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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以流通为古书续命

来源:解放日报 | 柳和城  2019年12月10日08:25

1926年出版《创立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志略》中的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古籍出版取得了辉煌业绩,抢救整理了大量古典文献,让古籍普及,让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更广泛地流传。但是,乱点、乱注、乱译以及重复出版的现象亦不少,比如校勘体例前后不一,编辑章法不伦不类,有的不考证版本源流,有的不加选择而以劣本出版。

《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一书,讲述了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中国最初一批现代出版家,如何既热诚投入又极其严谨地出版古籍的故事。他们为古书续命的执着与努力,值得今天的出版人学习。

“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胡适、梁启超等一批学者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一部分。1919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四部丛刊》,正与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同一年份。

区分“国粹”“国渣”,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亦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印行始于清末,却于新文化浪潮最为高涨之时全面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这既是历史机遇造就,也跟主持人张元济的思想密切相关。他虽则科举出身,本人家学渊源,但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始终追随时代潮流而动。他整理、印行中国古代文献,目的是“为古书续命”。他曾感慨地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戊戌变法与主持《外交报》及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张元济把译介西学作为紧要之事。时代的召唤,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因此引进新的科技、新的观念,促进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第一位的事情。用张元济的话说就是为了“文明排外”。当他加盟商务印书馆后,文人加出版人的双重身份,使他同时把视野投向西学的对立面——中学一边,这同样基于“文明排外”的需要。

商务早期有过少量翻印的古书出版,为了筹备大规模古籍印行,张元济首先从善本古籍的搜集着手。刊于1909年3月《教育杂志》的他的《收买旧书广告》即为一例:

他的寓所门口钉有“收买旧书”的牌子,民国初还发生过“书包炸弹”的历险事件。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在他擘画下,藏书中的古籍善本不断增加。1926年购入蒋氏密韵楼藏书后,有股东提出异议,张元济耐心作了解释,说明购书只是进货的一种,商务的古书印行本是公司的一项营业。“书贵初刻”,这是张元济的信条之一。书籍在传抄与刻印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讹,加上历代统治者的禁毁与篡改,有些书早已不是原来面貌了。寻找善本,经过校勘,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任务已落到现代出版家的身上。“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张元济整理古籍为了“温故”,与了解西学的“知新”并不矛盾,“二者并重”才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根本途径。现代石印及珂罗版技术的发展,又为这项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

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

商务最早印行的善本古籍是1912年初出版的《影宋本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集》,借印自南京江南图书馆。1915年,又出版了原端方藏书《百衲宋本史记》,学界反映很好。

经过几年古籍资源和印刷技术的准备,1914年,张元济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影印出版了《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诗集》《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诗》《元人十种集》等5种小丛书以及其他多种珍本古籍。1916年开始又编印《涵芬楼秘笈》,以涵芬楼所藏旧抄、旧刻中零星小种而世间罕见者影印出版,至1926年共出版10集51种。1918年照相影印的傅增湘藏宋刊《百衲本资治通鉴》,印数不多,价格不菲,但销路颇好。到1919年春预约,料半纸本售去115部,连史纸本130部,毛边纸本120部,加印棉纸本20部,已“存书无多”。1919年始还陆续印行《续古逸丛书》,专收录罕见的善本古籍。上述古籍印行,为接下来大规模以影印为主的古籍出版积累了丰富经验。《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简称《衲史》)这两部大型古籍丛书开始登场。

《四部丛刊》原取名《四部举要》,收录我国古代重要的经史典籍、诸子百家代表作,以及著名学者、文人的别集,按四部分类排列。1919年至1922年完成,1926年重印,抽换了21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册数有所增加,并冠以“初编”序次。1934年出版《续编》,1935年出版《三编》,张元济原计划继续编辑《四编》《五编》,因全面抗战爆发,商务再次遭劫难,无法实现。《四部丛刊》所收底本除涵芬楼藏本外,借自各地藏书家的也很多,且都经过详尽校勘,至今为古籍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

张元济“书贵初刻”的善本观,在《四部丛刊初编》抽换初印本的一些书中最能体现。如《孝经》,初印本用影宋写本,重印本改用宋刻本;《盘洲文集》,原也用影宋写本,改用宋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原用影元写本,改用元刻本;等等。到1927年《四部丛刊》两次发行,共销出2400余部,营业收入达100万元,为企业积累贡献甚大。

《四部丛刊》原计划“史部”中的正史用殿本作底本,但殿本的错讹很多,学界早有定评。张元济决定正史与《丛刊》脱钩,另辑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1926年他从商务监理任上退休,其实“退而未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揽下古籍印行一大摊子事务,辑印《衲史》是其中之一。他的原则是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用“百衲衣”的方式印行。

1930年3月,商务刊印《衲史预约样本》,预定每年8月出书,1933年出齐。由于一二八事变,商务遭劫难,打破了原定计划。原先几乎张元济一人在校勘,为了减轻他在具体事务上的负担,1930年8月初,商务在张宅附近极司菲尔路中振坊设立校史处,由汪诒年、蒋仲茀任正副主任,配备有十一二位成员。20世纪90年代唯一健在的王绍曾先生就是其中一员。据王先生回忆,校史处备有全史的各种版本,常用的有明南北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十七史》,殿本和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单刻善本。另备有大量善本书目与题跋。校史处有两大任务,一是校勘,二是描润。“一·二八”后校史处被迫撤销,只有张元济仍坚持校勘,少数几位兼职助手配合,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

《衲史》是现代古籍整理的典范,有着无数的经验值得总结。

对通俗文学也付诸心血

张元济不仅致力于经史子集传统古籍的整理和刊印,而且对包括古佚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也付诸心血。这显然与他接受新文化的影响有关。1928年秋冬他东渡访书前,郑振铎交来一份书单,请菊老注意古佚小说。张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果然见到元至治平话五种(《武王伐纣》《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平话三国志》),中土早已失传。这些话本小说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极其重要。《平话三国志》是现存《三国演义》小说的母本,分上中下三卷。全书八万余字,图七十幅。另在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处,见到明弘治本(实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属罕见。此本与后来流传最广、号称“第一才子书”的清初毛宗岗父子修订评刻本《三国演义》比较,框架基本一致,而文字略为粗糙,诗词、赞语过于冗长。嘉靖本对于研究《三国演义》小说的演化到定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元济还亲自关心过《精忠传弹词》《光绪秘史》等通俗文艺作品的印行。前者是清代女作家周颖芳的遗著,由稿本变为印本;后者是用英文写作的清末德菱公主的作品译本,张元济都热情地推荐出版。

民族瑰宝在烽火中重见天日

1938年5月,一部沉埋数百年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惊现“孤岛”上海。

元明杂剧是继唐诗宋词以后我国文化的瑰宝。但历代统治者均视其为“词曲之末”,经史子集里是没有位置的。其年代虽近于唐宋,传本却比唐诗宋词少得多。张元济素来喜欢古本戏曲,又酷爱昆曲,曾主持过《集成曲谱》和《奢摩他室曲丛》的出版,对这批国宝的发现,怎能不动心?郑振铎为教育部购得该书,也上门向张元济磋商印行的事。张元济向来主张书贵流通,以流通来为古书“续命”。但是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已今非昔比,一面由张致函香港办事处联系影印事宜,一面由郑向教育部接洽订立借印合同。经过短时期的紧张工作,张元济看了原书后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

第一,改影印为排印。检阅全书后,他认为,原书有刻本,有抄本,抄本亦非出一手,行款各个不同,有的字迹即不清朗。若用影印,不仅毫不美观,而且为读者带来迷惘,这是其一。其二,原书经赵琦美、何煌、董其昌等多人校订,或详或略,赵校最详,略考随笔将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字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而且有的校注为蝇头细楷,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其三,原抄本多经伶工辗转传抄,讹字脱字不胜枚举。若用影印,简直误人子弟,更会招世人薄视。照书影印,省工省时;校订排印,费工费时。然而,张元济怀着出版家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毅然决然放弃前者,选择了后者。

第二,聘请王季烈担任校订。王素有曲学根底,曾编《集成曲谱》,著有《螾庐曲谈》等,当时虽居北平,又在病中,但知道校订的是也是园古本,欣然接受了张元济的邀请。仅一个月他就拟定了校例,寄回了《保成公径赴渑池会》《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校本两种。张元济看了王的校本,极为称赞,让馆中校员“奉为圭臬”。同时他建议“凡校补之词句,不论多少,拟另加一符号,似较慎重,亦不没吾兄校阅之劳”。从此,平沪两地“函牍往还,推敲入细”,两人为书的校订与出版,真是费尽了心机。

现存一批编印《孤本元明杂剧》事的来往信札、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选定孤本上张元济他们是颇花一番周折的。有些剧同名不同戏,有的同戏不同名,没有比较是无法确定的。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尽情寻觅,只能通过各私家藏书收罗曲本,以资比勘。总经理王云五时常驻香港,张元济在上海实际上主持着商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各种事务集于一身。校勘元明杂剧成了见缝插针的作为。1940年,他还不顾高龄、冒着危险独自一人赴港与王云五接洽馆务。由港返沪不久,他病倒住院动了手术,手术前他甚至留下了遗嘱……王季烈也是70多岁的病中老人,不辞辛苦为这批元明杂剧的校订做出了贡献,最后还撰写了《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一书。

1941年秋,上海处于“孤岛”最后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排印本《孤本元明杂剧》,收录“也是园旧藏”144种元明杂剧。学人闻之纷至沓来,初版350部,一销而空。沉埋数百年的民族瑰宝,在这烽火弥漫的岁月重见天日并整理出版,本身就有重大意义。

(摘自《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删节)