以遮掩的困惑。无法忽视的是,小说隐藏着一个限知视角的叙事者,这个叙事者忽而化身为钱文的眼睛,忽而溢出叙事结构成为事件的画外音,但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他都是女性成长中一个在场的缺席者。一方面,周碧云们或洪嘉们的成长过程通过作为隐藏镜头的钱文的视线被一一展开,而年轻的钱文在这个“恋爱的季节”中仿若一个局外人,更多的时候沉浸在苏联音乐缔造的梦境中迷茫,或作为行为的补充说明而发声,“革命是这样地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属于个人的最终仍然是属于革命的温柔美好的情感”,“个人的生死也应该是置之度外的,忘却了个人,忘却了自己的五尺之躯,才有真正的大献身大欢喜!”(11)另一方面,性别话语所承载的隐私空间在革命话语内部却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开,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旁观者”,同小说里的青年女性们一样,无从回答“冬妮娅”还是“苏菲亚”的问题,只能发出一声叹息,“漫长的路啊,还有些什么在等待着她——这位可爱又不可爱的革命女性呢?”(12)于是,这场个人记忆重述在犹疑中模糊了“个人”。

02

如果说少女们的成长辗转于“冬妮娅”或“苏菲亚”的模式,构成个人与集体悬而未决的显影,那么,被并置安放在时间线索上的理想主义与世俗经验之间的矛盾,同样没有因为线性时间的延展而消失,反而在转折的关口被挤压成一个横截面,成为记忆重述另一重被搁置的困惑。

小说对于革命理想主义的记忆同样通过青春镜像的方式呈现出来。青春和革命的文化互喻,以及青年群体作为新生政治力量或民族国家未来形象的文化象征,由来已久,诸如青年意大利党民族压迫与“青年革命家”的提倡,德意志青年候鸟运动的“青春崇拜”,晚清学堂与前现代被压迫民族国家兴起的“青年团”等。在1990年代同时期,大量被标签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通常以青春视角介入革命文化,二战之后社会学意义上的“青春”问题,带着含混、多疑、充满危险的荷尔蒙意味进入特殊的年代记忆,种种伤痛、绝望、理性或非理性的话题,与青春期生命阶段的生理和心理骚乱同构,暴力的、强悍的、伤痕的历史从而获得敞开的可能。相较而言,“季节”系列小说青春镜像的情动视野则显得更为“保守”。一方面,青春怀旧实现了对革命话语经验的剥离,“怀念永远是对的,怀念与历史评价无关。因为你怀念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政治举措不是口号不是方略谋略,你怀念的是热情是青春是体验是自己,是永远与生命同在的快乐与困苦”;(13)另一方面,借由青春体验,革命理想主义也随之降落在1990年代日常生活的话语空间,理想主义的崇高性变格为反对庸俗的心理冒险。

对革命岁月最初时光的追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单纯的美好想象中个体生命开始向着世界展开,每一帧画面都那么欢快昂扬。最先出版的《恋爱的季节》是对早年《青春万岁》更为甜蜜的一次重写,贯穿始终的苏联歌曲、电影,以及19世纪欧洲文学家的名言警句,都极为生动地复活了20世纪50年代革命历史空间。明朗激昂是王蒙革命理想主义怀旧的底色,这也正是他在多篇创作谈中不断强调的,布尔什维克精神遗产给予一代人受用终生的精神力量,“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无限光明无限幸福无限胜利无限热情十分骄傲自豪”。(14)而与20世纪初小说中那些走出家庭,走上街头的革命青年不同,“季节”系列中这群青年似乎没有沉痛的国仇家恨,并不需要直面淋漓的鲜血,或挣扎在水深火热、苦大仇深的生活之流中,也不需要在革命信仰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只是怀抱着赤诚的新生活之梦加入社会主义革命塑造的美好明天。因而,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显得那么轻盈,他们的情感归属并未突破日常生活的规范。以钱文为代表的青年们如此不满于生活的平庸,“他仍然害怕这庸俗……能够帮助他的只有革命、革命、革命、革命,他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抵御他不希望的一切。革命啊,再给我一点危险,给我一点考验,给我一点燃烧的热烈的痛苦吧!”(15)“刘丽芳在十七岁那年接受革命是因为革命是她十七年来接触到的最精彩的游戏,……这样的规模世界多少年才能出现一次?中国多少年才能碰上一次?碰上一次也就不算白走一次。碰上一次再死,也就不枉活一生!……革命是青春,也是全民的盛大节日,真是一点也不错!”(16)“正是在这样的劳动中,他们确实是获得了解放,他们回归了自身,他们成为了一个个年纪尚轻,身体健康,有热情,爱劳动,能干活,能吃饭,不怕艰苦,不怕疲劳,有胳臂有腿能跑能跳的完完整整囫囫囵囵的自己。”(17)借助青春话语,在作家浪漫化的怀旧中,革命情怀实则不再具有绝对化的崇高性,而是渗透进世俗经验之中。

不过,随着记忆线性时间的推进,面对生活的巨变,钱文逐渐陷入精神的困乏,青春的镜子被世俗欲望的体验击碎。一方面,钱文在自我放逐后,逐渐融入那些曾经在理想主义式想象中被拯救的人民。他发现在世俗生活中,是生存伦理而非革命伦理支撑着一切,人民只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同时也用民间智慧戏谑着神圣。另一方面,钱文在放弃了“那些曾经占据身心的宏大理论问题”后,便开始放纵于个人欲望满足并在此间得到心理释放,身体感官和物质细节的描摹泥沙俱下,淹没现实冲突,凝固了一切文本的缝隙。然而,从“我”的告白,“这就是我的长诗的主题:永远革命,永远前进,永远改造自己……往者已矣,光荣已矣,自豪已矣,耻辱已矣,罪孽已矣,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这就是脚印与方向,这就是激情,这就是诗……”(18)到“我”的低语,“平凡的人也能革命,这才显出革命的伟大,革了命也还平凡,这才是革命的艰难。更何况,不革命的人也会变得革命,革命的人也会变成狗尿苔”。(19)其间的困顿踌躇或对立和解,却并没有得以立体呈现。

由此,文本始于被理想主义包裹的小叙事,又终于沉入日常生活经验的小叙事,那些炽热浓烈又汪洋恣肆的抒情与文本形式对历史结构的回避,发生了话语层面的断裂。有学者对小说中的世俗性因素进行分析,认为这种对物质性的冗长书写是基于对革命文化消解的目的,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与常识理性的肯定”。(20)也有学者认为,对日常生活的认可是作家在经历了半世沧桑,洞察世事之后的彻悟,“王蒙宁可明智地保持低调。王蒙已经厌倦了剑拔弩张,咄咄逼人……这种想象图景与其说源于一个幸存者的厌倦与疲惫,不如说是一个幸存者深刻的总结与期盼”。(21)不过任何文本都绝非建造于纯粹主观意念之中,如果跳出这四部小说关于革命文化记忆内容的局限,将其放置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历史场域中进行审视,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小说所建构的这面带有裂痕的怀旧镜像?那个在集体主义向往中镂空的“个人”,或是深深镌刻进世俗经验的理想主义情感,如何进入1990年代?作家书写姿态的矛盾性,又是从何而来呢?

03

早在1980年代初,李子云在与王蒙的创作通信中便曾指出作家心态的彷徨,尽管王蒙在回信中委婉地反驳了“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论断,但李子云在复信中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在受着两个不同方面的力量所牵引:理智与情感,过去与现在……你理智上倾向于面对现在,你要求自己谛听并且及时记录生活不断前进的脚步声;但在感情上,你仍不能忘情于过去,不能忘情于那个豪情满怀、生机蓬勃的青少年时代”。(22)具有相仿人生阅历和心路历程的李子云对王蒙创作文化心态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不过,尽管创作主体经验的总结或可成为一种理解文本的方式,但主体经验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场域的变量中,每一次对经验的提取,实质上都成为主体应对当下状态的方式。尽管“季节”系列是王蒙一次自叙传式的书写行为,“它是我的怀念,它是我的辩护,它是我的豪情,它也是我的反思乃至忏悔。它是我的眼泪,它是我的调笑,它是我的游戏也是我心头流淌的血。它更是我的和我们的经验”,(23)但是,记忆重构所潜藏的秘密却并非全部诉诸过去,在跨越代际的经验中,小说与革命岁月的相关性远远不及其对现实和未来的指向性。

“躲避崇高”与“抵抗虚无”是王蒙小说创作进入1990年代历史场域一体两面的情感症候。“躲避崇高”首先体现为对“个人”方法的依托。作为一个庞大又模糊的能指,1980年代的“个人”文化结构,源于对特殊岁月的部分纠偏,而它得以壮大的资源更多是世俗化的文化经验。“个人”在1990年代不断扩张所指的关涉范围,一面依附于主流之侧,一面寄身于消费之畔,一面展示着中空的历史二元性,并进一步将此三者合成一种奇异的话语杂糅,成为一个无力的结构物。寄托于如此“个人”的叙事往往颇有“杂色”,王蒙也曾坦言书写的困惑,“我也曾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熟语,我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个人,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成功”。(24)于是,钱文也只能暂且搁置女孩们该成为“冬妮娅”还是“索菲亚”的追问。

而对世俗文化的认可成为躲避崇高更深层的方式,即“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在亲和与理解世俗,珍重与传承革命的同时保持精英的高质量、对丑恶的不妥协与独立人格”。(25)1993年《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王蒙借分析王朔小说的世俗性因素进行夫子自道,表达了对彼时精英文化所持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警醒。随笔中,精英写作姿态的对立面被这样予以确认——“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作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先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分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26)这番指认与其说是反思启蒙文学史观,不如说是王蒙对上一个十年文学形态的反省,以及对1990年代书写姿态的一个宣言。

颇有意味之处在于,王蒙将躲避的“崇高”形态进行了辨析,革命文化所蕴含的理想主义内质也被分而划之,一部分留在原地,另一部分则被准入1990年代的文化场域,用以抵抗虚无。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济南》(27)与“季节”系列的怀旧书写形成了互文。这篇小说延续了王蒙在1980年代惯用的“意识流”手法,以第一人称“我”对“你”的诉说为主要方式展开了今昔之比。“你”的临终告别唤起“我”对往昔的记忆,青春年华的丰盈与庆祝解放济南的锣鼓喧天于午夜梦回时触动“我”的心弦,当“你”溘然长逝,“我”仿佛跟着你回到了济南解放的场景,“后来我仿佛听到,电话耳机里传出的是欢庆解放的秧歌锣鼓”。与这篇小说类似的追忆短章还有《初春回旋曲》《我又梦见了你》《纸海钩沉》等,尽管怀旧的指向不同,但皆在感伤的意绪中回顾着曾经充满激情的岁月。如果我们暂且搁置作家的人生经历,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怀旧。小说中,当“我”在展示当下的生活之时,文本的节奏便趋于平缓,以一种近似于流水账式的形式罗列了大量日常生活细节,家用电器、菜市场、机票价格、绿卡、维生素……相较而言,记忆中的画面却是如此明亮,“在你的心目中,我还保持着庆祝济南的秧歌舞、那条彩色丝带和生疏了的弹钢琴的手”,于是,“我”发现“尽管我们都享受着很好的照顾,尽管我们拥有一切,然而我们仍然——不是有点孤独吗?”对往昔生活的忆念更多来源于对当下状态的厌倦,“我”在远离革命年代后感受到孤独,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怀思成为抵抗虚无的形式。不过,“我”的追昔之思透露着无奈和喟叹,往昔的激情只属于过去,当下的生活仍然要继续在碎屑中进行,“我”的怀念也成为一次安全的心情波澜。

雷蒙德·威廉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结构如何对文学发生影响时,深化了早年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学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若以此观之,“季节”系列的斑驳面影,表征了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中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情感结构。“季节”系列的怀旧书写是一种“再现式的怀旧形态”,它所呈现出的怀旧意识是修复性的,而非反思性的。《躲避崇高》刊载不久,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被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怀旧的暖黄色系画面展开一段特殊人群的青春记忆,在国际歌的旋律中,青春期本能欲望与革命理想主义情结浑然一体。同年,张承志散文集《荒芜英雄路》塑造了一个“走异路,寻异地”的现世革命英雄形象,三个月内连续印刷两版共两万余册,在上海图书市场销量名列前茅。(28)而就在“季节”系列出版结束的同年4月12日,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创作者为拉美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灌注了丰沛的理想主义精神,12月26日话剧在中央戏剧学院千人剧场再度上演,诗人食指在演出前朗诵《相信未来》,魏巍、贺敬之到场致辞,瞬间将时间拉回到峥嵘的革命年代。(29)无论是链接记忆,还是间接抒怀,怀旧重构的文化形态无疑是去除了历史性或意识形态象征的符号编码,将集体性的理想主义圈定在日常生活中,将私人记忆与公共记忆进行重组,既有限度地逆反着秩序干预,引导着大众对日常生活的情感波动,又有节奏地压抑着逆反心理,形成单向度的情感规约。

在1998年出版的《世纪新梦》中,1980年代里曾经执思想界之牛耳的启蒙主义倡导者李泽厚,颇为感伤地讽刺着彼时盛行的怀旧书写,“这些作品谈龙说虎,抚今追昔,低回流连,婉嘲微讽;真是往事入眼,今日何似,正好适应了‘太平盛世’中需要略抒感伤,追求品味,既增知识,还可以消闲的高雅心境”。(30)这份嘲讽代表了彼时大部分知识阶层的尴尬和无奈,然而,这份怨怼所关涉的现象,却并不是单单以本土启蒙主义思潮的浮沉,或是商业化所导致的艺术性失落便能解释。如果说在80年代前期,作家和读者形成了一种共享的书写状态与阅读期待,共同锻造了“新时期”文学之“新”,那么,随着共同意志与可分享的知识谱系逐渐分崩离析,90年代的文学行动则真正开始面对历史和当下的种种困局。而也许是20世纪中国的命运使得我们在回望之时,满眼都是抗争的印记,革命文化像是一个源代码,成为一切顺从或反叛的美学姿态皆无法挣脱的宿命。作家们无论是从记忆深处走来,还是年纪尚轻,都试图遥想着特殊的光辉岁月。对于跨越当代文学转型期的重镇作家王蒙,其怀旧书写所表征的情感结构转型,确乎提示着我们再度审视1990年代文学的关键问题。不过,对于作家私人生命经验而言,或许任何对年少的感怀都显得无可厚非,“我还是特别怀念1948、1949、1950、1951年的日子,一遇到孤独和自由的时刻,钱文就会想……他知道这些记忆,会被时光所冲刷磨平,他通过偶有的孤独和自由的闲暇,来回味它们,巩固它们,延长它们的鲜度,维持它们的热度”。(31)

 

注释:

(1)王蒙:《我又梦见了你》,第9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

(2)何启治:《王蒙式的历史证言》,《文学编辑十四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苏联文艺影响巨大》,《人民日报》1951年2月20日。

(4)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读书》1997年第5期。

(5)(6)(8)(9)王蒙:《恋爱的季节》,第3、3、5、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7)苏菲亚是波兰戏剧家廖·康夫所作戏剧《夜未央》中的女性革命者角色。

(10)(12)王蒙:《恋爱的季节》,第2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1)王蒙:《失态的季节》,第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3)王蒙:《狂欢的季节》,第2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4)王蒙:《你是哪一代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15)王蒙:《恋爱的季节》,第4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6)(18)(19)王蒙:《踌躇的季节》,第169、125、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7)王蒙:《失态的季节》,第1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0)陶东风:《论王蒙的“狂欢体”写作》,《文学报》2000年8月3日。

(21)南帆:《革命:双刃之剑》,《后革命的转移》,第55-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2)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王蒙选集》第4卷,第50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23)王蒙:《长图裁制血抽丝》,《文艺新观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24)王蒙:《道是词典还是小说》,《读书》1997年第1期。

(25)王蒙:《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读书》1999年第4期。

(26)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27)王蒙:《济南》,《上海文学》1990年第7期。

(28)索飒:《永不孤独的孤独者——读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

(29)陈仲伟:《关于话剧〈切·格瓦拉〉轰动效应的社会思潮分析》,《山东文学》2010年第1期。

(30)李泽厚:《世纪新梦》,第53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1)王蒙:《恋爱的季节》,第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