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骨肉》一张口就说：“我十二岁那年，我妈妈和我亲生父亲私奔了。”小说中，妈妈抛弃了“我”和爸爸，而这个“我”叫了12年“爸爸”的人竟不是“我”的亲生爸爸。更难以置信的是，妈妈奋不顾身投奔的正是那个血缘上的爸爸。很明显，马小淘选了一个偏僻的角度，她只是轻易地调换了两个男人的角色，事情就变得复杂而新鲜起来。面对眼前这个本不是爸爸的爸爸，“我”将何去何从？这个名义上的爸爸是否还会接纳“我”？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不确定的基点上，小说向读者敞开了它的可能。

这场“私奔”惊世骇俗，没有旧例可循，像一个恶毒的玩笑，从一开始就驱逐了人类经验中有关私奔的所有细节。当事人被逼入前所未有的绝境，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在妈妈“私奔”后的残砖剩瓦中清理出一条新路。这显然是有难度的。一对无生物学亲子关系的“父女”，纵想一仍其旧，也必将在时光和无穷尽的琐碎生活中遭遇重重阻障。

马小淘无意重复一段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的庸常剧情，尽管她已为这个剧情预设了新的高度。我以为，马小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道德的“解释”。尼采在《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曲》中说：“根本没有道德现象这种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我的理解是，道德绝非自在之物，它必得落到人间，经由人的生活来体认、衡量、求证。所以，面对“妈妈出走”的既成事实，父女俩的疑惑惊人地相似：道德的尺度究竟在哪里？如果妈妈被指认为是不道德的，那么“我”和爸爸就是道德的吗？这里是否有个陷道德于尴尬的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道德虚弱无力，不堪一击，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

我确信，马小淘在这个问题上是极为犹豫的。这种犹豫落实到文本中，就是对张老师（爸爸）和张涵（“我”）二人道德体验过程的冷静述说。此时，在她的眼里，作为主体的“我”和爸爸已被悄然置换为客体形象：张涵和张老师。在私奔事件中，张老师是当然的受害者，但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道德天平的另一端，就会发现：张老师对妈妈的爱并不纯粹，他之所以和妈妈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以合法地、近距离地欣赏她的美”。换句话说，促使他不顾妈妈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而甘愿“接盘”的动因，仅仅是出于收藏精致“艺术品”的本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逃过死劫后，他那么急切地要去欧洲欣赏真正的艺术了。这或许是丢失妈妈这件“艺术品”的心理补偿？听起来有点残忍，可谁能说就一定不是实情呢？更残忍的实情是：他们在12年的婚姻生活中，只不过是对方功能性的代用品。张老师是刘雨刚（张涵的生父）的替身，妈妈则沦为张老师心目中艺术的完美修辞。倘若上帝真的存在，恐怕他手里的道德权杖也不知该挥向哪方。

道德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当我们提及道德时，常常会自命为“上帝”，俯视芸芸众生的每一处伤口。但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被牢固地吸附在大地之上。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也就廓清了人的限度和边界。对此，马小淘是清醒的，甚至是冷酷的，她知道在张涵的周围遍布陷阱，她必须楔入自己的声音，一种不同于张涵的声音，一种充满焦虑争执的声音。

这是书写者的“我”对叙述者的“我”的精神空间的介入和干扰。马小淘不会不清楚，这种干扰是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剥夺人物行动的主权。但她又是矛盾的，潜意识告诉她：道德从来不能自证，要想收获真实的道德体验，就必须走入人群，交换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者的声音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从内部丰富了张涵的精神维度。张涵的道德体验便是在矛盾丛生的秘密冲突中逐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绝对的孤独和怨恨得以消融，生命也随之阔大、庄重。

一切顺利，这下道德的阴霾应该烟消云散了吧？不，问题出在父女俩的欧洲之行。正是这趟对张涵来说“如同噩梦”的旅程，让我警觉地嗅到某种“阴险”的气息。爸爸，这个在道德面前始终保持沉默的“好人”突然性情大变，一路上疯狂地挥舞起道德的戒尺。人性中还深藏着多少隐秘？也许道德可以体验，可以解释，但所有的道德解释，在人性的宇宙面前终归是微不足道？

这一疑问，在小说结尾处得到了有力的回应，并凝为一个彻底的姿势：“掌上明珠”。马小淘一手策划了这场善良的阴谋。她孤傲、机警、善变，在她冰蓝色的想象世界中，张涵其实并没有走远，她一直都在，在爸爸湿润的掌间，在宇宙每一点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