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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瑄璞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向女性发问,向生存现实发问

来源:《小说评论》 | 李浩  2019年12月19日11:30

No.1

从现实和经验中汲取

在我看来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是一部娓娓道来的经验之书,这“经验”包含着双重:生活经验,认知经验,而认知经验在这里占有的比例应当更多,她试图在《日近长安远》中尽可能多言说,尽可能多地把自我的和生活的经验放置在其中,尽可能多——我相信我读出了周瑄璞对《日近长安远》的极度看重,这部书里包含着她的近乎全部的世情经验、生命体会和人生认知,“我把我的思想寄托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①她在《日近长安远》中所做的,似乎也正是伊塔洛·卡尔维诺试图在《树上的男爵》中所做的。我读到了她流淌于文字中的真诚,遮掩在文字背后的真情。

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是魔法之物——是的,我一向愿意如此强调,用来自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的引文一次次强调,但在这里我愿意强调它同体的另一面,那就是,“确实,小说在撒谎(它只能如此);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小说在撒谎的同时又道出了某种引人注目的真情,而这真情又只能遮遮掩掩、装出并非如此的样子说出来。”②我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更多地是在技法上的,它是小说做到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技术手段,是小说得以完成并让我们信服的条件之一;而真诚和真情,却是小说得以建立的最为重要和核心的支撑,一切的技艺手段都应围绕着它来展开,让它呈现得凸显而深刻……是故,作为一个迷恋于语词和技艺的写作者,我同时绝不否认真情作为力量的存在,甚至更愿意用同样的真切来讨论它。列夫·托尔斯泰也曾专门地提及真诚在文学中的重要:“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除了才华之外三个必备条件:1.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即合乎道德的态度;2.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这是一回事;3.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爱憎分明的真诚情感。”③

真诚真情,是周瑄璞对《日近长安远》最为可贵的品质,似乎可以认定她真切地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了这本书中,这部书,也许是她迄今把自我放置最多的一本书,是她的“大浴女”,她把自己的思想结结实实地埋设在这本书中,在阅读中,我时时会被她溢出于文字表面的真情所打动。小说中的两个核心人物,罗锦衣和甄宝珠,毫无疑问周瑄璞爱着她们,并将自己对生活、生命和幻想的认知分给她们携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女性取自于周瑄璞的肋骨。她们两位女性的不同走向都属于“经验”,我说过这“经验”包含着双重:生活经验,认知经验。在她们身上这双重经验是混合的,既有经历也有对可能经历的想象,以及从同类人身上的“取自”——毫无疑问,在罗锦衣和甄宝珠身上所经历的挣扎、疼痛和不甘都与周瑄璞的认知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她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都与周瑄璞的认知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小说中,周瑄璞让她们的生活建筑于同一支点(出生于农村;高考一次次落榜;竭力想逃避“村妇”的角色),然后让她们分成两种很不相同的走向(罗锦衣不计代价和后果,使用着身体和一切可能,最终一步步从尹张小学的民办教师,转正,进入公社街,县城,省城,变为正科,副处,正处,最后因偶然事件而离开岗位;而甄宝珠则经历不甘的挣扎之后选择了一个农村男人,然后一起经商一起来到西安,直到男人秋生病死,返回农村)……两个女性,同时分担了作家的真诚,也同时分担了她的爱、忐忑、疼痛与怜悯。周瑄璞借用两位女孩的不同道路完成她的追问:生活如此,非如此不可么,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谈到,艺术注意事物,对于生活有着真诚的模仿性,但也会按照艺术家的性格、时代诉求和艺术诉求做出调整和改变,“艺术家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一定是向同一方向改变,而且是有意改变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④在这里,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中,两个女性分别强化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分别承担着可能性的两种趋向,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各有所痛也各有所乐……周瑄璞清楚她们将要的得失,清楚她们在分担的过程中会经历什么,我甚至猜度周瑄璞在写作的过程中暗暗思忖:如果是我,如果我是……她让罗锦衣、甄宝珠身上的“主要特征”显现出来,并让她们承担着其必然的后果。

我依然要再次强调,这两个女孩都取自于作家周瑄璞的肋骨,在文本中她极真诚而动情地对待她们,这也使我们这些阅读者有了更为强烈的感同与身受。

强烈的感同身受还来自于它和生活的贴近。在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中“生活”具有自明的生长性,有着那种浓厚的、散发着气味的生活气息。这里有和时代一同演变、一同移展的成长性,有我和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的时代之变对于个人的影响,切肤地感受到“那时代、那生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一切。如果进一步,阅读者能有和作家大致相同的共有经验的话,你还会把自己的经验和体验补充至她的言说中……还有一点儿,周瑄璞也乐道于风情和风物,这一“乐道”更让她的文字增添着来自于生活的烟火气,它显得真实真切,活色生香:“一个菜馍两张皮,先擀好一张,放高粱秆锅排上,调好的馅放上摊匀,留出周围一指宽的边儿,再将另一张皮对齐放上,圆周一点点压实,由锅排上顺着落到平底锅里……”⑤“秋生记得他们十几年前刚来西安的时候,曾经路过这里,只不过是城市的边沿、郊区,平静的工厂区,人们在此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上下班时间,人群泱泱,集中出入,部队一样开过,其余时间,十分安静。可现在,被注入了市场的活力,就像给池中投入一把面包渣,大鱼小虾蜂拥而至,又像被翻犁多遍的土地,热气腾腾,各种作物种植得密密匝匝……”⑥“上午她去买菜,走在路边的大树下。树叶经历酷夏的葳蕤,变得浓绿,妥妥地撒下阴凉。各式门面次第绽放了自己,卷闸门忽地升起,率先跳出一只小狗。玻璃门打开,主人拨开塑料门帘将一地琐碎清扫出来。一个白净的男人弓着腰身……”⑦

带自于生活、时代的真切感受让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颇有在场感,现实感,仿佛能带我们进入,和她一起观看,一起经历,一起交流。她写下的是又一部“平凡的世界”,恰是在这日常和平凡中,我们照见那种和我们大致相似的生存,进而思忖:它,非如此不可么?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No.2

沉扎于生活的女性之书

它,非如此不可么?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如果罗锦衣和甄宝珠“交换”一下命运,就像“交换”那枚苹果,“交换”那个上厕所的人,她们是不是因此不同?如果,罗锦衣身上的性格多一点点甄宝珠,而尤其甄宝珠的身上多出一点罗锦衣,她们的命运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日近长安远》没有提供答案,它甚至未曾让两位女性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中,她不提供问题的答案而是专注于她们的命运故事,她们在生活中已有的、“经历”的部分。她们思考的,是已有,和建筑在这种已有上的可能。

非如此不可么、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属于阅读者的问题,是我和我们在掩卷之后的感受,追问。“懂得”的小说家有意不让居于核心的两个女性中的任何一个有意识触及这一问题,而恰恰是这种不“有意识触及”,却使得我们得以在文本中沉入,在掩卷后思考。

《日近长安远》,周瑄璞有意和生活平视,有意不在文字中指手划脚,有意不干涉文本中主人公的想法、看法,不高看也不轻视,而是致力于和她保持一致:这种在文本中的非审视性才应是“现实主义”小说重要的品质之一,只有这样,她所书写的人与事才更让我们信服它可以发生或正在发生,我们也在这样的“局”中,她们所遭遇的正是我们在遭遇的,我们周围的姐妹们所遭遇的……我承认,我们或许会在文本阅读中跳出来和主人公进行争辩,而这,恰恰是周瑄璞所要的。

小说中,罗锦衣对自己的“N次献身”没有半点儿道德愧疚,她不在这件事上挣扎,她的可能的挣扎留在了文本之外。她在镜中审视的,只是自己的脸和身体,和欲望的得与失,甚至经历几次的非婚怀孕、悄然堕胎,得知自己已很难再怀孕的时候也没有挣扎,它同样留在了文本之外。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省略,周瑄璞很有计划地“经验省略”,那些在别人那里的“有话则长”在她的文本中却故意移除,让我们这些阅读者为其填充。是的,她把挣扎留给了我们,让我们去说服罗锦衣,和她的“理论”争执,进而是同情和悲悯……也正因如此,文本的陌生感反而获得了强化,它的丰厚度也同时获得了强化。

“宝珠的身份,不上不下,比农民珍贵了一点,可毕竟不是商品粮,在农村寻媒,肯定是不愿意,要想找个拿公家钱的人,那得对方小伙子品德高尚,看中爱情不计较农民居民的身份,可哪里有不计较呢?这是人活在世上的前提啊。”⑧

“虽然那些人,不是她的直接领导,可是,领导,总是领导,都是不能得罪的。而她,是想要进步的,她还有弟弟,需要她的帮助,伯妈活了大半辈子,弯腰缩脑几十年,需要在庄上受人尊重,家里这事那事,需要拯救。而这一切,都需要她的身体来开疆拓土。一个家里,有一个人中用了,其他人也都能带起来。”⑨

“对于副处这个职务,她确实曾满足了两年。在这个位置上站稳之后,有了新的想法:副职,只是个摆设,一切是一把手说了算。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是不能更好实现。新鲜劲过去,她又瞄向下一个目标。”⑩

……文中,这样的叙述比比皆是,毫无疑问,它的里面包含着某种文学上的“政治不正确”但又异常地现实,有现实的说服力:它所点出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普遍可能。周瑄璞有意让她和她们不那么正确,因为这是她和她们真正的所思所想,是她们的生存欲念和暗暗的计较。她选择站在她们的立场上,呈现而不是审判。因为审判往往是轻易的、浅薄的,也是无效的。她不想提供那些,她更愿意呈现生活的真切样貌。

《日近长安远》是一部女性之书,它的全部文字都围绕着同一生存支点的两个女性来写,她们有相似的根,但生长却那样不同。我也愿意把它和最近读到的李凤群的《大野》做比较,因为它们同样是书写的女性,同样是“双生花”——两个女性同时出发走向不同的命运,各居一极地发展,互为映像。《日近长安远》与《大野》均是七○后作家最近推出的新作,其笔墨也都集中于女性,颇为有意思的是,它们属于女性之书而均不是“女权之书”,其中的女性观念认同、身体认同和情爱认同都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它甘于命运的赋加,甚至某种的被侮辱和被损害——七○后女作家的女性书写,却与女权的“个人权利争取”毫无纠缠瓜葛,更勿论权利的过度了。透过她们的书写,仿佛一时勃兴过的“女权意识”如同尘埃早已被擦拭干净,这一点颇让人感慨。《大野》集中于情绪,李凤群的小说中布满了情感的涡流,它的旋转速度缓慢而沉郁,而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则侧重于有命运感的故事,它的用力在故事的发生发展上,她让故事自身生出力量来。

沉扎于尘世,生活,日常,我把《日近长安远》看作是又一部的“平凡的世界”——这一指认并不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手法的使用,更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它是另一部让人思忖自己平凡人生和个人成长的书,它同样具备着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伴我成长”的意蕴和力量。只不过,《平凡的世界》具有“另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特征,而《日近长安远》则专属于“此时代”的,它折射着这个时代人们(尤其是女性)普遍的生存境遇,普遍的认知能力,普遍的精神疑难。《日近长安远》,真的是一个好题目,它的“近”和“远”构成着我们进退的犹疑,得失的犹疑,精神的犹疑。

No.3

互为镜像,以及“遥不可及”

在《耶路撒冷致辞》中,米兰·昆德拉谈论着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所做的调整和改变时说,“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等着聆听那超个人的智慧之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小说常常比它们的创作者们更聪明”⑪——普遍而言,女性的天然敏感时常会让她们的写作比它们的创作者们更聪明,在这点上,《日近长安远》大约同样如此。毫无疑问在写作的初始周瑄璞就已设计了罗锦衣和甄宝珠的故事走向,设计了她们必须的负载,然而在书写的过程中,罗锦衣和甄宝珠开始占据了舞台,她们在自我的角色中不断地叠加,不断地“添加”有意味的动作和表情,从而使这池波澜之水变得让人惊讶地深泓。

故事从共同的“逃离”开始,两个女孩,罗锦衣和甄宝珠一起试图逃离村妇的命运——许多大道理面对真实的处境往往是无效的,除非你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她们那里难以忍耐的不止是贫穷,还有种种的落后和可怕的泥沼感。聪明的罗锦衣找寻到了她的方法,她有了阶梯,而甄宝珠则有着显见的不甘:“就农村小伙子来说,再也不可能有比尹秋生优秀的人选了,可甄宝珠还是觉得憋屈,她是与命运在怄气,为自己彻底落在了农村而生气。”⑫在这里,命运开始分叉,互为镜像的两个女性开始了不同,她们不再可能重叠在一起,她们不再可能有“互换”的机会。

罗锦衣走上的是一条上升之路,像她名字里的锦衣一样,她开始一步步“向上”,她的每次上升都如同是一次蜕变,她进入另外的环境也进入另外的人生旅途,蜕壳时所经历的那些则被隐藏,忽略。她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世俗实际同时又那么坚固。这个目标,就像慢慢养大的虫子,最终吞噬掉她,让她和“目标”成为一体。小说点到她食欲、性欲的某种衰竭,睡眠不好,我想未曾点出的大约还有更多。她终于有了锦衣玉食,然而同时她又那么轻易地用一种不审慎地方式将它毁掉,这毁掉其实包含着一种暗喻,一种“目标”对她的悖离感,一种得到之后的空虚。作为女性,罗锦衣似乎从未怀疑过“目标”的正确性,她愿意为之付出,也认可这种付出,然而最终却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崩塌”,她落入空茫,似乎唯有故乡“北舞渡”还可盛载下她的飘浮。

甄宝珠,她的不甘是条撕咬过她内心的虫子,随后它被封闭起来仿佛再不被看见,包括她自己。她和自己的丈夫尹秋生,背负着身份上的那份注定开始起颠沛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和尹秋生始终是条颠簸的小船,作为省城的西安自有它的风大与浪急。因为身份,她始终未有着落,即使她貌似已在省城里生活而且生出了根……她知道不是,没有,她的根伸不到那么深的水流中。她经历着贫苦,生活的重压,以及死亡的分开——《日近长安远》,甄宝珠带着一身的灰尘返乡,在她身上已丝毫看不出半点“宝珠”之色。她将要泯然,甚至故乡也不会或多地把她记起。

好生活的向往是没错的,否则就不应有逃离和不甘。“有尊严的生活”宝贵而奢侈,但它应当是一束照在暗夜里的光。然而,无论是罗锦衣的道路还是甄宝珠的道路,无论她们多么不同多么不可互换,却都无法真正地脱开“日近长安远”,她们的奔向似乎永远是那么遥不可及。

罗锦衣经历着命运的大起伏,她是另一个付出了灵魂来交换的浮士德或者于连,她用尽了心力换回的依然是一片空旷;而甄宝珠,她的命运基本是种线性,低在尘埃里艰难而平静地活着,我想连她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有怎样的得到。在小说中,罗锦衣的生命和生活是呈前的,小说既凸显了她的经历也凸显了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每一步都经历着自我、他者和作家的三重打量。而甄宝珠,小说中有意留给她的是一道淡然的暗影,她的所思所想几乎也是暗影性的,未有明显的踪迹。她所获得的描述多是故事性的,而且一直有着丈夫的共同陪伴。在小说中,两位女性的命运只在始和终的部分交集起来,而整个历程她们完全是分开的,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幸与不幸。它其实也是一种暗暗的提示:命运一经选择(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意味着与选择之前再无重复,它不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如是,我们应该是像甄宝珠那样生活还是要像罗锦衣?那,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好小说,都是要发出追问的,我认为。

 

注释:

①[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59页。

②[秘]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③[俄]列夫·托尔斯泰:《莫泊桑文集》序言,《托尔斯泰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④[法]丹纳:《艺术哲学》,现代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18页。

⑤⑥⑦⑧⑨⑩⑫周瑄璞:《日近长安远》,《十月》杂志2019年4月长篇小说卷第2期,第168页、第190页、第232页、第154页、第162页、第189页、第156页。

⑪[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智慧·〈耶路撒冷致辞〉》,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